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角力日趨熾熱，早前舉行的全國兩會自然成為媒體界焦點所在。與此同時，有兩宗意義對香港而言不大也不小的報導。一，廣東省的維穩費成全國之首，甚至較新疆的費用高出兩倍有多；二，十二位廣東省常委班子因人事變動只餘一位本省籍常委。可見，中央確實對廣東有所防備。

經濟和政治重心一分為二

縱觀近代史，從列強在滿清的殖民運動，到廣東出生的洪秀全和孫中山作為為人熟悉的「革命」份子，到早幾年爆發雨傘運動的香港，都可能成為北京心中的幾根刺。但若追溯更遠古的歷史，中南海對廣東省的提防有著更深遠的原因。

中原政權的經濟重心何時自黃河流域移至南方的長江流域，眾說紛紜，但幾近肯定在5至6世紀的南北朝已出現經濟重心從北南移的跡象，其時人口逐漸從北方搬遷至南方，江南的經濟區慢慢形成，而有學者以為整個轉移過程完成於唐、宋朝 註更多〈書評：岡本隆司編『中国経済史』〉，刊於《中国経済研究》，二○一四年，第十一卷二號，頁九十。。

參考《通典‧食貨‧歷代戶口盛衰》，雖然南北朝有大批人羣從北方遷移至南方，但南部仍在開發階段，只有荊、揚兩州相對豐足，江南並未取代了北方經濟重心的位置。一直到8世紀中葉的安史之亂，經濟重心才真正移到長江流域。安祿山叛變後，北方戰火不斷，受創嚴重。人口銳減，加上政局持續不穩，令大量未死於兵荒馬亂的人民逃亡南方。

禍不單行，安史之亂後的北方又發生嚴重水災和多次地震 註更多王明蓀，〈兵險德固——論北宋之建都〉，刊於《中國中古史研究》，二○○七年，卷七，頁一五六。，人民難以休養生息，經濟繼續受挫。雖然南北人口都有下降的現象，不過參考《元和郡縣志》開元（713-741年）、元和（806-820年）時期的州戶數，北方減幅竟高達80至90%，而江南的相關記錄明顯低於北方，減幅約為60% 註更多施和金，〈南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的地理基礎〉，刊於《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頁三八至三九。。另一方面，由秦朝就開始成為政經重地的關中，可灌溉的耕地竟由7世紀中葉到8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有近40%農田荒廢殘破。經濟重心南移，大勢所趨。

唐覆亡後，五代十國的北方仍然不得安寧。北宋於10世紀中葉建朝後，分別與北方的遼國和西夏簽署《澶淵之盟》與《慶曆和議》，但對峙局面未變。金國興起後，情況每況愈下。北宋前期的六十年間黃河更多次潰溢，北方難以種養，經濟實力大減。

失去經濟實力的北方政權對南方的忌憚

反之，南方有比較安定的政局，當地人口得以累積 註更多蕭啟慶，〈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刊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二○○六年，第三十六期，頁十。，有利經濟發展。況且，逃難至南方的人不乏文人雅士，文化質素與勞動力的提升，成為了南方經濟發展的基石。

唐代中後期，部分北方藩鎮割據的地區拒承擔中央的賦稅徭役，朝廷為勢所迫，財政只好偏倚南方，形成邊境（軍事）——皇都（政治）——長江流域（財政）的新格局 註更多山崎覚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刊於《都市文化研究》，二○○六年，第七期，頁廿一。。是以，南方經濟角色趨重，令朝廷大舉發展江南，大力整頓南方水利工程就是一大例子。此外，與人口一同南下的還有農耕技術，江南的農業因而大大振興。北宋亦承繼此風，大修江南的圩田河塘。況且時下江南精耕細作技術已能每年有兩次收成，糧食收成大為增加。加上南方絲織業、茶葉業和鹽商發跡，朝廷在其中的稅項自然獲益不少。

人口物資俱增，南方的貿易市場自然振興，長江一帶的開始出現大量商船與漕船，經濟欣欣向榮，五代諸朝自然覬覦江淮的經濟實力，故多次企圖攻佔接通南北的運河 註更多王明蓀，〈兵險德固——論北宋之建都〉，頁一五九。，也解釋了北宋定都在坦而無險卻方便糧食和其他物資經漕運輸送之汴京的原委。靖康之變後，宋室偏安南方，經濟重心就此完全移至長江流域，不能逆轉。

這種政治和經濟重心分離的現象12世紀前葉紮根，難怪後來深居北方皇宮的政權對經濟實力較強的南方抱有戒心。畢竟往後的明朝和清朝版圖之大，皇帝很難完全通曉皇土南部的實況。即或在今日科技發達的時代，也很難會有本質上的變化，因為中南海對南方的局勢認知始終基於封閉的官僚系統，故不可能消弭南北之間的不信任。無怪乎2003年香港有超過100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後，立刻觸動了中央政府的神經，成為後來北京不斷介入香港事務、一國兩制形同虛設的端倪。同理，當近年中央發展大灣區的經濟之際，更不可能忽視政治安全的議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