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不民主的中國被郭台銘拿來當飯吃

余杰 2019年04月29日 07:00:00

作者指出,郭台銘看到美國總統川普商人從政,風生水起,頓時技癢,以為自己可以複製川普傳奇。(湯森路透)

有時候我們會變成引誘自己的惡魔,因為過信著自己的脆弱易變的心性,而陷於身敗名裂的地步。

 

——莎士比亞

 

郭台銘宣佈參選台灣總統之後,其名言「民主不能當飯吃」遭到現任總統蔡英文的點名批評。蔡英文指出,「沒有民主我們的國家發展恐怕會倒退」,並引用網友的話,「沒有民主就只能要飯吃」。

   

郭台銘在臉書上自我辯解這是對其本意的扭曲,並怒批蔡英文沒資格講「沒有民主只能要飯吃」,因為台灣每天有一百六十萬人吃不飽——立即,這個數據就被揭穿是一個謊言。對此,律師林智群表示,「蔡總統在的時候,有多少人吃不飽,我不知道,但郭董在的時候,有人跳樓,這個我有聽過」。

   

無論「民主不能當飯吃」是不是郭台銘的原話,考察三十年來郭台銘及鴻海集團「麻雀變鳳凰」的脈絡,可一言以蔽之:郭台銘成功的秘訣是將不民主的中國當飯吃。郭台銘不是比爾·蓋茨、喬布斯那樣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科技天才和企業家,而是倚靠中國「低人權優勢」(秦暉)、通過奴役數百萬中國農民工而暴富的無良商人和奴隸主。台灣首富郭台銘不是「台灣之光」,而是「台灣之恥」,他投入政壇,不會將台灣重新推上亞洲四小龍榜首,而只能將台灣拖入血汗工廠和新式集中營的黑暗深淵。

 

富士康輝煌背後的農民工連環跳樓自殺

 

郭台銘的富士康企業集團是於一九八八年在中國投資興辦的專業生產電腦接外掛程式、精密零組件、機內線攬、精密模具及電腦整機的高科技企業集團——實際上,富士康並無自己擁有的高科技,它只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代工企業。富士康集團實施「紮根中國,放眼全球」的策略,其目標是達成全球最大的電腦整機和零組件生產企業集團及全球個人低價電腦的主要製造基地。

   

二零一零年,富士康工人十七起連環自殺事件,轟動兩岸三地,進而引起全球廣泛關注。為了調查真相、瞭解代工企業生產管理模式,揭露「世界工廠」農民工的處境,北京大學的學者郭於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潘毅等二十所高校的六十多名師生,分頭到富士康的十二個廠區實地調查,有些更進入生產線,親身經歷打工生活,收集大量一手資料,其研究成果收入香港中華書局二零一五年出版的《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一書。

   

該書作者在前言中寫道:「我們講述了這些工人的掙紮, 見證了他們美好願望的灰飛煙滅。當他們加班加點辛勤工作,以滿足蘋果及其競爭者緊迫的訂單要求時,工人對未來的嚮往卻被這樣一個生產體制碾碎了:低工資、高強度、缺保障和高危環境。他們的生死往往懸於一線。」該書作者又認為:「在一個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富士康工人經受了異常嚴酷的規訓和高壓工作環境。正是在全球經濟復蘇,蘋果及其他品牌公司競相爭逐的情況下,這十多位工人在二零一零年的春天義無反顧地奔向死亡。工人從工廠宿舍樓跳下的選擇, 是一種挫敗、絕望和反抗的終極行為。

 

 郭台銘和富士康的管理模式,在包括台灣在內的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實現。(湯森路透)

  

