《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名納粹外交官之死

蔡慶樺 2019年02月12日 07:00:00

當時德國外交官們顯然對於納粹的猶太政策完全知情,而且是絕佳的執行者,是大屠殺的共犯。(柏林大屠殺紀念館/美聯社)

這裡是自由與市民、正義與反抗的城市。法蘭克福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就被封為自由城,直屬於皇帝,使法蘭克福人很早就發展出蓬勃的市民社會。而六〇年代的學運與革命世代狂潮、二戰後對納粹罪刑的最大規模起訴,以及左派恐怖組織赤軍連,皆以此處為主戰場,向上一代陳腐的價值觀提出挑戰也責問自身,深刻影響了戰後聯邦共和國的樣貌。

 

二○○三年五月十一日,曾任外交部翻譯員的瑪嘉.恆瑟勒(Marga Henseler)寫了一封措辭憤怒的信給當時的外交部長費雪。她抗議,外交部內部通訊刊物登出了一篇悼詞,頌揚紀念剛剛過世的外交官努斯萊恩(Franz Nüßlein),而此人正是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外交部也知道這件事,因為努斯萊恩曾被視為戰犯。她沒有想到,在以進步聞名的費雪率領下的外交部,竟然如此高調地哀悼一個前納粹官僚。

 

努斯萊恩是法學博士,也是納粹黨員,在第三帝國時期是高階司法官僚,曾任職帝國司法部,並在捷克的德國占領區擔任高檢署檢察官,任內執行死刑無數,以司法機器推動了納粹在占領區的治理。戰爭結束時他連夜逃走,最後還是被美軍逮捕,應捷克政府要求引渡到捷克受審。最後努斯萊恩因參與戰爭罪行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但於一九五五年提前出獄,出獄後立即加入德國外交部。

 

已經退休多年的恆瑟勒,早已不是外交部職員,但她無法坐視外交部的包庇,寄出這封措辭激烈的信。這封信並沒有被呈交給部長,在某個環節就被擋了下來。但恆瑟勒並不氣餒,反而把信寄給了總理施洛德,總理便交辦給費雪。外交部長非常震驚,下令不准再悼念這位納粹外交官,此舉引來外交部舊勢力的反彈、抗議。

 

費雪面對舊勢力反撲,決意追查到底,遂委託四位知名學者組成跨國工作小組,研究並揭露外交部在那十二年做了些什麼。

 

這個研究由馬堡大學歷史學者孔澤(Eckart Conze)主持,參與的史學家包括:弗萊(Norbert Frei,耶拿大學)、海耶斯(Peter Hayes,美國西北大學)、齊默曼(Moshe Zimmerman,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學)。最後於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發表出版成果,厚達將近九百頁的《外交部及其過往─第三帝國以及西德時期的德國外交官們》,韋斯特維勒(Guido Westerwelle)、施泰恩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以及費雪三位前後任外交部長均出席發表會。

 

外交部及其過往

 

本書一出,立刻引起外交部內外軒然大波,因為孔澤指出外交官們是希特勒極佳的助手,沒有外交官的協助,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計畫不會這麼順利。《明鏡週刊》立刻於當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刊的一期中刊出兩篇文章,一篇〈對木乃伊的攻擊〉(Angriff auf die „Mumien“)分析該書內容與外交部歷史,稱這是「一本令人不安的報告」、「專家們做出的審判是毀滅性的」;文章開頭就刊出一張照片,是一九三五年時的外交部,外牆插滿了納粹旗,非常醒目;另一篇則是對孔澤的訪談,在文中孔澤直呼外交部是「犯罪組織」(Verbrecherische Organisation)─這是紐倫堡大審中對於納粹黨下各式組織如蓋世太保、祕密警察等的定位。

 

外交部長久以來並不認為自己是納粹共犯─雖然戰後外交部中有不少人曾是納粹黨員,例如戰後第一個自民黨籍外交部長根舍爾(Hans-Dietrich Genscher),他派到北約的大使自一九三三年起就加入衝鋒隊、一九三六年起加入納粹黨。那個傳說─外交部中許多人來自貴族世家,自許為「反抗處」(ein Hort des Widerstandes),是希特勒的掣肘者─被這本書打破了,外交官們顯然對於納粹的猶太政策完全知情,而且是絕佳的執行者,是大屠殺的共犯。

 

孔澤做了詳細的考察,外交官如何做為組織的一分子系統性地參與大屠殺。例如,外交部的猶太事務顧問拉德馬赫(Franz Rademacher)在一九四一年去了一趟貝爾格勒,與駐地官員及外交官討論了策劃與執行屠殺猶太人之事,而他核銷差旅費的名目就是「清除貝爾格勒的猶太人」(die Liquidation von Juden in Belgrad)。孔澤以此例指出,猶太人滅絕政策並非僅獲得外交部部分個別官員的支持,而是一種組織性的政策運作─試想,若非獲得外交部授權,拉德馬赫如何核銷這筆費用?許多駐外官員,也在解送當地猶太人到集中營的工作上「貢獻」良多。史學家認為大屠殺雖非由外交部造成,但是外交部的合作,對於大屠殺的「暢行無阻的執行」起了決定性的助力。

 

外交部的舊勢力在關於納粹時期的自我辯護上,一個常用的說法是:「那時我們也無能為力……」,他們自嘲為「木乃伊」(Mumien),表示自己只是活死人狀態(這也是《明鏡週刊》那篇文章標題的雙關語典故),另外外交部也表示他們確實也做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反抗,但時勢如此,沒什麼人有辦法改變。然而,從《外交部及其過往》中可以看出,外交官們並非只是活死人,而是積極地參與了那一段歷史。

 

對於外交部與納粹的關係,孔澤等人並非是最早研究的,史學家德雪(Hans-Jürgen Döscher)已經分別從《第三帝國時的外交部─最終解決方案陰影下的外交》(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 Diplomatie im Schatten der Endlösung)及《陰謀的結夥─阿德諾麾下在新開端與延續之間的外交部》(Verschworene Gesellschaft: das Auswärtige Amt unter Adenauer zwischen Neubeginn und Kontinuität)兩本書奠定了研究的基調:有罪。而二○一○年這個研究持續指出了:確實有罪…

 

※本文摘自《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正義與不正義之城/作者曾派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現任職外交部。2018年獲得由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主辦之《人權新聞獎》文字及印刷組評論優異獎/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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