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預防酒駕，如何避免酒駕所帶來的傷亡，是過去這一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相當重視的問題。最近酒駕如何處罰與預防的討論再度來到高點，主張要罪刑相當的立法委員，臉書短時間被反對者灌爆。立委彷彿只有一條路，就是回應民怨，支持加嚴刑峻法，在選票的壓力下，「接地氣」正流行。

事實上，想要用刑法來預防酒駕是困難的。問題在於，人並非絕對不能酒駕（法律並沒有規定駕駛人的酒精濃度必須零檢出，處罰設有酒精濃度的門檻）。此外，跟毒品不一樣，國家也不可能絕對禁酒。酒在人類社會已有長久的歷史，很難硬生生透過法律去除。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禁酒的經驗，說明了禁酒令很難達到想要的效果，當年禁酒反而催生了美國的幫派組織，對美國社會的傷害更大。

既然酒不是毒品，並非本質上不好，酒後開車也不是絕對禁止，酒駕的處罰必然會出現一種情況，有些酒駕行為人對於酒駕沒有犯罪意識，至少沒有傷害人的故意。

我一直記得一二十年前，當台灣社會開始意識到酒駕的問題，開始讓警察積極在路上攔檢時，在某個家庭聚會裡，親戚分享等下要走那條路，警察比較少。這群人其實都是很平常的人，跟大家一樣平常奉公守法的人，只是他們真的不覺得自己是在預備犯罪，共謀犯罪，等一下開車回家也不覺得自己是犯罪者。

當然，當年的人現在可能不會這樣隨便了，比較謹慎的就根本不喝。不過，最近我還是會在朋友聚會中聽到，在飯局一開始先喝一小杯沒關係，說是酒精兩小時之後就退掉，回家開車ＯＫ。這種說法跟當年其實相差不多，本質上都是屬於自我的風險管理，並非毫無基礎的自我風險管理。然而不幸地是，等下要是被警察攔下來，而酒測值不如自己預期地超標，就會被認定是惡意酒駕，罔顧他人性命。

另外一種常見「自以為是」的情況，是前晚飲酒，當事人以為睡一覺起來就沒事，沒想到血液裡依然測得出酒精濃度，一旦發生交通事故，不管那個事故是因為長久駕駛習慣不良，被查到了，也很容易被直接認定是酒駕。

所以對於這樣的人該怎樣處理？這些人的惡性真的跟在捷運上揮刀砍人一樣嗎？還是應該要謹慎地估量惡行，給予不同惡性的人不同的刑罰？當立法者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講了一句「罪責相當」，就等同於姑息酒駕行為嗎？就是打算給未來可能酒駕的自己留後路嗎？還是只是希望討論刑罰到底該怎樣使用才能真正適當？

每個人都看到酒駕被害家庭的痛苦，也都想要避免這樣的痛苦。只是不分惡性程度處罰，用大砲打小鳥，會不會創造更多的失能家庭，惡性循環下，創造更多的犯罪問題？一個慎重的立法者在修法時，是不是應該更宏觀地去思考這些問題？

在預防犯罪問題上，刑法與刑罰本來就是有限的，與其糾結每種酒駕行為都應該要重罰，認定酒駕致死等於殺人，不如思考怎樣透過保險制度，或是行政管制措施來預防酒駕。譬如有些立委最近打算推動《酒品危害防制法》，裏頭有些措施的確可以考慮。禁止酒促的規定我覺得很好，不只是為了預防酒駕，酒促本質上是個剝削女體，血汗勞動的工作，早就該被禁止。此外，汽車加裝酒精鎖、立法促成更積極的酒癮治療，我也覺得是個好主意。

不過感覺上這個《酒品危害防制法》，所想像的就是喝酒，直接喝瓶裝酒那種喝酒，我很好奇這個《酒品危害防制法》如何處理保力達Ｂ或是薑母鴨？酒駕防制因而不能不同時思考到台灣勞動條件的問題，甚至是飲食文化，問題很複雜。

問題既然複雜，就沒辦法用簡單的方式應對。我了解很多人認為「重刑雖然不能解決問題，但起碼可以解決一個有問題的人」，所有對於嚴刑峻法的支持都來自於此。只是這個邏輯沒有想到的是，用嚴刑峻法毫不區分程度地解決一個有問題的人，可能創造更多因為有人入獄因而殘破的家庭，連帶製造更多有問題的人，諷刺的是，借酒澆愁是毫無出路的人常見的回應。

對酒駕者氣憤是可理解的，也是正當的。但是，如果不能冷靜下來討論，這社會恐怕只能永遠對酒駕者憤怒。

※作者為成大法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