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烈火伴隨著縷縷濃煙壟罩著整個天安門，一群士兵正把學生的物資全堆起來放火燒掉。這裡沒有一個老百姓，這個世界全都是穿著卡其布的士兵。這幫頭戴鋼盔的男人唯一的任務就是毀滅證據。他們仔細搜索被匆忙棄置的帳篷、睡袋，還有紙張。一落落的紅色長布條在地上翻動著，腥紅的顏色彷彿回應著在這之前發生的流血事件。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暴力雖然看不見，但是依然存在。

裝甲運兵車隊將槍砲口對著天安門的城門，它們就停在毛澤東主席四十年前，一九四九年站立的地方，他在此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輛一輛的坦克就排列在中國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方前面。

這些在天安門的景象，只有軍隊才看得到。學生們最終在七個星期之後，在槍口下四處散逸，逃離了廣場，那時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動員了十五萬名士兵。死傷人數至今無人知曉。中國初步統計為兩百四十一名死亡，其中二十三名為士兵。中國紅十字會最初則估計有兩千六百人死亡，這個數字基本上得到了瑞士大使的證實，他曾到訪北京的醫院，並聲稱有兩千七百人死亡。但是上述兩者皆在外交壓力下迅速撤回數字。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份美國外交電報認為，「就衝突的性質以及解放軍使用的武器來說」，這樣的數字並不合理。無論如何，這些數字都無法傳達解放軍將槍口對準自己人民時，那種全然的背叛感。

對於其中一名士兵來說，他花上好一段時間——好幾天、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才搞清楚他在當年事件中執行的任務。時至今日，當年十七歲作為隨軍攝影師在廣場上所拍下的場景，依然讓他縈迴在心。陳光現在是一位畫家，他的作品仍深受那個夜晚的經歷影響，創作了自己清楚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展示的一系列作品。那個夜晚將他的人生一分為二。他永遠無法再回復曾經的純真，或是忘掉他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同時，國家的生活也被一分為二；中國近代史在那個晚上發生了轉折——不過卻無人談論，而且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人對此一無所知。

陳光第一次跟我說他的故事的時候，刻意避開了那個漫長夜晚的過多細節。他只是一點一點地透露他在六月四日的任務。下一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拜訪了他的新家，位於北京東邊十六英里的一個簡樸農村宋莊，這個地方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藝術中心。

這個村子的路邊沒有農民在賣西瓜，只有藝術家蹲在塵土中，兜售拙劣的梵谷複製畫，或是用歪歪扭扭的線條繪製成的毛主席喝茶圖。藝品店已經取代了其他所有商店，在這裡購買帶有金色斑點的書法紙竟比買水果等食物要來得容易許多。各種名堂的藝術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光是從它們的名字就可見一斑，例如：捷克中國當代藝術館，國防藝術區、非洲藝術博物館。但即使是最大最閃亮的宋莊美術館，在我最近幾次的拜訪期間都空無一人，門是鎖上的，窗戶也積滿了灰塵。這些荒涼的展覽空間是中央規劃主張「只要蓋了，人就會來」的失敗證明。政府在宋莊投資一千三百萬美元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群集，吸引了大約四千名藝術家，但這些藝術目的似乎沒有帶來可行的經濟價值。
 

陳光的新家就藏在一個亮藍色波紋的鐵柵欄後方的一個建築工地內。這裡前景堪慮，一條黃色的泥土路，只有運貨卡車會來。不過在看不見的遠方是另一排漂亮的三層灰色磚房。雖然他無法在中國展示他的作品，不過顯然在海外的銷售成績相當不錯。因為他剛剛買了兩間相鄰的廠房工作室，有二十五英尺高的天花板和別緻的夾層陽台。他的工作室就夾在兩個建築工地之間，是一個明亮、通風的避難所，讓他遠離公寓後方十幾棟拔地而起的十六層樓房所發出的錘擊與鑽孔聲。
 

在工作室裡，兩幅估計有數十年畫齡價值的畫作靠在牆上，外面小心地用氣泡包裝紙保護著。它們都代表且增強他那晚的記憶。我們啜飲著綠茶，他不停地抽著菸，終於開口向我訴說他的故事。
 

軍隊準備採取更隱蔽方法進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輛滿載著平民服裝的卡車抵達射擊場。當局決定，下一次進入北京的任何嘗試都不會再像之前那樣失敗收場。上頭下令讓每個士兵挑選一件平民服裝來穿，好隱藏真實身分。陳光選了一件深藍色長褲和一件灰色上衣。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樣坐卡車進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鐵、公共汽車，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點就是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要在當天晚上六點之前抵達。

當時，陳光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療哮喘與腹瀉，他的上級擔心他沒有足夠的體力獨自抵達廣場，便命令他乘坐改裝的公車前往天安門廣場。當陳光看到改裝的公車時，他注意到所有的座椅都被移除，騰出地方來放一箱箱堆在窗台前的槍枝彈藥。陳光蹲坐在木板箱的旁邊，他是車上唯一的乘客。他第一個反應是鬆了一口氣，因為有便車可搭，不用怕在這個陌生的大城市裡迷路。
 