平心而論,富士康並非勞工工作環境最糟糕的地方,比起黑煤窯中隨時死於非命的礦工來,富士康工人的死亡率並不算高。中國工人的一般印象是,在外資企業中,歐美資本企業優於日本、韓國資本企業,日資和韓資優於港資,港資又優於台資,台資處於墊底的位置;但總體而言,外資則優於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近年來,在西方社會和輿論的壓力下,蘋果、英特爾等富士康供貨的國際科技巨頭硬著頭皮介入富士康的工人權益問題,富士康工人的條件已有所改善。然而,從當年十七人連環跳樓自殺事件中,可以看出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黑幕:郭台銘下令對百萬農民工進行凖軍事化的嚴格管理,完全剝奪了農民工的基本人權和自由——連上廁所都要經過工頭的准許,且被視為老闆的恩賜。這跟郭台銘在台灣眷村成長的背景以及就讀半軍事化管理的「海專」的經歷分不開,他認為企業就應當像軍隊那樣管理才能成功。

   

郭台銘和富士康的管理模式,在包括台灣在內的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實現,在印度和東南亞那些民主尚未成熟的國家也不可能實現,而只能在號稱「工農聯盟、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才能實現。只有在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下,才有數以億計廉價農民工到城市來覓食。而且,中國沒有真正的獨立工會,農民工維權更是難於上青天。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共在新疆設置拘押百萬維吾爾人的集中營之前,富士康就是另一種形態的集中營和勞動營,如同蘇聯的「古拉格群島」那樣的膿瘡。台灣學者吳介民就此指出,正是在中共政權政治壓迫的政治邏輯之下,才創造出類似於富士康這樣的「畸形效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虛妄的說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富士康」倒是實情。

 

富士康起訴記者是對新聞報導赤裸裸的威脅

 

當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事件爆發之後,西方媒體和台灣、香港及中國媒體競相報道。郭台銘從不認為公司有問題,更拒絕道歉、認錯、賠償,最多就是認為廠區出現了「妖孽」、沾染了「邪氣」,不惜花費重金從台灣請來高僧到車間裡唸經燒香。

   

郭台銘深知,他惹不起牢牢掌握「第四權」、連總統都不怕的西方知名媒體,他的一腔怒火只好燒向台灣、香港和中國的媒體。台灣《工商時報》記者報導富士康的相關新聞,郭台銘除了告記者,還向法院申請假扣押記者三千萬資產。小小記者哪來三千萬資產可以被扣押?郭台銘的律師就向法院申請凍結記者的薪資,令記者連衣食住行都無以為繼。即使台灣媒體群起抗議,郭台銘仍不為所動、強硬到底。此後,同樣的劇情不斷上演,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台灣《壹週刊》、《時報週刊》的記者都曾碰到類似的處境。

   

因不滿有關富士康員工超時加班的報導,郭台銘所控制的鴻海旗下的子公司,以名譽侵權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兩名記者提出總額三千萬元的索賠,並要求法院查封兩記者的個人財產。法院居然對其言聽計從。

   

遭到富士康起訴的《第一財經日報》編委翁寶是我的北大中文系的學長,是一位有良知的新聞人。當了二十多年記者的翁寶收到深圳市中院發過來的查封凍結財產的送達函時,極為震驚,感覺非常恐怖,如同突然之間被別人推到懸崖邊、找不到退路一樣。

   

翁寶後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富士康的用意是比較明顯的,試圖通過一個財大氣粗的組織來壓倒個體。通過這種不對稱性,打一場不對稱官司,這是一種接近恐怖主義的做法,可以稱之為媒體業的「九一一」,對媒體界的震撼是空前的。

   

中國媒體人對郭台銘仗勢欺人的作風極為憤怒。《經濟觀察報》總編輯何力指出:「富士康起訴記者是對新聞報導赤裸裸的威脅。直接起訴新聞記者,而不是報社,這樣的行為在新聞界是非常罕見的。這一舉動明顯是別有用心的。」

   

新浪網總編輯陳彤也指出:「富士康直接起訴記者並索賠三千萬一案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這是對中國新聞記者的採訪尺度和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職能的一次公然挑戰。」

   

