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在人類歷史裡從不是罕見的事。人類邁開步伐時常常血跡斑斑，戰爭、征服殖民地、遂行統治意志、宗教爭戰、以大欺小、少數統治多數.....等等眾多原因理由。最近剛被法國列為紀念日的是1915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而土耳其政府依然不承認這件駭人的種族滅絕行動。這是一件由信仰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土耳其政府對其轄下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進行的種族屠殺。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也發生殘酷的南京大屠殺。

二二八紀念日前兩天的一場台北晚宴裡，圍繞在餐桌上的賓客來自不同的文化、歷史記憶和政黨，構築出一段相當精彩的對話。首先必須好好介紹與談人，女主人是一個我前不久在友人餐會中偶遇的國民黨人，男主人年事已高，人卻帥氣依舊，同桌有一位與男主人一起出生在廣州共穿過同一條尿布的好友，他們倆都自稱是「半山」的台灣人，他們的父親在日本時代到中國求學，娶廣州姑娘，精通中文，當然是國民黨人和官宦之家。

另一位目前經商的嘉義人，是與男主人相識近五十年，一路受他提拔，曾經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當時蔣經國是主任。他帶著太太與一位美麗正在讀大學的女兒一起出席。男主人的旁邊坐著他最近手術的救命恩人，一位本省人，讀高雄中學，為了念國防醫學院得找上王家驥校長幫忙作保證人，才得以入學。再過來是一對年輕夫婦，太太是電視主播，應該是外省二代，先生是歌劇的愛好者。我的右邊是一位太太，她先生是施先生在國民黨裡最好的朋友，也是酒友，施先生自承是他的手下敗將，他喝酒從不喝水也不喝湯，他吃飯只吃肉不吃菜，他只聽京劇拒絕其他音樂，十足是個死硬派。

晚餐從一桌精緻可口的涼菜開始，女主人不斷囑咐：「涼菜沒吃完，不上熱菜喲。」催促著大家動筷子。接著上了第一道熱菜「螺肉蒜」，女主人說：「這是我第一次作，你們嚐嚐，我前不久到My灶吃到的，找到主廚問清楚怎麼做，一定要到迪化街買日本進口的螺肉，然後我又改良了一下。你們覺得如何？」螺肉蒜一道地的台灣酒家菜，對本省人來說是一種傳統味，對外省人來說是新鮮的玩意。

觥籌交錯，我正夾起一大塊魯得通透的白蘿蔔咬下去，是日本來的大蘿蔔才有的好滋味，女主人也趕快強調蘿蔔牛肉的精彩在蘿蔔不在牛肉，然後她放下酒杯，抬起頭雙眼直視我先生說：

「施先生，冒眛請教，您一生受了那麼多苦，如果您的生命可以重來一次，請問你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嗎？」

施先生吞下口中正在咀嚼的佳餚，放下筷子稍向後靠：「如果我不是生而為殖民地的子民，如果我不曾在二次大戰美軍空襲台灣時躲過防空洞，如果我不是親眼目睹高雄火車站前的二八八大屠殺，如果我不曾看過白色恐怖的濫肆逮捕.....我應該不會是今天的我，我可能會是個詩人、作家、生物學家、哲學家或放蕩不羈的嬉皮反戰份子......，二二八大屠殺的時候，我家就在高雄火車站正對面，我從門縫裡看到了軍隊無情的掃射，高雄中學、工業學校和水產學校的學生英勇的反抗，一個倒下一個繼續往前…」我先生頓了一下：「因為我碰到了，我看到了，所以我的一生只能有這種選擇，我必須做下去。」

