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國民黨的吳敦義、朱立倫、王金平等大佬，皆表明出馬參加二零二零年臺灣總統大選，其中更有人拋出，若當選總統，將力推兩岸和平協議《兩岸和平協議》。

此一表態在臺灣引發激烈爭議。臺灣不是不能與中國簽署保障和平方面的文件，但臺灣真正需要的是「和平條約」（peace treaty）、「停戰協定」（armistice）、「停火協定」（ceasefire agreement or truce）等，此三者皆具國際法地位，屬「國家與國家」之間簽署的國際文件。而國民黨所聲稱的《兩岸和平協議》，不管內容為何，其法律位階屬「國內法」，一旦簽署，等同承認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受中共政府管轄，兩岸問題將成為一中架構下的內政問題。臺灣由此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近日，無黨籍的臺北市長柯文哲也動作、言論不斷，頗有為出馬參選總統熱身的味道。柯文哲與國民黨遙相呼應，多次強調其「應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 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他公開宣稱不同意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卻認同和尊重中共提出的「九二共識」，對習近平重新將「九二共識」定義為「一國兩制」保持可恥的沉默。

國民黨和柯文哲夢想由中共賜予臺灣「和平」，他們繼而以此為政績、吸引選票。殊不知，中共歷來靠謊言加暴力維持政權，如歐威爾説所，在中共的字典裡面，「和平即戰爭」。對照當年西藏因簽署《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而被中共武裝佔領至今的悲慘命運，只能得出一句結論：和平，和平，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中共對西藏的暴行罄竹難書，我不必再重複，我同樣感興趣的問題是：當初，西藏政府和民眾為何天真地相信中國的承諾？沒有實力支持的協議究竟可以維持多久？今天的臺灣如何從當年西藏簽署的《十七條協議》中汲取歷史教訓？

從某種意義上説，西藏僧俗兩界高層菁英對西藏的沉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必須受到譴責和追究。

西藏學者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一書中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日，中共就首度發布了完整的涉藏政策。這份文件大概是鄧小平寫的，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也是西南軍區的政治委員，西藏在其「轄區」之內。稍後，這份文件成為《十七條協議》的基礎。這份文件聲稱，「西藏現存的政治和軍事制度保持不變；所有有關西藏改革之事宜，將以完全遵從西藏人民的願望的方式，與西藏人民、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來解決之」。最後特別強調說：「這是一份誠懇而真實的宣言。」然而，當時深陷派系內鬥的西藏政府對中共一無所知，幾乎沒有人真正認真研究這份文件的內容。

隨即，中共出動大軍佔領康區，西藏駐西昌的總督阿沛·阿旺晉美投降。阿沛被送到北京，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與中共簽訂了《十七條協議》。然後，中共再派阿沛前往拉薩，說服西藏政府接受此協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西藏國民大會接受了《十七條協議》。國民大會的大多數成員認為，《協議》並未威脅到達賴喇嘛的地位與權力，西藏的宗教與政治系統將不會有危險。「中國對西藏沒有什麽興趣，只想確保象徵性的主權。」他們卻不明白，一旦簽署協議，西藏自一九一一年來所享受的獨立狀態至此劃上句號。茨仁夏加痛心疾首地批評説：「西藏的傳統統治菁英皆目光如豆、自私自利：他們認為，擁護既有的社會秩序就能保障他們的權力與特權，不必計較西藏是否為獨立國家。對於許多西藏人而言，西藏在國際上是否被當成中國的一部分無關緊要，只要他們的社會與文化能維持自治的狀態。」可見，高層和下層，在朝和在野，一樣處於「無知者無畏」的狀態。

西藏接受《十七條協議》，並不是根據對協議的法學詮釋：也就是西藏的國際法律地位已經因為接受協議而改變，從一個本來獨立的國家變成中國的一個地區。(圖片摘自網路）

當時，西藏境內很多團體尤其是僧侶集團堅決認為，該協議是可以接受的，共產主義的中國與佛教的西藏將可以和平共存。然而，西藏接受《十七條協議》，並不是根據對協議的法學詮釋：也就是西藏的國際法律地位已經因為接受協議而改變，從一個本來獨立的國家變成中國的一個地區。大部分藏人認為，他們獨立與否與國際法律地位無關，西藏史學家達瓦諾布寫道：「對於不識字的廣大群眾而言，比起外人用來決定西藏命運的史籍與法典，他們的文化與安身立命的方式才是貨真價實的東西。」換言之，即便是藏人中的菁英階級，並未具備現代國際法和國際政治之觀念，他們以為中共政權跟清帝國一樣，與西藏之間是一種宗教上的、鬆散的聯繫——少年達賴喇嘛在訪問北京期間就真心誠意認為，共產主義是佛教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毛澤東是一名慈父般的智者和領袖。