在輿論和公眾的壓力下,此案以和解了結。但從此以後,大部分媒體不敢碰富士康的負面消息,富士康成了新聞界報道時一塊不言自明的「禁區」。郭台銘作為「新聞自由殺手」的形象由此在中國由此根深蔕固。站在郭台銘背後的是中共專制政權,以及毫無獨立性的司法系統。當法院成為郭台銘的幫凶和打手時,郭台銘也就成了一尊不能被「妄議」的、「商界的習近平」。

   

「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郭台銘對中國的熱愛和對台灣的疏遠,不僅在於中國為他提供了百萬奴隸勞工、低環保標凖和價格低廉的土地,也在於他通過跟中國政府搞好關係而讓司法機關為其所用、繼而以此有效震懾新聞界。在今天新聞自由的台灣,郭台銘縱然「多財善賈,長袖善舞」,卻無法像中國那樣享有「不被批評的特權」。因此,郭台銘在台灣參選總統,就是要將台灣變成中國,而他本人則成為無人敢於非議的「台灣的習近平」。

 

富士康的共產黨支部

 

為什麼中共政權寧願打壓作為本國公民的富士康工人,也要扶持郭台銘這個台灣商人和資本家呢?郭台銘難道不是國民黨忠心耿耿的黨員和中共視為早已死亡的中華民國的捍衛者嗎?他又豈能算是中共的「自己人」?若郭台銘不是中共的「自己人」,他有為何享有若干優待,甚至與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幾代中共黨魁把酒言歡?

   

郭台銘的本質由富士康的本質來決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富士康是最熱衷於成立中國共產黨黨部的台商企業。富士康集團中共黨委成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富士康在中國各園區共建立了十六個黨委、二百二十九個黨總支、一千零三十個黨支部,在冊黨員、入黨積極分子三萬餘人。郭台銘曾經公開表示,雖然他本人不是中共黨員,但他對集團成立中共黨委持「樂觀態度」。

   

二零一八年七月,富士康又成立了集團黨校,該校在深圳總部龍華園區幸福生活體驗園正式掛牌。據富士康集團黨委書記劉忠先介紹,新成立的集團黨校將以打造「四個二」工程為方向,即抓好「兩個覆蓋」(黨組織全覆蓋和黨的工作全覆蓋),強化「兩個隊伍」(黨組織書記隊伍和黨建工作指導員隊伍),發揮「兩個作用」(黨組織在企業員工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在企業中的政治引領作用),促進「兩個健康」(企業經濟健康發展和企業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把富士康黨校辦成富士康黨建乃至深圳市「兩新」組織黨員教育培訓的主陣地。不愧為黨棍,一套官方話語說得如同天女散花。

   

在鴻海集團,郭台銘宛如朝綱獨斷的皇帝,他的名言是「在我創業的公司我說了算」。可是,在富士康,是郭董領導中共黨委,還是郭董被黨委領導呢?這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天問。習近平説,東南西北中,一切以黨為大;所以,郭台銘不可能淩駕於黨委之上,甚至他本人極有可能是中共秘密黨員乃至富士康黨委成員。這並非危言聳聽,中共發展資本家入黨由來已久,不是從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後才開始,早在與國民黨殘酷內鬥時,中共就悄悄發展了不少資本家黨員。比如,上海榮氏家族的接班人榮毅仁,後來成了權不重而位尊的國家副主席——對於敵我意識分明的中共而言,榮毅仁若不是中共秘密黨員,豈能受到如此重用?榮毅仁如此,郭台銘亦如此。

 

郭台銘在國民黨黨產被凍結期間慷慨解囊、幫助國民黨渡過難關。(湯森路透)

 

