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航機師罷工歷時160多個小時終於落幕，先不論各方代表談判過程中的表現優劣，勞、資雙方所行使的權利皆為合法應是社會先建立的共識。回看2016年6月底，華航空服員發起的罷工行動，除了規模罕見外，與此次機師罷工同樣是由「職業工會」所主導，且一改過去「職業工會」相對溫馴的形象。

先後兩場的罷工行動都取得了成果，但也加深了「職業工會」與「企業工會」的分歧和「勞工對抗勞工」的情況。

追根究柢，台灣的工會始終與西方社會和韓國不同，也與傳統認知的「工會」型態有所差異。《工會法》修法後，明訂勞工可組織三種工會：企業工會、產業工會和職業工會。三種工會各自具有不同的條件門檻和適用身份，單一勞工也可身兼多個工會會員，也就是所謂「複數工會」。

台灣工會組織起源於戰後國民黨政府對台灣實施的威權統治。在當時的政治經濟脈絡之下，作為一個在地方上缺乏組織的「外來政權」，尚未接上「地氣」，以致於非得透過高壓管控工會才得以在社會進行動員，捍衛其統治正當性，但也間接造成了台灣與他國工會型態的差異。

台灣的工運參與者，總是會羨慕南韓人的團結。台、韓兩國在二戰之後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也幾乎是同一個模板——兩者都是在美國的經援、技術移轉、開放市場的幫助之下，並且在威權統治時期達成高度經濟成長，與鄰近的香港和新加坡併稱為「亞洲四小龍」。

然而南韓工會表現出的是台灣工會缺乏的「戰鬥力」、整齊劃一的行動、高強度的動員能力，以及在集會場合上一口同聲唱著《獻給你的進行曲》時那種熱血沸騰的氛圍，當中一部分得歸功於朝鮮人的「民族性」，但更多可以爬梳的是他們工會的發展歷程。

南韓早年發展工業時與台灣同樣採取國家干預經濟的形式，但是跟台灣經濟主體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最不同的是，南韓的經濟是以「大企業」為支撐。

上個世紀6、70年代朴正熙主政時期，大幅修改南韓的《工會法》，收緊勞工權益。後來南韓經濟起飛，為了不讓工資升高削弱工業生產能力，南韓選擇以壓迫工人來保持低廉工資，其後繼者全斗煥所採取的勞工政策更是嚴厲。在這段時期，南韓的勞工基本上無法在體制裡抒發壓力，只能靠罷工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也因此在南韓，勞動權很早就獲得社會的認同。

長期以來，台灣工會發展受到國家法令重重控管，導致台灣走向「企業內單一工會」的體制。隨著台灣公民社會抬頭，新世代勞動者的勞動意識提升，這種為了政治控制而非集體協商的發展方向，是該徹底改變了。即使2011年集體勞動三法修正後，開啟了「企業外產職業工會」的萌芽空間，要扭轉台灣過往高度政治化的工會架構，還有待更多制度與觀念的突破。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