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am，今天的晚宴還OK嗎？」我趨前問道。

畢竟，照顧好得獎人，是我在唐獎週最重要的任務。

「食物真是好得不得了…台灣不愧是美食天堂！只是…，整晚我不斷的『被自拍』。」2016年法治獎的得獎人路易絲．阿爾布爾苦笑道。

在旁邊的凡內莎（2014年法治獎得獎人阿比大法官的夫人）立刻說：「哈哈，完全理解。我常常開阿比玩笑，說他來台灣訪問的時間就是：talk, talk, talk; eat, eat, eat; photo, photo, photo！」

看見怎樣的台灣？

短短一週的時間，行程卻是滿檔：開幕酒會、音樂會、頒獎典禮、晚宴、演講、座談，還有中間穿插，數不清的採訪。於是，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問她睡得好不好。而阿布每天總是很有專業精神，一五一十的交待清楚。之後，我們才開始一天的「工作」。畢竟，唐獎放眼的，是世界級規格的獎。問題是，這些世界級的人物，他們所看到的台灣，是怎樣的樣貌？密集的一週時間經過後，他們又留下怎樣的信息？

曾任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阿布不會不了解台灣，只是之前無緣到訪。之所以會接受唐獎，是因為看到唐獎的理念，知道唐獎是「玩真的」，不是做做樣子，也是因為第一屆得獎人中，有她認識的格羅．布倫特蘭夫人，也有她所仰慕的阿比大法官。

也是因為認同法治的理念，阿布不但自己前來領獎，還把全家從加拿大各個角落帶來，在台灣相聚。除了分享喜悅，也真心想認識台灣。阿布的弟弟Andre，曾多次在越南、泰國、印度自助旅行，多次過門不入後終於有機會來到台灣，自是非常期待。兒子Patrick更是在家中擺上大地圖，認真研究月餘：「我們去玉里可以試著訂那間民宿！」；「經過南橫的話，我們可以去栗松溫泉吧？」剛開始教書又有三個小孩的大女兒實在走不開，除了不斷透過email追蹤台灣行以外，還一直表達無法親身參與的遺憾。

若是進一步了解「法治獎」的敏感度、中國在國際上對台灣變本加厲的打壓，以及阿布目前在聯合國首要的司法機關國際法院（ICJ）一個案件中擔任當事方所指定的特任法官（ad hoc Judge），應該對她毫不避忌來台，更增一分珍惜。

時間快轉到9月26日，全台籠罩在梅姬颱風來襲的陰影，但隔天也是阿布原訂與大學生以及高中生座談的日子。唐獎得獎人來台，除了發表一篇正式的演講以外，還有一場學術座談。阿布向來喜歡與聽眾互動，特別在正式演講中挪出部分時間接受問題詢答。27日的座談，用意在深化對話。而高中的校園座談，則定位在以輕鬆的方式，聊聊成長背景、家庭與親子、生涯規劃，乃至國際經驗。颱風來了，辦還是不辦？我們商量：「既然準備了那麼久，不論有多少聽眾，在尊重主辦學校的前提下，我們願意照常舉行。唐獎準備了錄影與現場直播，也算是為2016年法治獎留下紀錄。」在台大法學院的大力牽成下，27日上午的論壇照常舉行，但下午則因為風雨更大，校園完全關閉，不得已無法進行。

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阿布27日當天所分享的，其實是加拿大在1982年《權利與自由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通過前後，透過司法審查保障人權，乃至整個司法體系活化的經驗與機制。這是她在傾聽並親身了解台灣後，所提出來的思考；是她與所見到的人，進行的對話的結晶；特別是針對台灣當前對司法改革的關懷，所提出來的經驗分享。

可惜的是，這項主要的信息，不但未見諸新聞報導，甚至也未能為現場的參與者所領略。這項信息，就如當天窗外的花木，淹沒於狂風暴雨中。是因為天候不佳？語言障礙失落於翻譯？還是本地的思惟，長久以來過度「以台灣為本位」？也許都有。

傳統上，加拿大的憲政秩序受英國法「國會主權至上」理論的影響，國家的權力行使以國會的立法權為中心，除非國會違反了憲法上聯邦與各省的權力分配，法院並沒有宣告國會立法違憲的權限。至於憲法上的人權保障？加拿大法院向來認為，普通法（common law）下已有權利的思考，更何況國會還在1960年訂有《加拿大人權法》（Canadian Bill of Rights）。

