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公共圖書館自情人節2月14日起，將以整整一季的時間（五個月），透過檔案、攝影、書籍和紀錄片等方式，紀念美國及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發跡的關鍵事件－－石牆騷亂。50年前，發生在美國紐約市格林威治村石牆酒吧的一連串自發性暴力示威衝突，是LGBTQ歷史上的亮點，這次的展覽主題就叫做「愛與抵抗：石牆50」。

50年前，60年代的紐約，因產業升級導致的種種副作用（如失業率上升），讓市民飽受經濟問題所困，尤其誘發了高犯罪率，一座城市為此陷入迷茫而混亂。曾在那時期造訪紐約並寫下紀錄的的白先勇，對當時紐約的一段描述是：「紐約」在我心中漸漸退隱成一個遙遠的「魔都」，城門仍舊敞開，在接納許多魚貫而入的飄蕩靈魂。

那個時候的它或許真像個「魔都」，庶民生活的苦境令人憤怒、絕望，抑或走向虛無；但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我有一個夢！」，卻也是在同一時代發出巨大聲響。種族平等、女性主義、環境保護、和平反戰意識形態風起雲湧，至於同志平權濫觴的石牆騷亂，原本只是一群社會運動者帶頭高舉同性戀解放旗幟，竟一路外溢感染成了促使美國民族蛻變的劃時代運動。

甫出版，張鐵志的新書《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註更多作者是1972年出生的天秤座。大一第一天掙扎著要做文藝青年還是抗議青年，此後人生為這兩條軸線所交織。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未完成，決心回台從事寫作與媒體工作。媒體經歷曾任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創刊總主筆、《報導者》總主筆、網路政策節目《政問》主編與主持、《數位時代》首席顧問。現任職於文化總會並兼任《Fountain新活水》總編輯／印刻出版，正是以半世紀前的紐約百態為經緯，如其書介所示，那是個混亂卻迷人的時代－「從萌芽的理想主義，歷經搖滾與嬉皮；憤怒與絕望蔓延，暴力奪權；最終新的革命種子灑下，十年長河，60年代的世界觀。」

儘管書裡講述的是50多年前，距離台灣上萬公里外的紐約，我們竟不難從一個曾經頹圮而又激昂的城市，察覺出它對我們今日處境的原理重現。更別說台灣還有過一整代人（恐怕直到今天也是）的思維理路，即直接或間接受到當時紐約氛圍的深厚影響。

就像《想像力的革命》提及了休倫港宣言－「我們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我們在舒適中成長，在大學就讀，但是卻不安地凝視著這個環繞我們的世界。」這段話可見的心理成因，不正是－「50年代的美國正在享受二次大戰後的和平與富裕。那是一個美國夢的黃金時代：他們（白人們）相信努力就可以獲得房子、車子、金錢。」－－結果，之後年輕人遇到的情況卻不再是這樣。再者，「新成形的冷戰加上核武威脅令人坐立難安；南方黑人用鮮血和生命揭發了美國做為一個『生而平等』國家的虛偽…」這一段話，更動些主詞、受詞照樣照句，換上台灣某些面貌難道不也適用？

另方面，以今天21世紀理智的目光，抱持平等的真義，回望書中陳述當年金恩博士的事蹟和從他口中傳遞出的字句，他當然是位引領眾人邁向新時代的英雄。因為「50年代中期開始，勇敢的黑色靈魂坐上不讓他們坐的巴士、走進不讓他們去的學校，踏進不讓他們用餐的餐廳，用他們的身體進行一場又一場抗爭、靜坐、遊行。另一方面，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南方州政府的公權力以各種暴力來反制、毆打民權運動者，焚燒黑人教堂，還有警察的逮捕和拘禁，以及不時的謀殺…」這些那些，不正因為金恩的挺身而出，才創造了予之改觀的可能。

但今天我們以為金恩說的無非理所當然，他卻遭逢過反對者無數暴力攻擊，炸彈、霰彈槍、刺刀不一而足，莫名攻訐行徑唯一能解釋的，就是金恩真的讓不少人恨之入骨，這其中還包括一封匿名指控他有婚外情，意欲毀滅他人格的黑函。

只是，50年後，當我們信步曼哈頓中央公園，流連上城、中城、下城，擠搭忙碌嘈雜的地鐵，和人種各異的居民、旅人共同享用或忍受這座城市的光鮮與無奈，假若重返60年代紐約現場，誰會不以為那些打擊金恩之舉，是何等荒謬和不可思議。偏偏，令人惴惴不安之處，在於如果你把金恩拉回到今天現實的台灣，我們竟不敢保證，不會有至少等量的一群人和當初的紐約客一樣，是站在帶著恨意追打金恩的一方。行諸暴力的行為略有修飾，或者換成了省下拳腳力氣的假新聞、假消息，乃至自居意見領袖公然顛倒黑白，潛伏在內的暴力本質倒是不相上下。

近年來，我們同樣也面臨了彼此道德觀、價值觀和政治信仰間，那頑固和與鬆弛拉鋸所造成的緊張狀態。但願半世紀後，回溯今朝，我們不會也為了那些怨懟覺得悲哀可笑。

至於《想像力的革命》章節其中一段：

民主的真諦不應該只是一套投票的程序，而是在於能夠主宰自己心靈的人的日常生活實踐…更進一步來說，民主不能只是政治場域中的選舉，而必須落實在社區、工作和外交政策領域的參與。在這觀念背後是對人類能力的堅強信念，期待個人成為更自主但也彼此互賴的主體，社群能成為一個更具公民性的社會…

「民主」，看似足堪跨世紀費心深入研議，畢竟60年代的紐約確實為我們留下不少這方面的課題，何況台灣這方面資歷也真的不過才稍微遠離毛胚階段。現下，很多人卻又可能為著鄰近強權（極權）躍升，直接對優化民主失去耐性。於是，一方面政治上的選擇看似反建制，偏好非典型、非主流政治人物，結果，我們竟又比任何時期都更傾向將這些崛起之秀肉麻地吹捧成新型態父權領導。

浸淫21世紀的大蘋果，藉《想像力的革命》彷彿遠眺隔岸60年代的紐約，此間錯縱的是眼前台灣陣陣喧囂。似是可再以書中一段襯之：

在50年代以《權力菁英》等著作影響深遠的米爾斯在 1960 年發表一篇〈給新左派的一封信〉，批判美國的權力菁英，感嘆美國的公民已經變成「傻笑的機器人」(cheer robots)，傑弗遜式的民主已經變成遙遠的童話。他期待「群眾社會」(mass society)中的個人可以轉變為公民，培養出「自由和具有知識的公眾」(a free and knowledgeable public)，一起把公共帶回來，重新建立民主。他相信，激進主義的未來不在無產階級身上，而是在年輕的知識分子肩頭上。「安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們要再次動起來。」這是一個迷人的召喚手勢，也是一個預示未來的洞見 …

「世界崩塌，然後重建。」可為60年代紐約註解之一。事實可證，今天一旦親至紐約，你將發現他予任何旅人的回饋即是，沒有一座城市應該是「魔都」，當然，也不會有任何一座島嶼真會是座「鬼島」，至於左右它升沉的轉折，正是靠著一群人「想像力的革命」。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