公車緩緩駛入北京。它只被一群學生阻擋了一次；這群學生只是敷衍地往裡頭望了一下，就放行讓它繼續往前開。當時他沒想過自己有多麼幸運。事實上，他的旅程相當順暢，他是第一批抵達人民大會堂的人之一，抵達目的地時才下午三點三十分，比約定集合的時間早了兩個小時。他受命打開車廂，將槍枝分批走私進人民大會堂。他每趟都抱著五六把衝鋒槍，到最後他的手跟衣服都被塗上了一層油脂，這些黑色油脂是在打包時保護槍枝用的。當他把槍搬運到寬敞的中庭時，便看到那裡擠滿了正在找尋自己小隊的便衣士兵。他們一找到自己的小隊，就會拿到各種顏色的布條，用以區別不同的部隊。直到可以穿回制服之前，士兵們都要將布條別在手臂上。陳光曾在電視新聞上看過人民大會堂，畫面是一排排坐得整整齊齊的代表，一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年度會議上彬彬有禮地拍手致意。所以當他見到這個神聖的地方竟擠滿了武裝的士兵時，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從某個縫隙掉進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
 

下午六點左右，已換回制服的陳光的部隊被賦予了新的任務。他們受命去搶救罪犯從車上偷走的軍火彈藥，那一輛公車被扣押在電信大樓附近，靠近長安街西單十字路口。他回憶，「我當時才感覺到很可怕。」那時他突然得知，一名跟他一樣負責護送武器的士兵，在進入北京市中心時被人發現了。
 

翌日他聽說，在六月四日的清晨，一位名叫劉國庚的二十五歲士兵在取槍地點附近被一群暴徒謀殺。中國國營媒體把他的屍體當成一個宣傳圖像，用來描繪戒嚴部隊碰上了危險；劉焦黑的屍體被吊著脖子掛在一輛發黑的公車上，他全身赤裸只著襪子，頭上則帶著一頂未被燒毀的鋼盔。他立刻被追封成烈士。電視新聞播出國家領導人安慰著他家中哭泣的父親的畫面。

官方報導指出，示威群眾在長安街口攔截一些載著彈藥準備前往後方支援的車輛，劉的部隊也被包圍。當劉發現問題的時候，他折返回來想要幫助他的小隊。關於這段歷史，官方批准的版本發表在一本名為《北京風波紀實》的書中，書中內容稱：「一群暴徒猛撲過來，磚頭、瓶子、鐵棍雨點般地打在他倆的頭部、胸部，司機當場被打昏，劉國庚被暴徒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後，又被暴徒焚燒，並將遺體吊在一輛大轎車上。此後，一名喪心病狂的暴徒又將烈士遺體剖腹」這是兇殺案發生不久之後，一個相當惡劣的宣傳計畫的一部份，這段時間政府試圖用官方版本來蒙蔽整個國家。
 

街頭巷尾流傳的是另一個說法，劉用他的AK47殺害了四個人，然後在他彈藥耗盡的時候被處以私刑。事實上，他被吊在公車上的照片被人刻意截去了一部分。那輛滿是塵土的公車側面，其實還潦草寫著幾句標語：「他殺死四人！殺人犯！人民必勝！血債血還！」而看見一副士兵的屍體被吊在與他用來運送武器的同樣的公車上，對陳光來說有著天翻地覆的意義。「他和我一樣也是押送槍支彈藥的。」他相當篤定地告訴我，不在乎這之間的差異。
 

六月三日晚上，陳光的部隊在接到奪回武器的命令之後，從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後門出去，結果又被激憤的群眾用人海戰術對付。陳光與他的部隊被包圍得動彈不得。示威群眾除了繼續對他們說教，還做了一些別的事，「不知道從哪兒飛來的磚頭、酒瓶子砸到我們頭上。有的當兵的被砸的滿臉是血。我們這些軍人互相抱地很嚴實，你抱著我我抱著你，頭挨著頭。那些磚頭和酒瓶子就從我們的頭盔上滾出去了。」
 

部隊沒有接到下一道指令，所以他們只能盤腿坐在大廳外面。有段時間，他們甚至唱起歌來對抗包圍他們的人，這個滑稽的競賽可能多少讓學生們產生錯誤的安全感。士兵們拉開嗓子大唱軍歌，試圖蓋過學生們演唱的共產主義國歌《國際歌》。大約三個半小時之後，約莫九點半左右，士兵接到命令退回人民大會堂內部。當全員在裡頭等待的時候，不時有磚塊砸上窗戶。

然後一段高壓的緊張局勢開始。戒嚴部隊在通往廣場的大門後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時分，彈藥已經分發下來，每個人四條彈匣，每條彈匣有五十到六十發子彈，一條上膛，另外三條掛在他們的胸前。「當然害怕了。」陳光說，一邊又倒了一杯散發清香的綠茶，手在發抖。「沒有子彈的時候你拿著那個槍，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甚至還沒有拿把菜刀危險。但是你要壓上子彈了，就很危險了。」
 

氣氛相當緊張，常常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子彈射穿大廳的天花板。「從九點半我們回來進去之後，他們又馬上說要去廣場。從九點、十點、十一點，到十二點，一直說要出去。但我們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哪兒，抱著槍，一直在那兒等。」
 

陳光已經等到失去時間概念，門突然被打開了。命令下來說要清理廣場。當他跟著他的小隊站在人民大會堂前的階梯上時，允許開槍的消息一排一排傳了過來。「那時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軍人告訴後面的軍人說，如果遇到危險的情況，可以開槍。說上面有命令。就是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這麼說的。」

※本文摘自《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第一章「小兵陳光」／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為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