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年初提出五點講話後，朝野兩大政黨的反應有著天壤之別。蔡英文總統重申元旦講話的「四個堅持」的內容，積極堅定的回應直接反饋在網路聲量與支持度上。除了統派的附和外，面對北京「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九二共識統一化」以及「不排除以武力作為解決兩岸關係手段」的說法，國民黨的立場則相形尷尬。

由於無法正面詮釋北京的立場，當下正值黨內總統提名的短兵相接之際，有意問鼎大位的藍營天王遂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此一議題，企圖閃躲兩岸定義權被北京拿走的舉證責任，同時製造「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假象。藍營學者宣稱「談判不是壞事，而且未必居於下風」。然而，事實果真如此？

在過去國共政治協商談判的歷史中，國民黨多半處與劣勢，其實都有脈絡可尋，這可從中共的政黨屬性與談判策略得到解釋。直白說，中共就是一個務實的現實主義的政黨，奉行的是政治實力原則，這意味為了爭取最大利益，當自己弱小時可在談判桌上做出更大的妥協與讓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時，北京就以外蒙古獨立、中長鐵路共管以及租借旅順大連兩港作為條件，藉以換取蘇聯的軍事與經濟援助。1945年在重慶舉行的國共談判也是一個鮮明的例證，毛澤東彼時之所以願意與蔣介石會晤，建立溫和改革者形象有助於爭取國際社會與民主黨派的支持。

當中共的實力已經坐大時，中共必然採取截然不同的談判策略：不可妥協的政治前提、不把對手視為平等的談判對象以及提出極為嚴苛的談判條件則是主要的內容，這與一般主張「不設前提、立場對等以及條件開放」的談判理論全然衝突。其目的就是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立場上，先聲奪人並轉嫁談判破局的責任，最終讓對手在面臨極大的壓力下進行不得不讓步。進入這種「最多贏回自己或回到原點」的談判模式註定不可能有好下場，因為遊戲規則與過程節奏都掌握中共手上。

1949年國共所舉行的北平和談所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就是的最好的借鏡。在歷經三大會戰之後國民黨已經元氣大傷，在桂系的進逼下蔣介石被迫下野。此時代總統李宗仁對於國共隔江而治心存幻想，故派出以張治中、黃紹紘、邵力子為代表的談判代表團赴北平進行政治談判。豈料中共提出包括嚴懲戰犯、取消中華民國偽法統、軍隊整編、沒收買辦財產、進行土地改革等嚴苛條件，談判過程中周恩來還宣稱「不論是否簽字共軍都要渡江」的恫嚇姿態，南京政府雖然最後沒有簽字，然而在中共明示「代表團成員皆是戰犯」的威脅下，導致國民黨代表團整體投共，創下談判歷史中極為難堪的紀錄。

歷史似乎又重演一次，正當習五點談話立場強硬且語帶挑釁之際，國民黨不顧中共已將兩岸政治談判前前提預設為「統一模式」，並以政治協商作為談判的身份，亦即將國民黨置入「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其中一環，這意味雙方的身份是建立在他大你小、他主你從的不對等關係上，在這樣的談判陷阱中，一進入到北京的遊戲規則中隨即失去自己的主體性，中華民國的主權徹底被邊緣化。 難道這就是國民黨這些政客所高舉的兩岸永久和平？在我看來這與二戰前夕張伯倫所簽署的《慕尼黑協議》沒什麼不同，這種綏靖政策的思維，至多化為一張和空紙，最後仍然要面對戰爭的毀滅代價。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