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沒人理會也會堅持下去」 香港支聯會爭取平反六四轉眼30年

李兆圖 2019年05月31日 07:01:00

六四30年,香港支聯會便走過30年,但平反六四遙遙無期。(湯森路透)

 

 

只要跟中國民主人權有關的事情,支聯會樂於伸出援手,利用香港這個半自治的中國土地,對外發聲。

 

2019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這場被北京當局稱為「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在天安門開槍鎮壓爭取民主學生的慘劇,多年來北京一直力圖淡化,至今「六四事件」仍然成為中國大陸的禁詞,學校社會不得討論,曾經歷或知情的人絕大多受壓噤聲。

 

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因1989年聲援天安門運動,六四事件後因支援異見人士而被定為「反中」組織。當日天安門外的慘劇轉眼已過30年,支聯會同樣伴隨走過30年,經歷了中國民主化幻夢、香港主權移交、2000年後中國經濟崛起躍成現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不論晴雨,支聯會在每年6月4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大型悼念燭光晚會,從不缺席風雨不改,冀將平反之心,對六四「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上報》前往香港專訪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談論他如何看待支聯會,對未來何去何從。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接受《上報》專訪。(攝影:李兆圖)

 

30年的小總結


六四民運邁入30周年,對六四可謂不可分割的支聯會來說,可說是以時間驗証得出的小總結,「時間審視了我們做了什麼,做不了什麼,這30年來共產黨一直希望人去遺忘六四事件,遺忘不了便加以扭曲事實」。30年不是短的時間,至少過了1代人,但每年六四晚會仍然至少有十數萬人走出來,「香港人已做了該做的事,若沒有香港人30年來的堅持,相信六四在中國已不當什麼一回事」。

 

蔡耀昌直言許多中國留學生認知六四事件的途徑,就是因為支聯會繼續在香港發聲的緣故,「香港的地位是十分重要,我們一直堅守著, 雖然面對很多的風風雨雨,不論是正面及側面均有打壓,但香港人還能繼續守著,也許這已跟支聯會原先所想的走更遠,得到更多」。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是支聯會的多年來的五大綱領,亦是在六四晚會中必定呼喊的口號。

 

1989年5月21日,香港民主派領袖司徒華在香港創立支聯會,聲援當時如火如荼北京天安門運動,未幾中共進行血腥鎮壓,支聯會轉為平反六四,追究「鄧李楊集團」的責任,拯救中國民運人士逃往海外,並多年持續關注中國大陸民運人士情況,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懷疑「被自殺」的李旺陽、「709大抓捕」的維權律師等。

 

只要跟中國民主人權有關的事情,支聯會樂於伸出援手,利用香港這個半自治的中國土地,對外發聲。

 

支聯會所做的,一路來走不少人反對,除了遭擁護中國的港人唾罵,有不少人批評,以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將民主帶入中國,進而民主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更認為中國民主力量早已被鎮壓,支聯會還在當什麼支援角色。作為副主席的蔡耀昌,強調支聯會一直未有這種想法,「支聯會創辦人華叔(司徒華)從前說,『香港憑什麼力量帶領中國民主,不過香港亦不能妄自菲薄,反之亦不能自誇』。其實過去中國30年沒有民主,有些制度甚至更減退。我們深知中國若要變,不能只靠香港,主要動力還是來自中國本身,我們不相信中國的當權者,我們是相信中國的人民」。

 

「我們的目標中國民主化,只是一路以來還未成功,但會繼續朝向這個未完成的目標前進,雖然爭取民主跟平反六四沒有必然關係,但六四若能平反,對中國民主是很好的一面」。

 

 

始終沒有發生的中國民主化

 

中國在上年紀末經歷西方列強入侵、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國共內戰造成日後兩岸分治。不少身處中國、或在紛亂政局中飄泊到台灣、香港、美加的華人,縱使反對共產政權,但終其一生仍抱持著一顆愛國之心,希望假以時日國家發展強盛民族壯大,便是中國大陸民主化之時。不過這些盼望卻不如他們所願,中國經濟火車頭正全速前進,民生環境雖然大幅改善,但人權自由卻繼續被中共牢牢緊握。

