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傳真:李銳、褚時健配得上中國民間的讚譽嗎

末夏 2019年03月14日 07:00:00

不管是李銳,還是對褚時健,在中國社會產生分化評價,其實有利於社會價值觀清晰,而不至於形成一言堂與糊塗蟲。(圖片取自中國禁聞網)

一個月之內,中國兩位知名人士去世引發國內外關注與評價爭議,一個是副部級高官、親身經歷中國數十年政治鬥爭被民間稱為「兩頭真」的李銳,另一個是在國企幹過一把手並鋃鐺入獄後高齡創業的褚時健。

 

中國人常說「蓋棺定論」,所謂在一個人生前多少無法評價,因而死後評價成為廟堂與民間的共識。與此同時,中國人也喜歡說「死者為大」,就是說,即便一個人去世後,只要他有善良人性的一面,則往往避免去討論他的時代性與局限性,正因如此,在名人去世評價問題上,近些年往往在中國引發民間論戰,比如前幾年過世的文學家楊絳。

 

為何名人去世會在民間引發爭議?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由於官方與主流社會過於給名人拔高與讚譽。但,回歸本質問題,即一個人該不該有如此高聲譽?他做對了一些,他同時又做錯了什麼,比如李銳對政治問題上的「兩頭真」,是否符合邏輯正確?一手打造國企「煙王」的褚時健,是不是真的具備企業家精神?這需要嚴格區分與評判。

 

李南央:被捧殺的李銳

 

其實,對李銳的評價問題,李銳女兒李南央在最近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得異常客觀:「他被中國一些人評價為改革派、良心派,甚至於曼德拉、神燈,這是純粹錯誤的,李銳有他的時代局限性,他不過是被一些人放上面烤」(接受明鏡視頻採訪)。

 

曾擔任過毛澤東、陳雲和高崗秘書,李銳親身經歷中國1949年後多次政治鬥爭,他寫的《廬山事件實錄》,就很好地記錄了黨內是如何整治另一位高官彭德懷的。近距離在中國高級領導人身邊工作,到之後被整治,被關押在中國最頂級的監獄秦城多年,應該說,李銳是見識到黨內最複雜最反人性的一面,同時,他也是目前中國為數不多瞭解當年事件的重要當事人。

 

混沌年代之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李銳先後在中組部擔任常務部部長以及中顧委(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近些年來看,李銳關注中國改革,甚至於在中國十九大會議召開時還寫過建言信。在中國民間,李銳等這一批黨內老人,有一個很出名的稱呼-「兩頭真」,既愛國愛黨,又愛人民。

 

所以,民間往往對李銳這種「兩頭真」老人存在疑惑,到底真在哪?一個最直接的邏輯就是,對黨國體制的真,能不能換算到對人民的真。這顯然是試圖把中國政治體制的利益關係,直接等同於中國億萬沒有選票沒有民主自由的人民頭上。

 

這顯然是非常不適合的。甚至可以說,這種想法,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化國家,都是不對的。民主國家,選民擁有民主的力量,所以,朝令夕改是主旋律,政黨的人、政黨與人民,並不是劃等號,不管是競選理念,還有實際操作中,都不可能。

 

而在極權化國家,黨政一體,黨就是國,國就是通過強制力手段控制每一個人,剩下的原子化個體就是被奴役的物件,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沒有福利,沒有選票,一切都是任人宰割。所以,名義上,黨員甚至於黨派可以高調宣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任何一個稍有智商的人都清楚,這是指鹿為馬,這是強盜行為。所以,根源上,黨、國家與人民,也是南轅北轍,利益截然相反與存在衝突的。

 

可以認定,「兩頭真」在現實社會就是個偽命題,邏輯上講不通。還是李南央女士講得清楚:「這些人把李銳捧高作為旗幟,作為神燈,而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存在,這些人還殘存的是中國傳統的『封建遺毒』,鼓吹個人,他們對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狹隘的。」

 

當然,李銳自始至終沒有明確提出過反體制,他的局限性在於,仍然試圖通過建議的方式讓體制運轉更加靈活,可能這在他看來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在李銳去世後多日,中國官方媒體刊發了這一消息,生是黨人,死是黨魂,這是李銳的宿命,他並沒有勇於打破宿命,死後被黨旗環繞,這是他的局限性。

 

而且,相比於關注社會現狀而言,李銳等兩頭真老人是嚴重不足的,他們會關心自己署名的雜誌《炎黃春秋》,但幾乎看不到他們對民間疾苦發聲。這也難免遭人議論。說好的良心派,為何就只關注黨內呢?難道良心與人性也分三六九等?

 

李銳這個改革派的旗幟倒了,在李南央看來,這些人還會重新樹立另一個李銳。餘毒過重啊。

 

褚時健的「企業家精神」

 

1965年拍攝的褚時健家庭照。(維基百科)

 

當李銳被捧為中國良心後,另一位中國企業家褚時健也被捧為「時代楷模」、「最具企業家精神」、「中國企業家之魂」。

 

褚時健成名是源於他打造了中國國企香煙品牌紅塔山,他對雲南經濟發展做過貢獻。在此之後,他由於貪污問題被入獄,出獄後,八十高齡還創立了自己品牌「褚橙」。

 

從企業家角度而言,並不否認褚時健通過個人努力為國企奮鬥出力。但瞭解中國國情的人都很清楚,煙這樣的消費品一直是被政府壟斷的產業。也就是說,在被壟斷的市場環境下競爭,褚時健並沒有真正意義上遇到中國與國外的市場化企業競爭。

 

到今天為止,煙仍然是被政府所壟斷。所以,我們無法得知,在國企當一把手的褚時健是如何運用壟斷?如何把壟斷發揮極致,才能打造一代「煙王」。客觀來說,壟斷產業非褚時健所制定,但他現實中確實在運用這樣的優勢資源。

 

細分的話,這是兩個問題,首先國企性質,自然就傾斜了中國巨量的政治資源、融資環境以及方方面面採購等。第二個問題是,壟斷下的市場競爭,到底算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答案顯然是不算。

 

假如褚時健最被人稱讚的紅塔山經歷那段屬於企業家精神的話,同樣的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聯通、中電信以及世上最大的商業銀行-工行一把手,是不是都具備企業家精神?

 

或許,人們讚揚的是褚時健高齡創業的勇氣與毅力。這當然沒問題,但18歲創業與80歲創業,只要你有條件,其實性質是一樣的。再延伸些,中國億萬農民,哪個不是七八十歲還在辛苦作業?無論是種地還是外出打工?這背後也凸顯了中國缺乏最基礎的福利制度。

 

也許可以這樣定義一個中國式企業家精神,任何靠自身努力,而非國企或政府資源壟斷,靠真正意義上市場化競爭,一步步發展而起的民營企業,或做大,或成功,或失敗,或再創業者,都具備企業家精神,都值得敬重。

 

不管是李銳,還是對褚時健,之所以在中國社會產生分化評價,這才是應有的多元化審視名人得失,才更有利於社會價值觀清晰,而不至於形成一言堂與糊塗蟲。反過來,也可以不斷鞭策所有名人,你們配得上社會給予的讚譽嗎?至少,李銳與褚時健所享受的讚譽是有較大缺陷的。

 

※作者為中國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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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李銳 褚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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