問題是，這樣的情況，並不令人滿意：《人權法》僅有一般法律的位階；在其下，人權也只有「準憲法」的地位，以防人權保障條款被嗣後的一般法律規定所取代。最關鍵的，《人權法》並沒有為人權提供司法保障：其並未規定現行法與人權相牴觸時，應如何解決；也沒有賦予法院基於牴觸人權，宣告法律無效的權力。結果是，在適用法律時，遇到有侵犯人權的疑慮，法院只能透過解釋或暫停適用等技巧，將法律朝向侵害人權最小的方向解釋與適用。這些，不是與我們的《兩公約施行法》上的規定，十分相似？（當然，在我們的制度，大法官有違憲審查權，但其要件是否太過嚴格，以及是否應修法納入憲法訴願，是各界長久討論的問題，最近也在新任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與大法官任命的審查中，再度被提出討論。）

「策略上的妥協」

在加拿大，情況的改變，有待1982年《權利與自由憲章》賦予人權保障憲法上的地位，並賦予法院基於人權保障，宣告加拿大聯邦或各省立法違憲的權力。但法院違憲審查權的行使，並非因一紙憲章而一蹴可幾。阿布所分享的，是加拿大司法權突破傳統限制，轉型為積極保障人權的策略與法律機制。在加拿大制定《權利與自由憲章》的背景下，她主張，倡議人權保護的人士有時為了突破，甚至可以作出某些「策略上的妥協」（strategic compromises），以換取持傳統想法者願意接受司法權侵入立法者的領域，以司法審查落實更完整的保障人權。具體而言，她特別指出《權利與自由憲章》制定時所運用的三項機制：

1.權利的合理限制：不同於其他權利憲章以莊嚴人權宣告展開，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第一條言明，其所保障的權利與自由，得在於自由民主社會明顯可證為正當的限度內，以立法施予合理限制 （reasonable limits）。而所謂「於自由民主社會明顯可證為正當的限度內」（“as can be demonstrably justified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在實務運作上，蘊含了權利限制合目的性、必要性與損益衡量等比例原則考量要素的適用。

2.「但書條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為使法院的違憲審查權見容於傳統上的「國會主權至上」論，《權利與自由憲章》第33條賦予加拿大國會或各省立法機關，得在立法中，聲明即使該法或其規定有侵犯人權之虞，仍應獲得適用（“shall operate notwithstanding a provision … of this Charter”）；對此類聲明所涵蓋的立法或其規定，憲章僅在未受排除的範圍內有所適用（“shall have such operation as it would have but for the provision of this Charter referred to in the declaration.”）。此類聲明排除，至遲應於生效後五年，失其效力。

容許立法者以聲明排除人權保障條款的適用，明白保留給立法者在一定期限內依己意行事的空間，但同時也要求立法者具體指明其決定可能存在的人權爭議，並公開宣示將反其道而行。阿布指出，憲章施行以來，立法者聲言將使用第33條「但書條款」制度的情形雖時有所聞，但卻從未實際使用過。最大的原因，應該是單單要立法者「出來講／踹共」，就已帶來相當的公眾與道德壓力。

3.平等保障條款之漸進適用：為了使憲章第15條廣泛的平等保障與禁止歧視規定能得到政治上較大的支持，《權利與自由憲章》第32條第2 項規定，平等保障條款在憲章生效後三年，始有適用。依阿布的說明，在司法實務上，這也給了法院「暖身」的空間，得以由較「傳統」自由權利保障的領域，例如刑事程序上的人權，練習適用憲章，而不是一開始就面對社會爭議較大的平權議題，例如同性婚姻。

司法違憲審查的確立

從人權運動者的角度，這些機制看起來是向反對力量所作的妥協。但阿布認為從加拿大的背景，犧牲人權一步到位，換來的是長遠上更大的進步：司法違憲審查的確立。

在比較憲法上，加拿大的司法審查制度與其所產出的案例，廣受肯定。長久施行以來，加拿大國內民意乃至政治機關，也逐漸接受將社會上的爭議議題，交由司法解決。例如，198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將違反墮胎管制的刑事處罰規定宣告違憲。加拿大國會雖嘗試另訂新法，但無法通過，以致墮胎在加國，完全屬於婦女在諮詢醫師下的自我決定。又如，在2015的案件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告，罹於重症且無治癒可能之病人，擁有經醫師協助下自殺的權利。而加拿大國會也在2016年通過立法，將經醫師協助自殺合法化。

