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不過是全美境內其中一間二十四小時制的托兒所。光是在紐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同一個街區上，還有另一間同樣提供過夜服務的托兒所「小寶貝」（Little Blessings）。在我拜訪這裡的整個星期期間，小寶貝和迪斯被布置成猶如動漫大會的現場，用巨大的卡通人物朵拉、蜘蛛人和五彩斑斕的燈光，企圖贏取孩子的芳心。

相較之下，有些全天候的托兒所則會以父母作為爭取認同的重點，取一些充滿雄心壯志的名字，像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成功兒童二十四小時培育中心」（Success Kidz 24 Hour Enrichment Center）， 以及賭城的「 完美兒童發展中心」（Tip Top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或「五星級托兒所」（Five Star Sitters）。

不正常工時的代價

此類行業的蓬勃發展，反映美國職場生活的劇變。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的工作天數不斷增加，工時更是難以預測。此點尤其反應了廿一世紀全天候制商業環境的實況：無論是數位經濟或自由工作（freelance）、零工（gig）經濟、以及無法跟上經濟成長腳步的薪資停滯，顯示了即便在低通膨的時代下，美國人民的薪水依舊未能趕上支出。二十四小時制托兒所的崛起，也反映出美國工會的無能，以及企業極端的工作排程已經打破了員工一直以來遵循的工作天數與時數。使用「無能」兩字，絕非誇大其詞。在一九六○年代，有三○％的美國人加入工會；反觀現在，在所有工作人口中，僅有一一％的人加入工會，私人部門內更只有七％的員工為工會成員。在美國選民眼中，工會已經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和歡迎度。

根據二○○四年的統計，有近四○％的美國民眾有過異常的工作體驗──如果所謂的正常是如過去每天工作八小時為標準的話（連此一標準放在現在來看，也有如神話）。美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也指出，有九％的日托中心現在也提供夜間或週末照顧的服務，此數量已經多到足以濃縮成一篇趨勢專題報導。此外，在必須照顧年齡為六歲以下兒童的婦女中，有近六成（六四．二％）的人需要工作，而在照顧低齡兒童的職業媽媽中，有近兩成的婦女只能找到時薪十．五美元的低薪工作。要想負擔托兒所的費用，她們就必須賺得更多。

當前多數美國成人的每週工作時數為四十七小時。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們，對於此種不合理的工作時數，往往更沒有權力說不。有些雇主為了減少員工「無所事事」的時間以精簡開銷，甚至屏棄人工管理的辦法，使用數據與演算法來決定工作時程。因此這些人就算想說不，也沒有人類對象可申訴。這些軟體根本不在乎工作排程是否會結束在深夜，是否會徹底撕裂員工的家庭生活，像是讓他們無法趕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覺，或因為要上超早的班而沒能替孩子準備早餐等。

極限托兒所的存在，點出這個國家的工作時間是多麼地奸詐、且全然荒謬。我們現在居然需要二十四小時的托兒所。是的，極限托兒所反映出那些要求我們應該要投注在工作上的時間量，正在壓迫我們。
 

可獲得高薪但必須工作到晚上的工作，或許能讓這些父母請得起一、兩位保姆，或雙親中的其中一人可以待在家照顧孩子。但對於那些需要依賴迪斯托兒所的家長而言，他們負擔不了這樣的奢侈。舉例來說，必須獨立撫養伊薇特和黛安娜的單親媽媽瑪麗蘇，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的時候，必須去超市工作，緊接著下午六點到十點的時段中，還要去家飾建材量販店家得寶（Home Depot）上班，每週必須工作六天。

在這兩個上班時段裡，兩個女兒會待在迪斯托兒所，而下午兩點半到五點半的休息時刻，她會去陪她們。「第一份工作每週只要工作二十九個小時，因此我又找了第二份工作，畢竟我無法負擔托兒所的費用。為了生存，我必須賺更多錢，」這名帶著眼鏡、頭髮整齊紮起來的年輕媽媽瑪麗蘇這麼說道。她在四歲那年，從墨西哥來到美國。瑪麗蘇這兩份工作的每週工作時數分別為二十九個小時。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如果員工的工作時數超過三十個小時，依法律規定雇主就需要提供醫療保險。（二○一三年至二○一五年間每週工作時數低於三十小時的兼差工作數量上升、工作時數超過三十小時的工作數量卻下降的情況，並不令人意外。）

※本文摘自《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第3章－極限托兒所：高壓工作環境的沉重代價／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現居紐約，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並於2010年成為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Nieman Fellow）。目前擔任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HRP）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