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中國仍未成為一個常態國家的中國

黃樂祈 2019年05月04日 00:01:00

北京突然宣布今年首都的五一法定假期延長三日,《金融時報》就指,這些舉動緣於政府希望避免出現紀念五四運動(下作「五四」)一百週年的集會。(湯森路透)

「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胡適,《五四運動紀念》

 

五四前是追求新文化的時代

 

北京突然宣布今年首都的五一法定假期延長三日,幾近肯定那是一個政治敏感的時期。《金融時報》就指,這些舉動緣於政府希望避免出現紀念五四運動(下作「五四」)一百週年的集會。然而,中共對五四可謂葉公好龍。一方面,中共很早就相中五四的愛國主義 更多《經濟學人2019全球大趨勢》(臺北:天下,2018),頁31。,並強調自己就是五四「民族強大」和「反帝國」精神的繼承者,習近平今年甚至借題發揮,把五四精神與「引導青年聽黨話跟黨走」扯上關係。但另一方面,中共又害怕五四成為了異見人士的思想泉源。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還未知等著他們的是子彈與坦克的中國學生,就發表《新五四宣言》,宣稱他們才真正承繼了五四的衣缽。一百年來,各方都在爭取五四的詮釋權。其實,五四是甚麼?

 

清代中葉起,滿清積弱,早已埋下了知識份子懷疑傳統的伏線。不過,在清廷殘喘的新政和立憲時期,無論是保皇派和革命派,對傳統的維護或批評,主要都聚焦在政治上的層面,特別是中國政制的去向。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成立,表面看來實行三權分立,可惜未能帶來政局的穩定。二次革命和中日的《二十一條》風波,令舉國氣憤與無奈。政制更迭,但國家仍舊不安,自然刺激國民尋根究底。

 

陳獨秀(後成為中共創立人之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正是在這種氛圍下的產物。細讀陳獨秀在創刊發表的〈敬告青年〉,誠然反映當時知識份子對政治革命的灰心,因而承繼百日維新,重彈啟蒙民眾的「舊調」,其用意明顯不過:以文章改造中國固有的國民性 更多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52至54。。後來一批文化精英紛紛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於是刊物的地位日增,批評中國傳統,並倡議文學、倫理、史學變革的新文化運動就此展開。

 

問題是,曾誓言不問政事,又自稱追隨科學與民主的《新青年》,及由它所帶起,指向啟蒙的新文化運動,為何會演化為走上街頭,反帝國、「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五四,甚至發展到從效法西方的共和制,轉而擁抱馬克思主義?

 

五四的動力:恨鐵不成鋼的民族情緒

 

事實上,清末絕大多意見都不抗拒「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觀,認為中國應學效西方的民主與共和,才能變得富強。但在五四前夕,中國人對西方政制的敬崇,卻因動蕩的政局而一去不復返。一戰的爆發與結果,令國際社會開始重思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普世價值開始轉變,巴黎和會的恃強凌弱不再為中國人所容 更多金觀濤、劉青峰,〈五四新青年羣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重大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之研究〉,刊於《二十一世紀》第82期,2004年4月,頁25至31。。由於民間及各政團黨派都非常關心巴黎和會的進展,於是,當德國把山東青島的權益轉讓日本已成定局後,學生與羣眾按忍不住。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學生和其他團體在天安門廣場集合後,先到使館區,再往趙家樓找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算帳」,把曹府付諸一炬,並誤把同一屋簷下章宗祥以及護著他的日本學者中江丑吉痛打一頓,軍警只好鎮壓學生的行動。

 

當代中國民眾如果執意五四「國家要吐氣揚眉」的意識形態,他們心目中的「強國」肯定很快再度走向衰敗。(湯森路透)

 

然而,五四的反帝國主義不單因為全球思潮的變更,也與民初的民族訴求息息相關。當《新青年》文章頻頻批評孔儒傳統,又提出使用白話文等,胡適也留意到,當時只要隨手翻開那個時代的新雜誌或報章,就可以看見反省傳統和輸入學理的趨勢。在民初的時代,從孔教、文字、貞操、禮教、教育,到各種西洋學說 更多國立北京大學台灣同學會編印,《五四愛國運動四十週年紀念刊》(台北,1959,處處可見「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會」的心志,這正是一個強化和鞏固中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五四以反對「他者」的姿態呈現,源於社會已孕育出「我們」的意識。

 

五四作為一場運動(movement),見證了時代思潮的巨變。從啟蒙到反帝國;從倡導科學、民主到馬克思、共產,民族主義推動了五四的興起,把焦點放在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卻反過來受五四的反帝國主義引導民國的羣眾轉投馬(克思)先生。可見,要回答「五四其實是甚麼」,絕不簡單。五四的核心不是純粹對西方民主和科學的渴求,也非單純對帝國主義的鄙夷,更大程度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民族情緒。然而,這正好成為迄今中共煽動民情的土壤,卻又是中國難以真正走進現代化的主因之一。

 

當代中國民眾如果執意五四「國家要吐氣揚眉」的意識形態,繼續沉迷在「救亡先於啟蒙」、「民主不能當飯吃」、「政治0分、經濟100分」的論述,而非肯定政治與經濟須分清先後次序及平衡兩者,持平追求一個讓更多人活得有尊嚴與自由的社會,他們心目中的「強國」肯定很快再度走向衰敗。又或者,一百年來它其實從來未真正強盛過,由始至終只是胡適口中的「變態國家」。敢問,世界有那個強大國家的領導層都心繫移民和走資?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

關鍵字: 五四 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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