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以說不》（「NO」と言える日本）。1989年，SONY創立人盛田昭夫和時任運輸大臣石原慎太郎出版這本書，內容無可否認回應當時對日本施壓的美國。不過，這似乎未能阻止大和的衰退，「失落的xx年」隨之而來，日本的人類發展指數則由世界第一跌至2018年的第十九。當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面對美國的步步進逼，回首看來，確實有點螳臂擋車的影子。

日本高速增長惹起美國打壓的前例

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上月在一個記者會被問及近期日本經濟有復蘇跡象時表示，這是源於美國的貿易對手自冷戰結束後終於從日本轉移至中國所致。話中有話，反映美國對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不見得友善，甚至視之為強大的貿易對手。

不過，美國對日本的不滿可追溯至更早的日子。二戰完結後未幾就爆發韓戰，冷戰展開，美國對位於東亞的戰敗國日本之經濟政策亦為之一變，成為了日本重新連結國際社會、經濟復興的端倪。之後，日本的經濟引擎全開，出現高速增長的情況，卻開始引起白宮的警惕。以鋼鐵業為例，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中葉就開始大幅超過美國的市占率。隨著日本工業漸趨成熟，汽車及其他電子工業在國際市場大放異采，美國誠然很難對此無動於衷，也埋下了華府決意打擊日本的伏線。

主要鋼鐵出口國之市占率（資料來源：戸田弘元，《現代世界鉄鋼業論》，圖表由筆者整理）

其中一個在「失落時期」廣受討論的是美國逼使日圓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前葉，由於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因而享有1美元兌360日圓固定匯率的出口優勢。不過，1971年尼克遜總統宣布經濟新，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戰後國際經濟體制隨之變遷。先是同年的《史密森學會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十個先進國家協定1美元變為兌308日圓的固定匯率（日圓升值16.88%），再過兩年日本就跟隨大多歐洲國家轉為匯率浮動制。不過，由於日本汲取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 ~ 1974）的教訓，恰當的進行產業結構轉型，把更多資源轉到家電、汽車、半導體的生產，加上日本產品具保證，順利渡過了這次的日圓升值潮。

美國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趨勢。1983年，美國開始要求日本改變經濟架構。日圓——美元委員會（全名為Working Group of Joint Japan-U.S. Ad Hoc Group on Yen/Dollar Exchange Rate, Financial and Capital Market Issues，可見美國針對的不只是匯率問題，但同時反映是焦點之一），並提出日圓偏低、金融和資本市場未夠自由等不滿，要日本作出多項政策的變動，而日本也在兩年間（1984 ~ 1985）迅速跟進。接續，美國對日本重申「美國對日貿易赤字不利世界經濟穩定」，造就了1985年9月22日G5（美日英法德）簽署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時任美國商務官員表明「美國要回復國際競爭力，美元起碼要貶值25%（則1美元兌180圓）」 註更多岡本勉著，《1985年の無条件降伏 プラザ合意とバブル》（東京都：光明社，2018），頁78。，四國開始在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結果一週之內日圓就升值了超過10%，也導致日本出口數據在翌年已出現大幅下滑的現象，日本的經濟因而從依賴外需轉為內需主導。不過，日圓升值不單使海外投資額急增，形成國內產業空洞化的窘境，更推高了國內的地價、股價等，引起國內的借貸和投機熱潮，形成泡沫經濟，響起後來的「失落」之前奏。

日本開始轉用匯率浮動制後的年度日圓兌美元匯率平均值，可見《廣場協議》簽訂後的1986年日圓急速升值（圖表由筆者整理）。

可是，就算日本經濟增長在上世紀90年代漸轉緩和，美國仍然沒有對日本手下留情。老布希政府就與日方舉行過四次關於《日美構造協議》（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的商討。柯林頓履任後，對日強硬路線更明顯 註更多榊原英資著，《「経済交渉」から読み解く日米戦後史の真実》（東京都：詩想社，2018），頁134至136。，甚至衍生了兩國之間每年都有一份《改革要求報告》（The U.S.-Japan Regulatory Reform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itiative，2009年廢除）。這份報告首年出爐的1994年，日本文化研究學者關岡英之稱之為「日本不能說『不』」（拒否できない日本）的元年。「失落」的首十年「基礎」，剛巧就是老布希和柯林頓合起來的任期。