這時，坐在施先生身旁的半山朋友加入談話：「你怎麼記得那麼清楚！你當時應該才六歲吧。我可以補充一下，我當時也住在高雄火車站附近，我13歲。我住在高雄中學對面，高雄旅社的旁邊一幢日本房子，因為先父被派到高雄工作。日本人當時把台灣規劃的很好，五州兩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和高雄州，以及東部的兩廳，花蓮廳和台東廳。國民黨來了以後，改成16縣市，現在又改回六都，實際上就是大致回復日本人當時的規劃。當時國民政府有個規定，不可以派當地的人去當地工作，所以先父是台中州的人，就奉派到高雄。二二八的時候，我親眼看見，高雄火車站地下道裡面，血淹到這麼深」

他用雙手比了一下，繼續說：「日本人蓋的地下道，牆上鋪上白色的磁磚，整齊漂亮，二二八的時候，血濺的到處都是，很恐怖。」坐在我旁邊的死硬派外省太太充滿驚恐地對我說：「怎麼可能？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我低聲地答覆她：「每一個遇到這種事的人，都會驚呼怎麼可能？怎麼可能，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心情，跟你現在一樣。」

女主人的眼光掃向我：「那天你提到林義雄家的血案跟二二八的關係，你可以再說一遍嗎？我回家後不知該如何轉述給我先生，我不會說。」

我吞了吞口水，這說來話長：「就像我們剛剛聽到的，然而二二八大屠殺不只在高雄，是一個全島性的、全面性的事件，是很典型的「暴政—抗暴—鎮暴」三部曲。二戰後，國民政府軍隊來，日本人走，從1945年到1947年不到兩年間，由於中國與台灣現代化、文化和語言的落差很大，發生許多社會衝突。比如中國兵看台灣人家裡有自來水，便去水電行買一個水龍頭往牆上一插，想像這樣就會有自來水，水沒來，一怒之下端著槍回水電行理論，認為老闆坑了他，詐騙他，兩個人語言不通，場面可以想見很可怕。」

兩位半山的朋友點點頭，他們待過中國，他們知道兩岸當時的落差。見證過高雄火車站大屠殺的那位朋友接著說：「剛剛光復的時候，台灣人都歡天喜地迎接祖國，可是到碼頭迎接軍隊時，確實被嚇到，軍隊衣衫不整灰頭土臉，居然穿草鞋，背著臉盆鍋子，挑著扁擔，完全不像打勝戰的軍隊！這些軍人走在街上見了女孩子就調戲，看見雞肉拿了就直接吃，隨地亂吐痰，一點規矩也沒有，台灣人很受不了。」

「國民黨軍隊像樣的都派去打共匪了，不過，打到那個時候，像樣的軍隊也被共匪打的亂七八糟不像話了。」死硬派國民黨人接著說。

「總之，二二八不是一件發生在2月27日延平北路七段緝私煙死了人，引發社會衝突而已，那只是導火線。而是戰後兩年以來，國民黨軍紀的敗壞，政府的貪腐，權力集中在少數外省人手上，台籍人士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1946年的憲法通過後，台灣有一群菁英渴望立即實施憲政，立即開放縣市長民選。二二八在台北的衝突透過佔領廣播電台傳到全台灣，全台灣各地都有學生和民眾起義，在火車站發表演講，包圍公家機關、警察局，組織自衛隊維持秩序。接著是地方民意代表、菁英和仕紳出面成立處理委員會，進去與當局和軍隊談判，結果卻是遭到全面的大屠殺，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把軍隊開進高雄市區進行無差別掃射，國民黨軍隊從基隆登陸後，從基隆一路掃射進台北。我父親說基隆屍體太多，只好用鐵絲穿過手掌，一串串人丟進河裡。」

