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為什麼，每當我們所擁有之物突然崩毀或消失的時代，我的作品就特別吸引讀者。我感覺（我的作品）開始在日本廣為接受時，約是在天皇駕崩、平成時代開始之際，以及在之後泡沫經濟崩解、阪神大地震，以及沙林毒氣事件的發生。」

這一段話，是平成時代的尾聲之際，作家村上春樹接受日本《朝日新聞》專訪時的發言。說起平成時代重要的文壇要事，大概有人會想起1994年，大江健三郎風光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是真正能抓住世界的想像力的作家，或許仍非村上莫屬。

#Murakami says #SNS feels ‘creepy’ with opinions in ‘sleazy words’：The Asahi Shimbun #WeltLiteraturpreis #1Q84https://t.co/t9EU7RiiA9

— Asahi Shimbun AJW (@AJWasahi) 2019年3月18日

回顧平成時代，日本幾度歷經天災人禍，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帶給日本民眾心中一種「不安的震盪」。村上受訪時表示，2002年出版的作品《海邊的卡夫卡》，正是要透過書中15歲少年之眼，「擺脫大人帶來的超越之事物，看清楚世界。重要的是它看起來的樣子、它的聲音和從中感受到的震盪，而非事物本身。」

村上在《朝日新聞》專訪當中也說，盼邀請讀者透過書中的觀點找尋事物的本質，「就像是我和讀者的共同作業」。村上的作品，也常是在這樣的時代震盪中，提供嶄新觀點。村上作品的生成，時常反映日本社會的當代議題；他的文字，與人們在歷史中的困惑產生共鳴，讓他的作品在逢當國家巨變時，能獲得各界讀者不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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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TAGE Books (@vintagebooks) 2018年10月5日

昭和末爆紅　平成初期就遠走美國寫《發條鳥》

文學評論家、《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專欄作家佛萊納根（Damian Flanagan）在該報的專文指出，村上在文壇的象徵地位，確立於1987年推出的《挪威的森林》；除了該作品光在國內就熱銷超過400萬冊，之後村上在1994至1995年間分冊推出的名作《發條鳥年代記》，更讓他受到國際讀者的矚目。

1949年出生於京都的村上春樹，雖在昭和時代的尾巴以《挪威的森林》走紅，隨之而來的卻是成名的後座力。村上在《朝日新聞》專訪中坦言，在《挪》意外暢銷之後就備感壓力。1991年1月，村上離開日本前往美國，除受邀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擔任客員研究員，就是一心創作《發條鳥年代記》，「我沒有碰到任何日本人、躲了起來，能夠不受干擾地完成作品。」

Haruki Murakami: Writing in parallel universe, connecting with a global readership https://t.co/IBXAjPekdF

— The Japan Times (@japantimes) 2019年3月22日

村上在平成之初赴美，能跳脫來自國內的壓力，卻也在美國碰上另一波沉重的氛圍。1990年，美、伊波斯灣戰爭開打，《發條鳥》正是誕生在這樣的氣氛中。「記得當時有股很強烈的『重新開始』感」，村上向《朝日新聞》表示，《發條鳥》很重要的一點在於「穿牆」（壁抜け）：主角透過思考連結另一個世界，並在內心深層找到出入口，「《發條鳥》中首現的『穿牆』，開啟了小說的想像力，成了故事的起爆裝置。」

早年走過安保鬥爭　在平成從「疏離」走向「聯繫」

美國對日本文化界的影響在戰後相當明顯，帶來的衝擊也刺激著日本文壇。據《日本時報》，若把時間稍稍回推到1960年代，我們可以聽見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抱怨著「難道作家非得如妓女一般，跳上時代的床嗎？」當時三島努力透過藝術創作，反對當年經濟掛帥保守共識，不甘日本服從美國地緣政治，最後甚至以切腹力阻時代潮流。

三島的幽靈，也盤繞著村上早期的作品。從表面上看，三島極度繁複、追求綺麗的語言，與村上當時海明威式簡約文風大相逕庭；那時村上也幾乎排除所有日本文化的影射，讓大江健三郎評論道，村上的小說場景可以是世界任何地方。但若細究則可發現，村上和曾寫道「藝術的秘密在於『抵抗』一詞」的三島，其實有很多相似點。

