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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知識份子的「集體叛逃」與習近平政權的危機

鄧聿文 2019年04月20日 07:00:00
現在「筆桿子」被砍掉,維持中共統治的均衡構架也就被打破。(湯森路透)

現在「筆桿子」被砍掉,維持中共統治的均衡構架也就被打破。(湯森路透)

許章潤事件」在中國知識界和自媒體掀起軒然大波,使得知識份子人人自危,甚至萌發一種兔死狐悲感覺。一定意義上,該事件標誌著中共當局和知識份子「美酒+大棒」式的合作結束。沒有了知識份子對中共統治正當性的「背書」,習近平政權的潰敗或會提前到來。

 

知識份子和國家政權的關係,在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形式,總的來說,在政治現代化中,知識份子對政權統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種重要性,主要體現為知識份子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闡釋者」。一個政權其統治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根本取決於它取得政權的方式,施政理念、手段及結果。

 

不過,人民雖然看在眼,要讓人民發自內心地自覺接受和認可這個統治,還需把這套東西轉換成國家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這個轉換過程就需要知識份子參與,知識份子所起作用就是作為意識形態的闡釋者和加工者。在這個意義上,知識份子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化妝師」。通過知識份子對國家統治的「化妝」,老百姓從心裡願意認同這個政權,接受它的統治。

 

故一般而言,統治者都不太願破壞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如果知識份子首先不願接受其統治,甚至和統治者處於對立面,其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將會大大削弱。這樣的政權是不穩的。我們看到,一些處於政治現代化的國家,由於處理不好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頻繁出現危機。

 

士人的離心離德

 

和許多國家不同,中國知識份子和國家政權之間,從歷史看處於一種特殊狀態。一方面,王權的發達和強大使知識份子自身的獨立性更弱,對王權的依附更強;另一方面,王權也依賴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官僚集團)的合作維持統治。雖然在王權和儒家官僚集團之間,前者占主導地位,然而,也會造成一個後果,即在王朝末期,隨著王權對儒家官僚集團的不信任和打壓嚴重,後者也就不再和王權合作,甚至變成反對者,沒有了儒家官僚集團和士人對王權統治合法性的「背書」,王朝很容易一朝傾覆。儘管其滅亡有更深刻和複雜的社會結構原因,表面看,它們大多亡於農民的起義和造反,但儒家官僚集團和士人的離心離德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我們從晚清和民國的失敗可以看到知識份子的作用。晚清雖有曾國藩和李鴻章(他們二人是典型的儒家知識份子官僚)等人的苦苦支撐,可最後還是亡於武昌新軍的一聲起義,原因在於,作為整體的士人階層反對滿清統治,這種反對聲音和不合作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傳遍全國,連袁世凱這樣的權臣都深受影響。民國蔣介石政權也一樣。在國共爭霸之時,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已經預示著國民黨的統治在知識份子中喪失了合法性,因此它的失敗早晚要來。只是內戰開打不到4年,國民黨政權就被中共趕到臺灣,讓許多人沒有料到,然而,從多數有名望的知識份子拒絕蔣介石的搶救去臺灣,卻跟隨中共北上參加新政協來看,這不能簡單歸咎於中共會做統戰工作,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知識階層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透頂。

 

許章潤事件」在中國知識界和自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圖片摘自網路)

 

中共雖以武力取天下,然從上面分析看,它是得到當時中國知識階層和大眾歡迎的,因此從統治正當性說,沒有問題。這也是中共後來一再宣稱其統治合法性來源歷史的根據。當然知識份子未料中共不久即變臉,顯露殘暴本性。但即使在文革結束前,有毛澤東的克理斯瑪人格支撐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然隨毛的去世,加上當時的經濟凋零和人民的普遍貧窮,中共統治也到了搖搖欲墜的程度。

 

改革挽救了中共,隨著經濟好轉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將統治正當性從過去的革命意識形態轉移到經濟增長及績效上,再加民族主義。客觀來看,這會減少中共對知識份子在統治合法性方面的依賴,因為經濟績效直接訴諸大眾的物質感受,從而使得知識份子的「闡釋者」作用對中共統治變得不像過去那麼迫切和重要。儘管如此,中共也接受歷史教訓,改善了同知識份子的關係,雖然改革後多數時候對知識份子的打壓仍然存在,但在程度和普遍性上,比不上改革前。

 

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闡釋和論證

 

另外,知識階層作為整體,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加上毛澤東時期知識份子被整肅清算的歷史陰影依然提醒他們,所以,在改革後,除六四等少數時期外,知識份子和中共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游離狀態,其中部分知識份子,主要是中共內部的帶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改良派、「新左」和民族主義者,在不同階段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闡釋和論證。

 

但是這種狀況在習近平2013年上臺後嘎然而止。習對知識份子的打壓比起江、胡時期來,都要嚴厲。在「許章潤事件」後,有人統計了改革以來不同時期受當局迫害的50名學者名單,其中大部分是在習統治的這幾年裡。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經濟績效作為中共維持統治正當性的主要根據,已被削弱,人民對中共的不滿普遍增強,知識份子和中共也重陷過去的緊張狀態。

 

知識份子既是人民的一員,在人民中,又處於特殊地位,由於知識份子主要以言說體現其存在價值,因此其對統治者的好惡會直接影響大眾。故按理在這種時刻,中共理應重新啟動和加強知識份子在意識形態上的「化妝」功能,和緩同知識份子的關係,讓知識份子成為盟友,至少不再激烈批判自己。但現在恰恰相反,習近平不是在減少同整個知識階層的矛盾,而是在激化和擴大同他們的矛盾。過去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打壓,主要針對的是知識份子中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反對派,但現在也擴大到改良派和左派。只要在習近平看來不利其統治,不論知識份子持何種立場,都在打壓之列。這樣,就把整個知識階層都推到了和當局對立的局面。

 

「許章潤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發生,鑒於許本人的學術聲望以及清華大學在中國大學中的地位,當局因許的刺耳言論而將他停課處理,事情性質較之前發生的同類事情要嚴重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許章潤事件」是中國言論自由全面惡化的一個標誌,它激起整個中國知識屆和學術圈——不論左右和體制內外——的強烈反感和抗議可想而知。如果說之前可能還有個別或少數自由派學者對當局沒有死心,那麼經過這次壓迫,自由派整體應該站在了當局對立面,左派學者也看到了危險隨時可能迫近,事實上,當局對左派學生的打壓已經顯示了這點。因此,很有可能,在這次打壓後,中國知識屆和當局劃清了界線。

 

知識份子的此種狀況,在精神上形同「集體叛逃」。它對中共統治會帶來何種影響,短期內可能看不出,但從一個較長時期看,後果有可能是致命的。中共對中國的統治,靠的是「槍桿子」(軍隊和員警)、「筆桿子」(知識份子和意識形態)和「錢袋子」(國家財政),三者不能缺一。雖然之前「筆桿子」的功效在不斷減弱,但知識份子整體也沒有成為中共對立面,現在「筆桿子」被砍掉,三已缺一,維持中共統治的均衡構架也就被打破,如果「錢袋子」再出大問題(這種情況也正在出現),習近平政權勢必難以統治下去。

 

雖然我們無法預知這個時間點,但相信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所以對未來形勢,不必太悲觀。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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