我喘一口氣繼續說：「這些記憶深深埋在台灣人的心底，可是外省人，除了核心的統治者，大多數的外省人一概不知。我驚覺到這一點，是因為姚立明有一天來家裡晚餐，他聽我們斬釘截鐵地說國民黨殺了林義雄全家，國民黨殺了陳文成。他反問我們案子都沒破，你們為什麼如此確定？我回覆他，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後，12月13日就大逮補，施明德住在林義雄家的樓上公寓，逮補那天清晨，陳菊和呂秀蓮都借住施明德家，警察來敲門時，她們選擇跳下去林義雄家，施明德一人跳上屋頂逃走了，從此所有相關人士的地方都有來自三個機構的人24小時看守，也互相監視，分別是管區警察、調查局和警備總部，在這樣嚴密的監視之下，哪有可能有任何人可以進入林義雄家裡，殺害一個奶奶和三名小孩，卻無聲無息，無影無蹤，還破不了案？

何況國民黨選擇在二二八殺林家祖孫，根本是要警告台灣人，你們再反抗，就該被殺。姚立明當時異常驚訝，再次確認林宅血案真是發生在二二八嗎？他當場打包票說百分之九十的外省人都不知道當天是二二八。二二八這個禁忌，這個痛，所有的台灣人都懂。二二八是全台灣都死傷慘重，為了恫嚇台灣人，都是公開在火車站槍決菁英，只要是台灣人，都有家人、朋友、師長或朋友的朋友受難，再不然也經驗過長輩詭異地談論二二八。接下來二二八成為白色恐怖之下最大的政治禁忌，是台灣人心裡的恐懼與痛。外省人對這段歷史無感。所以當國民黨再次「二二八」，台灣人痛，台灣人懂，外省人依舊無感，外省人免疫，只當他是一般命案。陳文成命案也是一樣。」

這時，那位見證過高雄二二八的半山朋友又說：「關於陳文成命案，我可以補充，我當年做監委時，曾調查過陳文成案子，那已經是命案發生後20多年，我的結案報告只能說『此案未破』。這案子有許多疑點，第一、警備總部抓人，放人時怎麼可能把人帶到樓下，然後此人經過偵訊後，怎麼可能到了家門口，不上樓跟太太報平安，就一人離開去台大？太不合情理。第二、陳文成被陳屍在一棟大樓旁的水溝旁，這實在太不專業了。根據物理原理，陳文成若是從五樓跳樓自殺，不可能陳屍在大樓旁，理應符合一個拋物線原理才對。」我先生接著說：「我跟你看法相同。抓人容易放人難，我了解國民黨放人只有兩種模式，一種請家人來領回，第二種把人送回家交給家人簽收。不可能把人送到樓下就走人。所以，鄧維祥說陳文成沒回家跑去找他，正好證明鄧維祥是警總的線民。所以當時，我在綠島為陳文成絕食一個月。」對呀，難怪警備總部徐梅鄰曾說：鄧維祥是一位愛護鄉土，愛護國家的社會公正人士！

「應該是被警備總部失手弄死了。」半山朋友說。

坐在我斜前方的醫生聽到絕食很有反應：「主席當年絕食，是我們國防醫學院的負責照顧，我們被交代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死，所以每天給他用鼻胃管灌食。」

「主席的絕食不得了是金氏紀錄，清醒的人被插鼻胃管的次數破紀錄，總共3040次。」國民黨死硬派說。

「為什麼選擇林義雄家呢？」女主人問。

「不知道，重點在選擇二二八，那天剛好我們美麗島的案子開庭，林義雄太太也到庭，家裡只剩婆婆和三名年幼的孩子。」施主席說。

「二二八再殺反抗者，台灣人馬上懂統治者要釋放的訊息是什麼。我沒有親臨1947年的二二八，但我親身體驗到第二次的二二八恐怖，二二八血案一發生，所有的長輩都窸窸窣窣地談論二二八，氣氛非常詭異。我想這些外省人很難懂。」我補充。

這時一直都保持沈默的商人太太說話了，她說話夾雜大量的台語，特別生動：「我家是萬華龍山寺那邊的人，我們一家三代都讀老松國小，我爸爸當時是中山國小的老師，他家和老松國小只隔一道圍牆，圍牆都有洞，二二八大屠殺發生後，從牆洞望過去，老松國小的操場上推滿屍體。我爸爸一輩子都無法原諒國民黨，一張票都投不下去。」

