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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週年專文之二(海外)】為了戰鬥的紀念

梁慕嫻 2019年06月03日 07:01:00
天安門的難屬們己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美聯社)

天安門的難屬們己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美聯社)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周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己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彌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擊,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美聯社)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己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己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己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反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己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份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湯森路透)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夸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作者為為自由撰稿人,筆名牛虻。1958年畢業於香港香島中學,曾加入地下中國共產黨。被地下黨派去<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開展學生工作,自1962年至1972年擔任學友社主席。林彪事件後於1974年決意移民加拿大,並脫離共產黨。1997年2 月香港回歸前夕,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第一篇關於中共地下黨文章。現79歲,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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