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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國基專欄:全球中文報業花開花謝《編輯台憶往》之二十

俞國基 2019年04月06日 00:00:00
中國大陸的報紙閱讀人口應為世界之冠,但在集權統治下,一個沒有多元思想的報業環境,要堅持追求真理,其艱困是可以想像的。(美聯社)

中國大陸的報紙閱讀人口應為世界之冠,但在集權統治下,一個沒有多元思想的報業環境,要堅持追求真理,其艱困是可以想像的。(美聯社)

1989年,我任職中國時報總主筆,某日,忽然接到通知,請我代表中時參加十一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二十二屆年會。我接到通知後,極為興奮,因為年會期間可以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華文報業的菁英,既可相互交換從事新聞工作的心得,亦可學習其他各國辦報的經驗。尤其會員除了港、臺外,還有我從未想像過的某些國家竟然也有華文報紙的出版,例如漢城(現稱首爾)、曼谷、雪梨、紐西蘭等地。

 

中文情結 華文報遍地開花

 

我首先的感覺就是中國文化的力量太大了,全球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幾乎都能看到中文報紙,尤其華人似乎對中國文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意結,在遠鄉異地,只要看到中文的出版物都欣喜若狂,一定會買回去細讀。此一「情意結」,我在美國時感受最深,住在窮鄉僻壤的華人,每逢假日,必然會開車進城,也必然在大吃一頓中國餐館後,到報攤搜購這一週的華文報紙與雜誌。那些直行的方塊字,在他們眼中,彷若珍寶,迷了他們多年飢渴的心靈。

 

這一股文字的「情意結」,豈不就是莫大的團結力量?「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如果能站在此一立場,拋棄政治上意識型態的糾結,敞開心胸,互相交流,利用媒體的力量創造一個「大中華文化圈」,其功能將遠在政治之上。

 

我在出發前,先搜尋資料,得知該組織成立於1968年11月的香港,是「國際言論交流自由組織(IFEX)」的一員。主旨是捍衛新聞自由、促進組織成員的聯繫合作,監督對言論自由的破壞。這目標太高遠了,1968年正是國共對峙的年代,兩岸政權都是極權、專制體系,談言論自由宛如天邊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臺灣報業參與香港創會者僅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其他報紙均未見列名,惟此後之年會分別在東南亞各地舉辦,後亦延至美國,參加之會員國也日漸增多,臺灣各報在解嚴後,言論大幅開放,參與年會的興趣也隨之增加。

 

中文報協年會 舌戰他國代表

 

這一次年會是首度在新加坡舉辦,參與人數超過百人,大會嘉賓為星國第二副總理王鼎昌先生,主題則是「中文電腦與華文報的運作」。王鼎昌致詞時,強調年會不談政治,而應強調華人的同鄉情誼,大家交換一些各地的生活特色,互通訊息、彼此關切。他這番感性的致詞,贏得了全場的掌聲。我注意到與會的各國代表,未見有中國大陸的人員。據報導,直到1993年的第二十六屆年會,大陸始派人與會,且僅是「觀察員」身份,而非正式會員代表,我於1997年再度參加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辦的第三十屆年會時,則已見大陸派正式代表與會。

 

這次星國的年會,最有趣的一幕,是議程最後的一場討論會,主題是「華文報紙的閱讀率與文字淺白問題」。與會代表均就報紙文字應否淺白、通俗問題,提出各種見解與看法,其中新加坡的代表發言最為激烈,他認為,文字只是語言的符號,一定要通俗易懂,儘量避免成語或深奧的字句,報紙既只是新聞事實的報導,則無需另闢深入分析的專欄,尤其不應有理論性的論述。香港代表對此亦予以呼應,強調香港報紙的文字均以淺白為主,有時還夾雜若干廣東方言,因此閱報無需高深的學養,即使是下層社會民眾也一看就懂。他強調,在香港,高級知識份子習慣閱讀英文報刊,中文報紙僅供中下層社會人士閱讀,用字遣詞淺白通俗,方能廣開市場,獲得更多的讀者。

 

此時,有人提議請我談談臺灣報業的情況。我上台後,首先向各地代表致歉,我說:「我看過很多地區的華文報紙,香港的、澳門的、中國大陸的、新加坡的、美國的,以及澳洲的,對不起,我認為最有水準的報紙,臺灣仍是首屈一指、最具文化氣息的報紙。話語甫落,我發覺台下一片不滿的聲音。我繼續說:「在臺灣,公認報紙的功能不僅是新聞的報導,還必須具有人文的氣息,並能發揮教育的功能。請大家看看臺灣報紙的專欄,看看臺灣報紙的副刊,看看臺灣報紙的社論,我們不僅重視新聞的正確性,也重視文字的優美與高雅。因為我們的讀者群有學生,有老師,有公務員,有家庭主婦,當然也有勞工與農民,他們可各取所需,選擇自己看得懂與愛讀的版面,但我們有責任提升他們的閱讀力,不可鼓勵他們走向低俗的品味,尤其不能用犯罪或黃色新聞來提升閱報率。」

 

追求市場 媒體理想安在

 