「那你們家族聚餐怎麼辦？一個深綠，一個深藍，還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哩。」

美麗的女兒揮起雙手一直搖。

「他們倆絕不能談政治。遇到選舉，我先生就送我爸爸去日本玩。我爸爸懷念日本人。他常說，日本軍人穿的馬靴擦得亮晶晶，軍服穿得乾淨筆挺。光復時，區長動員大家去大稻埕的水門迎接國軍，沒想到見到的是一群乞丐般的人挑著扁擔、穿草鞋、鍋碗瓢盆樣樣有的奇怪模樣。台灣人整個都嚇傻了。後來發生二二八，家裡有男生的都要藏起來，看到成堆的屍體都嚇死了。」

「馬英九每年二二八都道歉，這樣台灣人覺得不夠嗎？」坐在我旁邊的外省太太拉拉我的衣袖，對我說。

「二二八大屠殺後，很多台灣人找不著親人屍體，受難家族接著在白色恐怖被列管長期受騷擾，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二二八成為台灣人最大的政治禁忌，這樣過了漫長的38年。禁忌，就是不能言說，我認為社會需要的是好好說出二二八的故事、人物、悲劇。政府則是必須公開所有相關的檔案，公開當時的決策與命令，讓大家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真實的過程和統治的真相為何。而不是口號式的道歉。」我解釋。

「我覺得現在轉型正義應該要追溯到1895年，日本人如何對原住民，不能只搞現在這種，要做就要全部做。」醫生氣憤地說。

「我想那是不同的，1895年是大清政府把台灣永久割讓的日本，台灣人為了自救成立了『台灣民主國』。日本親王率軍從澳底登陸接收台灣，台灣人全面作戰，那是『乙未戰爭』。戰爭雙方當然都死傷慘重。但那是一場戰爭。轉型正義要做的是，在政府由獨裁邁向民主之後，對過去極權獨裁統治下的錯誤做出反省與補償，對當年受到不義對待的人恢復正義。因為我們都要一起在台灣共同生活下去才必須面對歷史真相，恢復正義進行和解。對戰爭行為，對日本統治的種種不是和解的問題，因為我們今天並沒有要跟日本人在台灣共同生活下去。」施主席回答。

電視這時正播出「吳子嘉被民進黨開除黨籍」的新聞。國民黨人都覺得吳子嘉很厲害，說真話。因為他們認得的他就是「美麗島電子報」開始吧。我一頭霧水，吳子嘉是民進黨的？！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我知道吳子嘉在上個世紀的過去，他不是民進黨人，但喜歡穿梭在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不認識政治人物的過去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餐桌收拾乾淨後，葡萄、草莓、枇杷、蘋果上桌，還有東方文華酒店知名的蛋糕「荔枝玫瑰」和老爺酒店的「起司蛋糕」，女主人精心挑選過的，樣樣都美味可口。

「施主席，您歷經苦難後能如此有風度........」男主人說。

「施主席的風度可不得了，除了我這種國民黨死硬派，當年起訴他的檢察官，當年逮捕他的捕頭，當年選贏他的立法院院長，都一一變成了他的朋友。」死硬派國民黨人說。

「我常說，寬恕是結束苦痛最美麗的句點。我特殊的一生歷程讓我理解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之下，每一個人的角色不同，我是反抗者，我必須付出代價。我當欽犯我必須拼命逃，他是捕快，不盡力追捕，我也會看不起他。」大家笑成一團。

宴席已近尾聲，大家一一道別。

回家的路上，我邊開車邊想起這一段古老的對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主張的是以直報怨：用合於道理的正直態度對待仇恨。

對話是互相瞭解的開始。

我們一直都沒這樣做，才讓仇恨如幽靈般在社會裡不斷發酵吧。

※作者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