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川普上台，否定不少前朝外交政策，評論指他似是往「孤立主義」方向轉舵。當時感受最明顯的，應該是國務院轄下外交人員，曾有一段時間，有負責國務院業務的公務員自嘲，當頂頭上司不再是對外交事務躊躇滿志的希拉蕊後，大家好像都可以「準時下班」了。

美國人對「政黨輪替」相當有經驗，同時也是相當早就開始研究「文官中立」的民主國家之一。民主、共和兩黨很多政策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每一次換黨執政，其實都是對常任文官（公務員）民主素養的考驗。「國務院可以準時下班」算是自我挖苦，卻正好讓我們重新複習一下美國對文官中立的態度，畢竟這對民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兩個世紀前，傑克遜當政下，美國所謂的「責任政治」，屬於「官職輪換」，也就是新政府一旦上任，原有政府人員需一律辭職，由新總統重新遴選，用人首重對「勝選政黨的貢獻」，公務員被允許參加政黨活動，同時也要適時表現出對黨的忠誠。當時雖有民主之實，但尚無「行政中立」觀念，而後，很快就顯現出其中弊端，因為如此一來，政黨利益必然輕易凌駕國家利益。當國政愈趨複雜，專業愈顯分工，這套以黨為念的責任政治，就更行不通了。

台灣的「民主」雖不全然師法美國進程，但早期國家機器的運作規則，其實和兩百年前的美國頗為相似，在尚未有總統層次的選舉，「黨」、「國」寫法不同，卻概念相近的年代，即使沒有入黨，沒有黨證，公務員的國民黨化同樣非常明顯。當兵入黨更是那個時期一大「特色」。

直到總統直選，乃至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台灣終於碰上國家行政持續性的問題。「我該如何和理念不同的執政黨共事」遂成新鮮的挑戰，於是，「行政中立」被端上檯面。

國家考試賦予的身分，讓公務員地位得到保障，不受政權更替影響，也確保國家運作不被政黨因素干擾，至於中立的用意，即是避免公務員利用公權力，以謀國家福利之名，圖利某一政黨之實，尤其不使自己淪為政爭工具。

直到今天，台灣已歷經三次政黨輪替，距離公務員理想上的「行政中立」，仍存在不小差距，更何況台灣內部存有特殊情境，也使得「行政中立」在人性使然下，愈發有其難度，包括國家認同、統獨立場，和隨之而來強烈的政黨偏好。這些年來，有多少公務員在政黨輪替下適應不良，其實很值得深究。

行政中立的討論本身就有其複雜性，包括民主國家強調人民地位平等，則當然不得剝奪公務員的政治權利（主要為政治表態），另外，公務員往往就是政策的執行者，若不順從執政黨，國家機器如何操作？

要公務員在完全沒有黨派觀念的心思下任事，有人性上的困難，加上文官機制裡常見的考績、任免設計，更無以避免遭到移用為對個人黨派色彩的「獎懲」，在在使得「行政中立」未臻理想。

如今，普遍適用於美國聯邦和各州，關於「行政中立」的明確立法或其原則宣示，主要多著重公務員不應受到任何政治壓迫，而公務員本身則不得明顯濫用職權獨厚特定黨派；但無論法怎麼立，原則怎麼宣示，即便是今天的美國，「行政中立」的良窳，幾乎還是相當仰賴公務員個人民主素養的高低（違法範疇則另當別論）。

由此，回過頭讓我們再重溫一下高雄市長韓國瑜四月中的美國行，其中一段史丹福大學演講，其題為「我的高雄之路：重塑台灣政黨政治和重視公僕在現代民主的角色」，韓國瑜在演講後接受記者聯訪時，說自己想透過演講傳達的新觀念，即「2018年選舉後，台灣人民開始清醒過來，只為政黨服務，而忘記為公民服務的政治，要逐漸被淘汰，政治人物的存在是為廣大人民，不該被某些派系、政黨所操控。」，另外，「任何邪門歪道的命令，在執行時一定要軍公教配合，他呼籲所有軍公教要發揮自己專業的精神和理念，合法命令要遵守，不合法的命令，當然可以不要配合。像是去整人家的，去抄人家的，去陷害人家的，這些軍公教為什麼要執行呢？莫非民進黨是永遠萬年政黨嗎？軍公教應該要文官中立的，怎麼可以為虎作倀呢？」

韓國瑜因此呼籲軍公教人員，「今天配合民進黨，萬一將來民進黨下台了，追溯你的法律責任呢？ 何苦咧？」

這相當吻合韓式本色，就是把真實的用心夾雜在一大段講漂亮話裏頭，真要拿「行政中立」檢視民進黨政府，當然適用，執政時間比例遠超過民進黨的國民黨，難道就真有過好榜樣？最重要的，韓國瑜恐怕更想向公務員傳達的是「今天配合民進黨，萬一將來民進黨下台了，追溯你的法律責任呢？ 何苦咧？」此外，又甚麼才是韓國瑜口中「邪門歪道的命令」？

一如他對諸多議題自負輕率的態度，吃定了台灣民眾不求甚解和健忘的特性，稍有警覺，就知道這根本不是有心面對公務員「行政中立」問題，分明就是挾自己高漲人氣，且極可能入主中央，先一步「恐嚇」文官。美國花了上百年的時間在研究行政中立的重要性，以及甚麼是行政中立和如何做到行政中立，偏偏韓國瑜一位政治浪頭上的明星，來去美國，眼裡心裡滿腦子始終只有「民進黨」。話說回來，對韓國瑜一類老派黨國典型人物來說，卻又再「恰如其分」不過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