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能說「不」

麻生太郎所言非虛。事實上，直到歐巴馬退任前，美國對日本仍時有批評。譬如2016時任財政部長路傑克（Jack Lew）就重提日本政府使日圓貶值的做法會阻礙其轉向依重內需，當時安倍晉三的經濟顧問濱田宏一也提醒執意干預匯率會嚴重影響美日關係。固然，日本近三十年的經濟窘境並非單純的匯率問題，也有種種內政因素如人口老化，但無可否認美國的介入是日本未能更上一層樓的主因。

雖說美國當下把槍口轉向中國，卻不意味華府完全放下日本不管。川普上台之後，日本間中就出現在這位總統嘴邊。上年9月《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弗利曼（James Freeman）就曾暗示川普似乎很不滿日本。及至美中在12月阿根廷G20峰會後「休戰」九十日，傳媒似乎忘記了日美也準備就日美貨物貿易協定（TAG）商談。6月大阪將舉行G20峰會，川普很大機會與安倍見面，日本應對時間著實不多。

日本二戰後的經濟成長率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爆破後就急速下降。（資料來源：Ken Saito，《圖說日本大事記》，圖表由筆者整理）

於是，當輿論出現對美中貿易談判抱樂觀的觀點時，問題就來了：如果日本只是因為威脅到美國的全球貿易地位已下場悲壯，甚或到現在也難逃陰霾，我們為何有理由相信美國會對威脅到自己經濟、科技甚或大國地位的中國手下留情，或相信會有雙贏局面的可能？

「休戰」九十日迄今，中美仍未有達至明確的共識。美方最高貿易談判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早前已表示雙方有嚴重的分歧，這當然不會令人意外。其實，對美中對陣樂觀觀點雖則常見，但理據疙瘩不少，起碼有二，一是誇大中國的實力，二是幻想兩國只存在貿易問題。

這裏無意輕視中國市場之大，然而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否有堅固的底蘊？中國與日本不同，其製品沒有後者的質素，成本一旦上升，競爭力必然慘不忍睹。美國對中國出口加徵關稅25%雖未正式落實，但不少商家已準備部分甚至全面撤出中國。就算留在中國者，也提高了自動化的比率，顯然會對中國就業市場帶來沉重打擊。當然，短期而言，中國的製造業仍有一定優勢，因為其配套仍較東南亞的新興國家好。然而，隨著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逐漸掌握技術和政策，離開中國的廠房肯定會大幅增加。從美國對待日本的經驗來看，美國對付潛在的貿易對手根本不急於一時，甚至會出現橫跨幾任總統任期的消耗戰。恐嚇加徵關稅效果顯著，但不會是一槍了結。是以，覺得美國急於與中國修好關係的想法未免毫無根據。要求中國改變政治結構的做法，其實與之往要求日本調整經濟架構的做法有幾分相似，不可能在一、兩年就會看到結果，也是另一個表明美國沒打算一下子壓毀北京的佐證。

另一個需要考量的兩國軍事實力差距。人類歷史尤其「大航海時代」已證明：軍力是維持一個大國貿易體系制高點的必要手段。美軍基地遍佈全球，明顯是延續帝國主義的信條：「唯有實力才是國際關係中表達意志的手段。」（池田大作語）日本國防基本上依靠駐日美軍（北至北海道，南至沖繩，全國共有78個美軍專用區域，占地超過2億6000萬平方米 註更多今がわかる時代がわかる 日本地図 2019年版（東京都：成美堂，2019），頁48-49。），這點令日本與美國進行交涉時處於極大的劣勢。中國雖然沒有美國駐軍，但基於美軍和解放軍的實力相去懸殊，中國根本沒有硬實力作為要求美國讓步的籌碼，所以情況不見得比日本理想很多。

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中美角力不是單純的貿易爭議。美日貿易問題固然觸及國際社會政治權力分布的議題（經濟和政治話語權分不開），但日本當時並沒對外推廣「大和特色」政經體系的野心，此顯然是美日貿易摩擦和美中新冷戰最大的分別。亦所以，以為中國一擲千金購入大量美國貨物就能緩和兩國關係，又或達成幾次商貿協議就能和平了事，絕對是天方夜譚。美國對作為盟國的日本並沒有「偏私」，透過數十年的施壓把日本原有的競爭力慢慢消磨，何況中國不單在貿易層面上威脅華盛頓，自然引起美國更大的戒心，華府和盟友必然會對之制定更不留情面的策略和部署以折磨這個對手。在沒有出現能取代中國的對手前，美國定會用盡方法打擊中國，使其日漸失去自改革開放以來累積四十年的國際影響力。這對本身經濟實力已大不如前的中國來說（經濟增長數據不可信路人皆知），實在是雪上加霜。

※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