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二集除了指出新聞工作者在理想與現實間的兩難與掙扎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刻劃加害者家屬的處境與心境。

決心一家子去跟被害人道歉，卻崩潰到無從承受兒子犯下的大錯，母親還是想保護女兒不被連累，女兒心疼父母也不願責怪哥哥，非跟著一同去不可。當撿場跪倒在靈堂外面，無力再踏出一步，其實說明了當初鄭捷父母的恐慌與無奈，他們也是被害人，還帶著深沉的自責與羞愧……。

但（媒體所營造出的）社會可就不是這樣看加害人家屬的，拉下鐵門的麵店外盡是潑漆及惡毒的字眼，對照店裡對坐相泣的父母，那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為此不得不休學的大學生妹妹驚慌失措地趕回家，迎接她的是電話那頭的咒罵聲，以及店外踹門、叫囂的群眾。家屬可能還震驚不解為何突然落在他們身上的懲罰，社會已經急著把他們當作洩憤的工具。

不被當人看待的不是只有殺人的兒子，還有他一整個家庭。他只知道喝斥辯護律師不准去煩他的家人，卻不知早在他遺棄家人之前，社會已經遺棄了他們，他想切割親情，社會卻不准。

為母則強，強迫女兒隱姓改名在社會生存，要女兒對外說父母都出車禍死了（看得出母親多麼希望這是真的），失去了兒子，不能連女兒也毀了，不與女兒連絡，只盼著女兒不被牽連才能重生。沒想到好不容易逐漸站起來的妹妹，發現賞識她的上司竟然是被害者家屬，強大的歉疚與罪惡感襲來，難以招架，含淚遞出辭呈離開大好前程的工作，成為唯一的選擇……。

妹妹回憶小學放學的點滴，好惡作劇的哥哥躲起來讓妹妹找不到，就想嚇她，每個兄妹兒時一同放學再平常不過的場景。如今再也找不著哥哥，那個天真無邪的哥哥。「殺人魔」也有小時候，你見過從小學生起就是殺人魔的嗎？

被害人親屬的哀傷看不到盡頭，天彥走了，走不出來的不止是他的爸媽，還包括覺得被冷落的妹妹天晴，一個也還只是小學生的孩子。

天彥的媽媽，女強人賈靜雯以仇恨包裝她的哀慟，死刑的決定，表面上看起來為被害人家屬報仇雪恨，但死囚的親屬卻再次經歷無以復加的痛苦，這種折磨真是我們要的公理正義？正如法國思想家卡謬(Camus)說的：這種根本的不義波及了死囚的親屬。一位母親或父親在幾個月當中的期待、在會客室裏與死囚講些場面話的片刻、最後則是處決的景象，這些都是對死囚親屬的折磨。但這些折磨並未施加在被害人親屬身上。不論被害人親屬的感受為何，他們都不能要求一種比犯行還要過份這麼多的報復，不能希望這個報復如此殘酷地折磨那些對自己的苦痛感同身受的人。」

李曉明(或鄭捷)想要的恐怕不止是犯下殺人罪，他還要隨之而來的不幸，甚至是極大的不幸。當他們這種詭異的想法膨脹起來、進而主宰了他們的行為，「死亡的威脅不但無法阻止他犯罪，反而還讓他更瘋狂。於是他把殺人當成了某種尋死的方式。」

究竟是社會先放棄了他們，還是他們放棄了自己？司法無力給社會答案，廉價的死刑也輕易放過不（願）試著找出答案的法官。但是，殺人者在死牢裡被遺棄，而他的家人也同時跟著被社會埋葬……。

※作者為台灣高等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