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其回憶錄中披露了藏人討論是否接受《十七條協議》的若干細節，讓人不禁感嘆西藏上層階級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中國大兵已經壓境，康區失陷，但無知的政府官員和喇嘛高僧仍然認為這類似於民國時期四川或青海軍閥的局部挑釁，中國不可能全面入侵西藏，所以不作任何軍事部署和外交努力，嘉樂頓珠將其形容為「災難級無能」。在印度求學的嘉樂頓珠，對西藏的危機洞若觀火，向西藏政府緊急傳達了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美國方面對西藏處境的關切和擔憂，詢問西藏是否需要得到幫助。然而，西藏官方卻置若罔聞，不作任何回應。嘉樂頓珠寫道：「我又累又生氣，既挫折又憂心。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當阿沛攜帶《十七條協議》回到拉薩後，西藏政府才知道無法繼續充當縮頭烏龜了，在此最後關頭，不得不召集最高決策機構「國民大會」開會討論。這個體制本身就是中世紀的殘留——國民大會的三百名成員，並非由選舉產生，不具備民意基礎，大部分人並未受過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訓練，宗教界人士就佔了相當一部分。國民大會平時並不存在，只有在最危險、最緊急的事情需要討論時，才會召開。此機構的決策是否符合西藏大部分民眾的利益，是否高效和明智，自然可想而知。

在會上，宗教領袖強力主張接受《十七條協議》，因為從字面上看，他們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更可笑的是，國民大會表決接受協議的條款之後，宗教領袖們再占卜請示神明。嘉樂頓珠用略帶諷刺的筆調寫道：「他們在碗裡搖動兩個籖文的糌粑丸子，一個丸子包含接受協議的籖條，另一個丸子包含反對協議的籖條，直到其中一個丸子飛出來為止。飛出的丸子籖條贊同了國民大會的表決結果。西藏接受《十七條協議》，就此定案。」（自以為比當年的西藏進步和現代化的臺灣，似乎也喜歡在新年之際由宮廟系統抽籤來判斷國運好壞）政教不能分立，自然無法形成現代政府體制。那些能夠背誦佛教經典的高僧大德，在政治問題上的見識等同於白癡，由他們來決定西藏的命運，只能是緣木求魚。從某種程度上説，是愚蠢和怯懦讓藏人簽下了這份「賣身契」。

然而，《十七條協議》並沒有給西藏帶來和平。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不堪中國暴虐統治的西藏民眾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阻止他前去西藏軍區司令部觀看文藝演出——傳說中共將趁機扣押達賴喇嘛。隨後，民眾上街遊行，受到解放軍鎮壓，迅速發展成武裝抗暴的「拉薩戰役」。這是一場完全不對稱的戰鬥，在這場戰鬥和此後遍及全西藏的掃盪行動中，數以萬計的藏人遭到殺害，宛如一場擴大化的二二八殺戮。正如茨仁夏加所言，大部分西藏人不是為了追求獨立，而是為了保衛他們的價值系統——達賴喇嘛就是這個體系的中樞。然而，西藏一直缺乏挺身對抗中共、勇敢地維護西藏利益的領袖。達賴喇嘛年紀尚輕，缺乏政治經驗。他的顧問們愈來愈偏狹保守，只想維護達賴喇嘛個人的安全。當人民開始造反的時候，西藏領導階層仍然還在試圖安撫中共，甚至代人民向中共道歉。這場民眾自發的反抗不會有好的結果。

説那些力主接受《十七條協議》的西藏菁英群體是「賣國賊」或許有些過分，他們並非有意賣國，但他們的懦弱無能確實導致了賣國的後果。與之相比，今天臺灣的中國國民黨顯貴及柯文哲等政客，對《兩岸和平協議》的嚮往與呼喚，則是一種有意識的賣國，所以性質更加惡劣。臺灣民眾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將選票投給他們，不要讓他們通過選舉獲得「賣國權」。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