據《日本時報》專文，雖然村上不像60年代晚期的三島高調反對政治建制，但他書中的角色卻進行著無聲、尖銳的抵抗。例如，在1985年的小說《1973年的彈珠玩具》當中，村上以特意、荒謬的流行文化符號，指涉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爭議引發的大規模政治抗爭：「那是1960年，這年鮑比·維（Bobby Vee）唱了〈Rubber Ball〉。」

進入平成，村上的《發條鳥》推出之後，更標示他從「疏離」（detachment）走向「聯繫」（commitment）道路。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以及3月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更讓村上從單純的「小說家」步向更具社會意識的「公民」。

阪神地震、奧姆真理教事件刺激　村上生涯轉換點

「1995年可說是我的轉換點」，村上在《朝日新聞》專訪表示，「神戶的地震摧毀了我小時生長的家。我決定提前從美國回到日本，因為我認為應該對於地震、沙林事件說一些話。」村上認為，小說家最重要的就是創作，但作家終究也是一員公民，需要在角色平衡之下，也身為公民的角色付出。

對社會問題的責任感，讓村上投入紀實文學的工作。他透過訪問數十名毒氣事件受害者，造就了1997年出版的《地下鐵事件》，揭露了現代日本黑暗的一面：人們看破物質主義的幻覺，卻無法感受到真實自我的存在。

「我想知道他們（受訪者）的出生、校園生活、家庭、婚姻、工作」，村上向《朝日新聞》表示，「還有沙林事件在他們生命中扮演了什麼。」

有關阪神大地震，村上也在2000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村上說，他特意不把場景設在神戶，也不太直接描寫震災，而是寫其精神，讓作品可以打動更多人，「例如，南斯拉夫人可以在故事裡，看見他們所面對的內戰。正因精神一致，置換所以可能。《地下鐵事件》和《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是平成中期的作品，清楚展現身為小說家，我往後前進的方向。」

2000年後，村上則一度化身當地日本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探討現代社會迂迴曲折的連結性，描寫個性獨特的角色如何受到它的制約。例如，2002年推出的《海邊的卡夫卡》就是狄更斯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的當代翻版，融合第一、第三人稱，頗有狄更斯的況味。

“Silence, I discover, is something you can actually hear.”
― Haruki Murakami, "Kafka on the Shore" https://t.co/wT5FViZ6Fo pic.twitter.com/I8ufAuQQke

— Vintage/Anchor Books (@VintageAnchor) 2019年4月11日

「回歸日本」反思創傷　《1Q84》為平成最具代表性書籍

《日本時報》專文分析，平成之下的日本有兩個重要社會進展。其一，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也造就在村上作品攻佔倫敦、紐約書店。與此同時在日本國內，現代性的研究與爭議也不斷進行。

自1990年代中葉後，村上的作品也展現出與文壇前輩夏目漱石的連結，例如在2015年的《身為職業小說家》，村上就在致敬漱石1911年的講題〈愛好與職業〉（道楽と職業）。

隨平成時代而行、年歲漸長的村上，從國際知名作家，再展現一種「回歸日本」的態度，反覆重思過去國家戰爭揮之不去的創傷，無論是透過《發條鳥》中「關東軍」的可怕經歷，或是《刺殺騎士團長》（2017）所描述的，南京大屠殺的暴力對目擊者的影響。

Killing Commendatore by Haruki Murakami review – a sprawling Gatsby for the Google age https://t.co/V2ghNACzT5

— Guardian Books (@GuardianBooks) 2018年10月7日

日本邁向新年號「令和」之際，村上身為作家，仍不斷勇敢直視國家的過去。「善與惡是交織的，我在911攻擊後也有同樣感受。也有一種趨勢是，有些人會刻意隱藏恐懼與憤怒，就像那群歷史修正主義者會說，納粹沒有毒氣室。但身為寫故事的人，就不能別開眼睛。」村上向《朝日新聞》表示。

《朝日新聞》所調查平成時代30大代表書單中，村上的《1Q84》高居首位。在該書中，有一名有著另類感知的女刺客，可以看見凡人無法看見的2個月亮。《日本時報》專文評道，若令和時代的讀者，能在不斷朝向未來、國際化的日本，同時不忘深掘、正視集體的歷史創傷，或許也能在村上想像力的天空上，看見日本獨特的另一個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