 

蔡耀昌亦坦言,當年社會期望中國民主化或許是過於樂觀,「中國社會現在是有轉變,但是會否有質變?那過去真的可能是過於樂觀,不過雖然不樂觀,也不致是悲觀更甚是絕望」。年月逝去人老的老,死的死,在1989年後出生的海外華人,對中國民主化早已帶著「沒有希望,沒有失望」心態,甚至對中國「國情」習以為常。

 

但對蔡耀昌來說卻不是這樣想法,「可能我已經經歷了那麼長時間,如果是用短的時間去看 一定會感到灰心,會覺得不行。回想30年前的我是一個大學生,以學生專上聯會的身份聲援中國民運,六四事件的發生一方面令我們很憤怒,一方面覺得很沮喪,初期覺得這個政權應該快不行,但30年後,政權沒有崩亡反而更為強盛,那倒是沒有想過,不過,其實往後再想倒不是什麼出奇事」。

 

本土思潮興起狙擊支聯會

 

2014年香港爆發佔領行動後,北京當局開始加大對港管治,與當初制訂《基本法》所保證除了國防及外交外,中央政府不會插手香港事務的一文一字有明顯落差。蔡耀昌表示「香港這數年好像愈來愈變質,但畢竟我們仍然擁有比中國優勝的法治制度。若說香港民主沒有前進,那不可說沒有,我們現在有立法會選舉,雖然現在就算真的是變差了,但我們也不能否定過往所發生的事,爭取民主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隨著佔領行動失敗,年青人開始受本土思潮影響,「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甚至「香港獨立」深深影響年輕一代,這股思潮更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最為攀上高峰。最後觸發史無前例,港府借故解除兩名本土派候任議員的資格,翌年更解除多4位非建制派議員的資格。

 

而支聯會作為一直關心中國民運,爭取中國民主的香港代表性組織,亦首當其衝成為本土派狙擊對象。從網上大肆批判,以至在六四晚會中試圖進入會場高舉「港獨」旗幟擾亂,以及多間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不參加六四活動。3年過去,隨著多名非建制派議員被撤銷資格、「港獨」組織被取締,領袖入獄或逃到外國尋求政治庇護,失去了領頭羊的香港本土思潮似有沉寂之勢。但經過社會撕裂,年輕人又會否重新支持支聯會?

 

蔡耀昌直言要下定論是言之尚早,「有沒有感受到青年人參與六四活動變多了?感覺上是有改善,例如我們在中學大專關於六四的短片比賽,反應不俗有40多隊參加」。不過蔡認為本土派雖令支聯會遇上挑戰,但支聯會能否能繼續走下去的主因,最重要是年輕一代會否繼續關注下去。​

 

蔡耀昌坦言,新一代認知與參與從來都不是易事。(李兆圖攝)

 

蔡耀昌直言,要吸引青年人一直以來也是困難,並非從本土思潮爆發才開始出現。

 

「支聯會的角色是以一件歷史悲劇作為背景,目的讓更多人認知這件事。但是現在社會訊息萬變,要年輕人對事件提起興趣是十分困難。新生代不會無故對六四有興趣,當然本土思潮是令問題複離化。但我們一直都說,我們從不是一定要以『中國人』身份來聲援,那『外國人』可不可以?其實不必這樣,你是否『中國人』根本不是支聯會的重點。我們所做的是希望跟大家說這事件是值得被人關心,不要被扭曲歷史、或是爭取中國民主,更甚對中國內部一些議題提出異議,其實各種立場也是開放的」。

 

23條成隱憂 只能做好自己

 

但在不斷收緊自由的香港上舉辦民主運動,少一點阿Q精神也不行。蔡耀昌表示,港府對支聯會取態一直在模糊界線中,時有容忍時有打壓。「他們(港府)一直以來想動手,但還有很多的顧忌,因為香港社會對六四仍是主流意識,令他們不能為所欲為,我們能做到的,便是盡量做,盡量維持,令香港制度不會加速腐蝕」。