我強調,中國的文字本身就具有人文特色,不僅止是語言的符號。報紙既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們就應該從日常生活中去提升讀者對中文文字的品味,從中汲取文化的養分,提高人文的層級。

 

我講完後,新加坡的代表再度上台,指我的陳義太高,這不是報業大眾化的趨勢;香港代表更指出,臺灣的報紙如果在香港發行,每天只能賣出幾百份,沒人想看這些高頭講章,以及太多的文藝副刊。

 

我勢單力簿,無人為我助陣,只能單槍匹馬,準備再上台力斥其非。此時突然有人一躍而上,力挺我的論點,他認為,中文報業如果沒有使命感,只計較發行量,則未來中文的水準勢必江河日下,我們這個報業協會難道不應把「提升報業水準,擴大讀者的視野,增進中文的優美」作為目標嗎?他這一席話震懾了在座的諸代表,讓他們啞口無言。這位上台支持我的,乃是中央日報社長石永貴先生。我與他從無交往,他願挺身而出,使我深受感動。

 

在新加坡對報業內容、方向的爭辯,後來竟然在臺灣發生,也算是一段奇緣。臺灣解嚴後,亦開放了報禁,新報出版如雨後春筍,大小報紙各顯神通,其中對臺灣報業衝擊最大者,應該是香港蘋果日報到臺灣創立臺灣版的蘋果日報。同屬蘋果系統的「壹周刊」先於2001年來臺試水溫,首期發行便打垮了傲居臺灣首席周刊數十年的「時報周刊」。他們的致勝之道,便是上述香港報人的辦報理念,不談什麼文化水準,不論述什麼政治理念,也不講求教化與媒體的社會責任。他們所追求的,簡單地說,就是「利潤」。什麼好賣,就賣什麼。八卦新聞、膻腥新聞、暴力血腥新聞,既然市場看好,就是他們追求的重點,重視圖片的效果,善用誇張的標題,因此「壹周刊」竟獨霸市場達數年之久,這也肇致香港老闆黎智英先生信心倍增,創刊「臺灣蘋果日報」,期能一炮而紅,打垮各報。

 

蘋果創刊 報業方向之爭

 

2002年某日,朋友介紹一位蘋果日報在臺佈局的高幹來訪,談到蘋果日報擬在臺創刊,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首先將「蘋果」的理念向我開示,他說:「臺灣傳統的兩大報太保守了,摸不到讀者內心的喜好,而新出刊的報紙,幾乎都各有政治背景,談來談去,都是政治新聞。我們『蘋果』完全摒棄這些陳舊、迂腐的觀念,而以讀者的喜好為準,讀者喜歡男女緋聞、喜歡色情圖片,喜歡打打殺殺,喜歡看到一本正經的官員竟然進出摩鐵被拍照刊出,這一切都與你們刻板的政治新聞、財經新聞、文化新聞有很大的區隔,你的看法如何?」

 

我的答案很簡單:你每天上館子吃大魚大肉,吃魚翅海參,時間一久,便倒盡胃口,最後還是回家吃媽媽的家常菜,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美味。我告訴他,臺灣的報紙讀者喜好政治新聞,其來有自,不是你們這種膻腥、熱鬧的新聞可以取代的。加之臺灣民眾的平均知識水準在香港之上。香港的高級知識份子與知識低下的平民有一條顯著的界線,大部分知識份子均赴國外留學,而留在香港打拚的一般民眾,很少進入大學之門。臺灣基本上沒有這種分割線,大學林立,一般人都可列入「知識的中產階級」。他們偶爾也會喜歡香港式的新聞模式,但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會將這種類型的報刊帶回家中,污染子女的耳目心靈。我認為你們可能成功於一時,但必然會被時間所淘汰。

 

這位蘋果高幹當然聽不進我這番進言,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了我的看法正確。蘋果日報在2003年五月創刊,一開始,便製造了奇蹟式的發行量,但漸漸地,仍必須加進相當數量的政治新聞,而且還延攬了撰寫政治專欄的若干高手,撰寫具有深度的分析與論述,以減弱膻色腥的市場觀感。即使如此,他們那種香港文化在臺灣的市場不僅日漸下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幾乎乏善可陳。真正領導輿論、發揮作用的,仍是那幾家傳統的大報。蘋果今日的處境,眾所周知,無庸辭贅,此乃證明我在新加坡會議中的立論正確。

 

二度參與報協檳城年會

 

1997年,我再度出席了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辦的第三十屆中文報協年會。檳城華人極多,甚至市長亦為留美的華人博士。此次會議的主題為「探討中文報業在東南亞未來的地位」。首相馬哈迪親臨致辭,他指出,中文傳媒在全球擁有極大的力量,中國大陸人口約十三億,臺灣約二千三百萬,其他各地加總也約有四千萬人,實力可說相當龐大。他舉例說,在馬來西亞的人口比例上,華裔人口遠比馬來人少,但其國內的華人報刊卻比其他任何語文的報刊多出一大截,足證華人對中文的感情深厚,而閱讀的興趣亦在馬來人之上。他說,我們國家主張言論自由,絕不會對華文報業的發展有任何的限制。

