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剛落幕的倫敦書展（London Book Fair），是僅次於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的世界第二大的國際圖書版權交易會，今年所頒發的「年度最佳書店」獎（The Bookstore of The Year Award），由位於中國廣州市的「方所」。「方所」意外擊敗來自越南西貢市的BOA Bookstore和紐西蘭威靈頓市的Unity Books抱走大獎。該獎項自二零一六年起針對受評選書店的專業度、活動組織策劃力、書籍陳列、員工專業素養、空間氛圍營造及品牌創新能力等方面進行綜合評量。

為什麼是方所

臺灣媒體研究者馬振洲追問説：在一片驚歎聲中，我們不免要問：「為什麼是方所？」，連多家中國的媒體都不禁私下的問：「為什麼是中國？」他在文章中分析説，近年來中國書店業的復興，重要原因是中國政府制定了圖書批發、零售免徵增值稅，對各種出版物在出版環節執行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先徵後退的政策。所以，一時之間「開書店」儼然變成中國各行各業的一項新顯學，上至新華書店，下到房地產公司、互聯網、自媒體、餐飲業、家電業、服飾業、飯店業都在研究如何承接這一波政策紅利，搖身一變，各行各業一夕之間都突然成了「文化人」。

在經濟利益驅動之下，中國出現了包括「方所」在內的許多裝修得美輪美奐的書店。但是，且不說這些裝修設計的風格及管理運營的模式，大都抄襲自臺灣的「誠品」等書店（「方所」的管理層有來自於「誠品」的前員工，故而將「誠品」模式拷貝到「方所」，這也是一種不加掩飾的「中國式偷竊」）；更關鍵的問題在於：評選全球最佳書店，難道只看書店的裝修設計是否美不勝收，而完全無視這家書店所在的國家有沒有出版自由？

中國沒有出版自由，當然不是「方所」的經營者的錯（他們也是受害者之一）。但是，在我看來，一個存在於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的書店，沒有資格參加全球最佳書店的評選——就好像一個已經被閹割的太監，無論長得如何英俊瀟灑、相貌堂堂，也沒有資格參加「環球美男子」的評選，因為在「去勢」之後，他就不再是男人了。

中共當局將「方所」當選為「年度最佳書店」作為其重要的文化成就之一，甚至是「軟實力」和「鋭實力」的一部分。倫敦書展主辦方滿足了中共當局的虛榮心，至於這項評選是否存在幕后交易，外人不得而知。此類評選，就如同共產黨黨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樣荒謬絕倫。「方所」和莫言的獲獎，給西方民眾造成一種嚴重的錯覺：「方所」是一家跟西方的書店一模一樣的「正常書店」，在裡面可以買到任何開啓心智、傳播真理的圖書；莫言是一個跟西方的作家毫無二致的「正常寫作者」，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寫他想寫的每一個主題。事實真的如此嗎？

買不到「被肝癌死」的中國人權作家著作

事實是：在包括「方所」在內的中國的所有書店裡，不可能買到「被肝癌死」的中國人權作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任何一本著作，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劉曉波就被禁止在中國出版作品，他的上千萬字的充滿真知灼見的文字只能在香港、臺灣出版和在「墻外」的互聯網上流傳；在包括「方所」在內的中國的所有書店裡，也不可能買到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任何一本著作，即便是跟政治無關的談論佛教思想和人生智慧的著作——此類著作的英文和其他外語版本，在西方是家喻戶曉的暢銷書；在包括「方所」在內的中國的所有書店裡，也不可能買到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的任何一本著作，高行健因為追求心靈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以及文學的純粹性，斷然離開令人窒息的中國，這種「背叛」行為是共產黨政權不能原諒的，故而禁止他的名字在中國的媒體上出現、也禁止他的著作在中國公開出版。中國的書店裡能買到的書，大都是遭到閹割的殘次品。不僅如此，中國還派出安全人員，越境到香港和泰國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的經營者——一個將書店業者當作「國家敵人」的政權，卻又以打造「全球最佳書店」為傲，這是怎樣的精神與價值的錯亂！

中國甚至將打壓出版自由的黑手伸向全球。日前，澳大利亞《時代報》及《悉尼晨鋒報》援引當地出版界人士的消息披露，中共宣傳部對澳大利亞出版、但在中國印刷的書籍，列出禁止印刷的「黑名單」。即使是澳大利亞作者所著的英文出版物，且不在中國銷售、只面向澳大利亞讀者，但只要觸及當局設定的「雷區」，都一律不準印刷。

網上由澳大利亞出版商流出的中國官方下達的「黑名單」中，共有一百一十八人在列（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禁止清單還包括涉及宗教、西藏、新疆、法輪功等敏感議題，也包括八九學運、中國茉莉花革命、香港雨傘運動等一系列標誌性政治事件，批評中共黨魁和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內容也在禁止之列。換言之，中共已經開始控制西方讀者的閱讀範圍和閱讀內容了。

台灣任何一家書店都比方所更美

我離開中國七年了，我離開中國時「方所」還未開張，僅憑幾張圖片，我無法體驗它究竟有多美。但我真正喜歡的，是臺灣的獨立書店，擺滿按照中國標凖是「禁書」的書籍的書店——而在臺灣，早已沒有「禁書」一説。臺灣任何一家素面朝天、狹小雜亂的獨立書店都比砸下鉅資裝修的「方所」之類的中國書店更美、更佳。沒有出版自由的地方，自然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書店。而書店之大和書籍品種之多，並不能決定書店的好壞。就好像乾隆皇帝下令以鉅資編輯就篇幅來說讓西方的百科全書統統甘拜下風的《四庫全書》，卻不能給清帝國帶來的啓蒙運動和文藝復興一樣。

今天中國在出版審查和印刷控制方面的嚴厲程度，遠遠超過當年的東德共產黨政權。德國學者馬克·萊姆施泰特（Mark Lehmstedt）在《大牆後迷宮中的讀者》一文中寫道，幾十年來萊比錫書展一直是東德文學界的盛事。讀者可以在各個展臺把書拿到手翻閲，站功好的還能在那裡把書從頭到尾讀完，還有人在那兒用手抄書。甚至有人忍不住偷書（如魯迅所説，「竊」書不算「偷」），雖然西方出版商不願看到自己的圖書被偷，但他們對此常常能寬容以待，他們知道這個國家的讀者讀不到若干好書，所以他們有時候冒險在遠離展覽館的地方悄悄送書。

而參觀書展的東德讀者心中十分糾結，因為看到書展上有如此眾多的書籍，大家根本無法理解為什麼在街角的書店中買不到。馬克·萊姆施泰特感嘆説：「這樣就產生了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幾乎每個如有意或無意間都遭受過這份罪。大概每個參觀過書展的讀者都能回憶起當他或是她琢磨著如何才能至少搞到一兩本認為特別重要的書時，就陷入了一些荒誕又經常令人十足絕望的思想迷途。」那時的東德，畢竟還有萊比錫國際書展這一小小的「透氣孔」；而今天的中國，連國際書展上都不會出現任何一本帶有「敏感」氣質的外版書——當香港的出版業和書店因為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而崩潰之後，今天的中國讀者，只有到臺灣「自由行」的時候，在誠品、金石堂以及若干獨立書店中，才能體驗到「炎熱中讀禁書」的快樂與驚喜，以及哈姆雷特式的自我追問：買，還是不買，這是一個問題。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