 

不過計劃永遠改不上進度,2003年港府試圖對包括顛覆國家罪行的《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蔡耀昌便直言,若當年立法會通過23條立法,基本上支聯會便要「收攤」,亦不會出現後來的紀念六四周年20年,更惶論現在快將30周年的活動。「回想2003年時,很多民主派人士也已經做好失敗,港府必定成功立法的打算,並計劃進行一些公民抗命」,但他認為這種想法是很奇怪,「為何不是爭取不讓他們立法?如果大家團結,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不過近年某些親中人士媒體經常放話需盡快立法。若港府真的重啟立法,對支聯會來說則再度面臨生存危機。蔡耀昌認為23條將很快立法,「對,這絕對是一場硬仗,將來也不知道會如何。不過世事無常沒有如果,擔心沒有用只能做好自己,我們是做社會運動,不是做學術討論,做事不必要作什麼辯論,因為很沒有意思」。

 

 

理解台灣新生代六四冷感

 

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成為全球唯一每年大型悼念六四的地方,而中華民國經過了紛紛亂亂的民主轉型,政黨輪替終成高度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六四包含「中國因素」,逐漸被台灣人所忽略。蔡耀昌表示,「台灣發展成現在模樣,是一種很正常的發展結果,但台灣的每位朋友,其實不論是什麼身份認同,也值得去想一想六四,畢竟這是一件大事且尚未平反完結。

 

就如台灣228事件,黨外運動鎮壓,美麗島事件等,就算不是『中國人』身份去想,這件事發生的地點畢竟離台灣很近,是否可以從公義的角度上關注」?

 

不過蔡耀昌亦強調,雖然很希望台灣年輕人關注,不過也理解他們為何不太關注。「台灣現在也面對著中國政府的影響及威嚇,而審視1989年那時,台灣打從第一日對六四的關注度便遠不及香港,隨著時代發展有這個結果是很正常的」。

 

台灣接棒成紀念六四之地?

 

香港的獨特與自由地位近年搖搖欲墜,《逃犯條例》立法更令港人人心惶惶,支聯會數年後能否繼續舉辦悼念活動或是未知之數。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燈塔」,未來又會否接棒香港,成為紀念六四唯一華人地方?

 

蔡耀昌坦言不知道未來情況亦很難說,「但台灣確實是自由民主的地方,最後取決於還有沒有人繼續做下去,以我所知台灣雖有舉辦,亦曾跟舉辦人聯絡,但他們不是恆常團體」。蔡耀昌指出近年支聯會聯繫較多的則是華人民主書院,「因為很多民運人士現在沒法來港,當舉辦一些64研討會時,很多活動則落在台北舉辦,這些研討會找海外民運人士、美國歐洲等學者」。

 

2019年華人民主學院成功申請在中正紀念堂外擺放「坦克人」充氣裝置展覽,並在台北舉行「六四國際研討會」,均是首次在台灣舉辦。

 

 

2019年5月中正紀念堂外的坦克人充氣裝置展覽。(湯森路透)

 

「在台灣不會有任何人干預,只是台灣人會不會持續去做,有人曾說在台灣不能辦得像香港如此大的規模。不過細想,其實根本不必要參考香港模式才去舉辦,台灣比香港更為自由、民主,所能夠發出的聲音其實可以更大」。

 

沒人理會也繼續辦下去

 

六四悼念又踏入第3個年頭,檢視六四10周年與20周年晚會的參加者人數分別有15萬及20萬,也較比其他年份為多。

 

問到估計有多少人參與30周年的燭光晚會時,蔡耀昌笑言其實不能預計,「我們仍然相信香港人是會走出來參與,當然是人數是相當重要,因為更多參與者會帶來社會更大的迴響,讓大家知道仍然有關注,而港府亦不敢做什麼。不過若然沒有人理會,我們也會堅持舉辦下去,因為這已經不是我們支聯會的事了,到最後一刻剩下一人也會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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