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國兩制」終結 下一站-台灣

無妄齋 2019年02月27日 07:00:00

大灣區確立以後,中國直接參與香港事務,不再僅止於經貿合作,而是遍及所有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美聯社)

「一國兩制」的終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清‧孔尚任《桃花扇》

 

若說2014年中共推出《「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常委通過「831決定」,諭示香港司法獨立、「高度自治」及「民主真普選」的幻滅,雨傘革命後香港政府全面的政治及司法清算,由取消選舉資格到以《社團條例》取締政黨組織,致使反對建制的議會與民間力量土崩瓦解,那麼近日面世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則正式宣告「一國兩制」壽終正寢。

 

主權移交後,港人未如中共所願地徹底「民心回歸」,反而在2003-04年的七一遊行及2014年的雨傘革命,分別達到反對派抵制中央干預本地政治的兩次高峰。經略香港連番受挫,中共高層終於意識到問題所在:純粹的經濟實惠,無法完全收買民心;政制改革之所以失敗,源自「一國兩制」底下仍保留一定程度的獨立運作體制。於是,就有了「粵港澳大灣區」的舖排。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危機後,中共為安撫日漸背離的香港民心,以扶持經濟為由推出「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及極具爭議的「港澳自由行」,而「泛珠三角」(又稱「9+2」)就是以CEPA為基礎的一系列區域合作,內容以經貿為主;2009年的「宜居灣區」計畫,進一步將珠三角城市視作共同生活圈,從地文水文、交通網絡、文化與公共空間、公營服務以至城鄉發展,一並納入規畫與基礎建設的考慮,列明城市的各自分工,可謂今天大灣區雛型。

 

除了循規畫角度質疑香港會否陷入盲目計畫經濟及發展主義,亦存在殖民式文化侵蝕之隱憂:生活圈內市民流徙與內化,淡化磨滅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本土共同價值,與中共建制抗衡的反對力量將急遽消退。上年中國推行「港澳臺居民居住證」後,臺灣朝野認定此舉模糊主權國籍的界線,可見一斑。

 

「一法度,書同文,車同軌」

 

就在2017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寄於新任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寸丹心惟報國」、中共十九大報告內矢言香港須肩負「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後,同年12月國家發改委與香港政府簽訂支持香港參與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安排》,以及2018年兩會其間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籌畫灣區發展綱要,是為推進大灣區的前奏。

 

就在習近平修憲將「新時代思想」寫進憲法建立個人崇拜、取消任期制「定於一尊」的同時,香港被納入大灣區共同發展悄然升格為具體的國家戰略規畫,成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員,有異於胡錦濤在十八大提出曖昧不清的「有機結合」。

 

大灣區確立以後,中國直接參與香港事務,不再僅止於經貿合作,而是遍及科技、教育、醫療、就業、置業、養老,甚至人材培養及專業資格認證的「互聯互通」等關鍵範疇。澳門當局稱將爭取澳人與中國居民同等待遇,香港自然也不甘後人,積極研究結合公共服務與一證通行的「大灣區一卡通」。

 

言下之意,中國對港澳等特別行政區正深入腹地,逐步擴展至經濟社會協同治理,由產業外延至就業到生活,從標準認證至司法體制,最終融合為沒有明顯領域界限、規章制度分野的一體化社會。

 

「一國」不再「兩制」

 

在1997年以前中國對港的政治操作,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到成立臨時立法會,於中共眼中是殘缺不全的。加上受限於「一國兩制」,起初施以懷柔必須傾向「兩制」,強調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中央角色僅表現在駐港機構的聯絡協調。

 

與此同時,中共從以下三方面透過不同形式,鑲嵌治理(Embeddedness):



一、地域,如京港滬港川港

 

二、要素,諸如資本、人才、管理、規則等,舉例有接連粵港的前海、橫琴、南沙自貿區

 

三、土地與制度,透過中國和香港政府共用一片土地,實行一方或多方治理,例如深圳灣、深港河套、西九龍高鐵站的「一地兩檢

 

但在中央政府宣導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前提下,中國對香港顯然不滿足於「規畫香港」的微小目標,更需要由上述零散的嵌入治理模式整合出完整統一的規則制度,破除「兩制」的束縛桎梏,以大灣區充當「全局治理」的試驗場地 — 即《「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把過往「兩制」迅速切換為「一國」治理。

 

如此一來,主管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副總理韓正,也就不需再猶抱琵琶半遮面,以中聯辦、港澳辦過問特區政事以至操縱立法會選舉的間接手段,苦於經營西環、金鐘的政治雙頭馬車,大方改為以「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徹底架空地方政府的權柄。

 

下一站:臺灣

 

當香港與國家治理合一,「一國兩制」自然不再是單純的自治或獨立治理體系,而必須由中共維持自上而下的全面管治,重心由外向自洽退化為內向融合,富有中國特色的一體化、多元開放兼資 — 就像中共一黨專政卵翼下所謂的「八大民主黨派」。

 

無獨有偶,習近平於《告臺灣同胞書》40週年致辭,申明「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有生之年收復臺灣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霸業,也是維繫中共執政正當性的續命丹。

 

野心勃勃的他提出兩岸統一具體方案,從經濟到民生接軌,以至找出攻克臺灣的橋頭堡:金門、馬祖試行互通,字裏行間透露著手制度過渡安排 — 這次可不是談「兩岸和平」,而是侵吞臺灣後實施「一國兩制」,進而扼緊地方政府的經濟民生命脈。粵港澳大灣區的政治實驗,自然適用於擬定「臺灣方案」,克服制度差異的難題。

 

大灣區中期目標定於2022年,並在2035年完成 ,按習氏提出「中國夢」兩個百年願景,正好與初步現代化的時限相符,亦切合外界評估中共攻略臺灣的時間範圍。一旦中共大計得售,香港資源慘遭剝削以補中國之不足、有限的民主自由消失殆盡的命運,必將重現於被統一的臺灣身上,在遭到全面管治後,喪失珍貴的民主理念與國家主權,淪為喪家之犬。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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