將社會爭議案件交由司法解決的好處，是讓正反各種意見，透過論辯，在法庭程序上呈現，再由法官依據憲法，配合充分的說理，作出決定。這與由民意機關，乃至放任訴諸民粹的決定，是很不一樣的。

最後，阿布也提到加拿大違憲審查制度所帶來的司法活化，並指出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包括活潑與具批判思考的法學教育、法官選任制度、與法官的身分保障。私下聊天時，筆者曾聽阿布將法官選任比喻成老師在一個班級中挑選學生，因為只有老師最知道每位學生的識見、能力，乃至個性。同樣，我也聽到這次來訪的阿比大法官，談到南非的法官選任制度。對照台灣當前看到的情形，不得不感嘆我們目前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阿布的分享，直指司法人權保障的抗多數特性，以及加拿大的經驗。這難道與台灣當前所面對的問題不相干？即使我們自己的制度已取得相當的成果，難道不能多聽聽其他國家「如何作到」的策略與其文化上的蛻變？即使加拿大當時所面臨的景況與今日台灣不同，透過對談彼此交換經驗，也是美事。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期望走向透過司法面對爭議的社會？如果是，如何作到？還是不斷聽到，司法應尊重民意？

可惜的是，阿布分享中所提出的眾多有趣面向，在當天論壇後半段的討論中，被完全忽略。如果各位回顧錄影實況，會發現很大部分的討論，集中在台灣如何突破不能去國際民航組織（ICAO）與會的問題，乃至未能參與聯合國體系的困境。也許是因為阿布曾在聯合國體系任職，也許是因為當時熱門話題的ICAO正巧位於蒙特婁，或是因為在台灣，人們一聽到「國際」二字，立刻聯想到我們在國際上所遭遇的打壓與不正義…，我不知道。我仍願意相信，在台灣，仍然有一股力量，願意突破內視傳媒與淺碟文化氛圍，以開放的心胸、健康的態度，配合對真正問題的思考，面向國際。

認識真實的台灣

由接待唐獎貴賓的經驗中，我學到至少兩件事：第一，由這類世界頂尖人物的身上，我們要學的不是知識，也不是要他們為台灣的問題拿出處方，而是成事智慧與經驗，很多的線索，要有透過近身觀察他們實際處事，才能學得確切。第二，這些都是心靈極其敏銳之人，要讓他們認識台灣，不用長篇大論，而是帶他們去看見真實的台灣。

阿布的信息，是怎麼產出的呢？不是因為我跟她坐下來，完整介紹了台灣的當前問題，而是她自己由所見到的景象，所遇到的人，所進行的談話，一點一滴蒐集而來。因此，我們會在唐獎極度官式又繁忙的行程中，盡量安排他們見到該見的人。同樣，我們也有年輕的學者，願意接受空檔的安排，甚至犧牲睡眠，一大早跑來旅館，與阿布聊聊。

而這也不限於知識界。走出台北，我們見到真實的台灣人民，一起被布農部落響起的歌聲感動，聆聽好茶部落的雲豹傳奇。在旅行的過程中，見到坐在高腳餐椅上努力用餐卻食物掉落滿地的幼兒，還有大哭吵抱不願自己走樓梯的小朋友，她對我一笑：「這我可是非常熟悉。」各種場合遇到的人，她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顯赫的明星，而是一位同樣有三個小孩的母親，只因為她們有為難於職場與家庭的共同經驗。

因此，論壇結束，我第一件事向阿布報告：兩位師大附中的同學，為了準備原訂於下午的座談，花了兩個月的時間研讀資料，寫下了許多想問的問題。因為下午場取消，他們特別冒著風雨前來。「也許您不反對與他們聊聊？」雖然已經有些疲累，阿布仍然一口答應。

他們坐下來，家庭、學校教育、年輕學子的困惑與願景，無所不聊。儘管早已過了午餐的時間。「你們讓我想起我自己的孩子。」阿布說：「我們一起照張相吧！」

「！… Madam，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您主動提議合照！」

※作者同時為唐獎法治獎評選委員會資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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