郭台銘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參加台灣總統選舉,如果他兼有中共秘密黨員之身份,一旦當選,會是怎樣的結果呢?中共就能不戰而勝,低價買下臺灣。而國民黨樂見其成,國民黨早已淪為中共的「隨附組織」、乃至掌中寵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因國民黨是強勢一方,就連毛澤東都擁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雙重黨籍;今天,國共號稱要展開「第三次合作」,國民黨人一旦捲土重來,兩岸甚至要簽署「和平協定」,大部分資產都在中國的郭台銘無疑是扮演這一角色的最佳人選。這就是郭台銘得到共產黨的允許和支持參選的重要原因。

 

郭台銘不是川普,更不是台灣的救星

 

國民黨的各色人等向來將郭台銘視為自己人,郭台銘不僅在國民黨黨產被凍結期間慷慨解囊、幫助國民黨渡過難關,更重要的是,郭台銘本人的威權個性正是從國民黨內脫胎而來,而且郭台銘富可敵國的地位或許能吸引無數崇拜者投票。

   

此前,當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讓郭台銘千夫所指之時,多位台灣政要跳出來粉飾血汗工廠問題,聲稱富士康是為台灣「拼經濟」,甚至要求台灣媒體多照顧「自己人」。時任立法院長的王金平公開肯定郭台銘解決問題的誠意,甚至說:「他的困難,就是國家的困難。」儼然郭台銘是台灣的國家名片、鴻海是台灣的國有企業。時任行政院長的吳敦義要大家多給郭台銘一點鼓勵,經濟部長施顏祥也盼國人能支持郭董,後來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在被媒體問到富士康事件時,不但幫郭台銘說話,甚至還提到「以四十萬人的規模,這樣的自殺率嚴格來說並不算特別高!」試圖替郭台銘緩頰。如此冷血言論,惟有郭台銘會感到無比溫暖。

   

郭台銘看到美國總統川普商人從政,風生水起,頓時技癢,以為自己可以複製川普傳奇。然而,郭台銘絕對不是「台灣的川普」。首先,川普是真正愛美國、努力讓美國再度偉大的美國公民和美國總統。而郭台銘口頭上説要捍衛中華民國,卻對消滅中華民國對中共政權卑躬屈膝,自己帽子上的中華民國國旗被中國媒體遮擋,卻不敢提出一句批評,說明其國家認同錯亂。其次,作為企業家的川普善待員工,即便是企業的低級員工都稱讚川普平易近人。而郭台銘卻以鐵血將軍的霸氣管理企業,並在公司推動造神運動。有一位自稱曾在中國富士康工作過的推友Alex發推說:「我在富士康呆過,裡面各階層員工每天都要背郭台銘語錄。園區的宣傳板上到處都是郭語錄,辦公室的牆上也有貼。……這傢夥整個就是富士康的毛澤東,現在想當台灣的毛澤東了,應該儘早除掉禍害,在不可挽回之前。」第三,川普的企業和投資絕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國本土,為美國創造工作機會和財富;而郭台銘卻從台灣的銀行和金融機構融資,再投向中國,掏空了台灣,養肥了中國。由此可見,郭台銘不是台灣的救星,而是台灣的災星,一旦他坐上臺灣總統的寶座,台灣就淪為一個擴大化的富士康,台灣人連僅有的「小確信」都將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對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富士康模式的反思相當不足——台灣人認為,那是發生在台灣境外的事情,與台灣無關。很多人早已忘記了台灣在二戰後也曾是世界血汗工廠大本營,近三十年來西進中國後台商搖身一變成為當地剝削問題的加害者,郭台銘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認識郭台銘,不需要讀太多研究著作,只需要看看中國導演賈樟柯以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為原型的電影《天註定》。《天註定》在中國是禁片,在台灣很容易看到。有影評人指出:「在台灣高呼拯救經濟的同時,《天註定》透過青年的情欲和失落,將底層人物的位置擺放在經濟的大論述之前,或許能讓台灣觀眾自虛妄的資本擴張中,透過片中最消極但激烈的抵抗,省思勞動者的真實處境。」《天註定》中,雖然「老大哥」並未出場,但真兇是誰已然呼之欲出。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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