 

在討論問題方面,多聚焦於未來的技術發展與前景。會中,臺北的趙仁蓉教授專題演講,談到報業將逐步走向電子化的問題。二十年前,她已預見新聞電子化的必然性,也算是有先見之明了。

 

此次會議中,沒有什麼爭論的話題,大家隨意發言,各抒所感。這次臺灣的團隊中,成員最多的是聯合報,他們出動了許多高幹,由董事長王必成先生帶隊。在會外活動中,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志同道合的會員自然會聚在一起閒聊或交換意見,其次是各報自己的同仁會共同進出,僅有聯合報的領隊王必成先生是獨自行動,獨自閒逛。對我們這些「外人」,他行禮如儀,點頭招呼,但對聯合報同仁,卻不理不睬,完全是一個獨行俠,與同仁間既未見親密的交談,亦未見單獨與某同仁交換意見。輪到他上台時,全程使用英語演說,內容及用辭均值得誇讚。風度翩翩,論述深入,高雅而不失幽默。與他平日的踽踽獨行,大異其趣,大概他曾接受美式教育,不習慣東方式的熱絡應酬吧!

 

曲終人散 年會激不起漣漪

 

其實這種年會也是我們難得的觀光之旅,檳城各處都有人導覽,晚間的交誼活動中,許多世代居此的當地華僑,對中華文化及中國文字都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們有華文小學,中學以上,則因法規限制不得有華文學校而未設置,但他們的語文程度絕不在臺灣之下。他們在台上演唱國語歌曲,甚至有人即席賦詩,有律有韻,實在難能可貴。他們僑社居然還組織文藝團體,用中文寫詩詞及小說,並有期刊出版,水準亦不在臺灣之下,實在令我大開眼界。

 

僑界中,很少談論政治議題,大多對臺灣、甚至對國民黨有一份感情,大陸由於鎖國數十年,與華僑疏於來往,因此我們之間的話題很少觸及兩岸。此次年會中,大陸雖派有代表,亦均沈默寡言,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相信他們必有所感。海外華人的快樂氣氛以及對中華文化的深情,一定會感染他們的心靈。尤其會中不離口的話題:「新聞自由」,自然也對他們有所衝擊。2001年的第三十四屆年會,竟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共商報業的未來,然而報業已在下坡路上,電子化已成主流。北京所應關心的,不是如何振興傳統的紙本報業,而應是如何大開自由之門,不論報業的形式如何,讓百家爭鳴、多元發展,才能使社會化戾氣為朝氣,也才能符合「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成立的初衷。

 

各國會員齊聚一堂,大家都希望藉由此一有遠見的組織,建立華文報業的共識,促使各會員國的政府重視新聞自由,開放言論尺度,讓華人在「華文」的光環中精誠團結,在世界上發光發熱,使中華文化散播於全球各地,令炎黃子孫同感驕傲。可惜年會召開期間,會員們固然慷慨陳辭,熱情洋溢,但一旦散會返國,便默然無聲,不見一點漣漪,臺灣亦然。會後各自回到工作崗位,連新聞報導也只是一筆帶過,不見任何擴大宣傳,甚至報與報之間,由於政治立場有異,各持己見,也就不了了之。反倒是一些小型報紙被邀參加國際年會,以此沾沾自得,回國後大作文章,然重點卻只是領隊者(往往是該報老闆)的談話及照片,更與協會宗旨風馬牛不相干了。

 

冀望中國開放多元言論

 

自由時報由於立場特異,對華文及中華文化自來即無感情,以致參加了一、兩次年會即自動退出會籍,1997年後未再派員與會。我大概算是最後一次與會的代表。此後該會如何發展,只能從報上得知一二,感覺上,東南亞的華文報業在異國辦報,反而較為熱衷,而華文的兩大重心,中國大陸及臺灣均只是開會熱鬧一番,會終就毫無反響。就華文報業的發展而言,未能藉此凝聚力量闖出一番天下,實令人惋惜、感嘆!我個人始終認為,各會員國本身的媒體未能建立一個追求的目標,派員開會,只是應卯,官營報紙重點放在為一黨之私做宣傳,私營報紙則重視發行量與廣告量,牟取最高利潤,缺少一股追求真理、探索問題的熱忱。而從事新聞工作者雖然很多人抱有理想,也具有充分的學養與智慧,但在大環境下,也難以施展抱負,在這個「中文報協」年會中,我聽到很多與會者暢所欲言,各抒胸臆,但多半是充滿魅力的想像,一旦落到現實環境中,也只能隨波逐流,缺少追求卓越的勇氣與毅力。

 

中國大陸的報紙閱讀人口應為世界之冠,但在集權統治下,多元思考已被扼殺,一個沒有多元思想的報業環境下,要堅持追求真理,其艱困是可以想像的。如果這個最龐大的報業市場中,不同的想法可以切磋與爭論,不被禁止與壓制,才能將華文報紙與華文的文化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那時的「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必可大放光芒,照亮全世界。這也是我最大的期待。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延伸閱讀】

俞國基專欄:戒嚴時期的訪美行-《編輯台憶往》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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