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常常宣稱，台灣之所以民主運作不順利，是因為台灣人民、台灣社會「受民主的洗禮不夠久」、「人民水準不夠」，2018年1124公投過後，許多「覺醒青年」對公投結果傻眼崩潰，於是加倍強調台灣人民「不夠覺醒」才會投出不合他們「進步」主張的結果，以至於有的公投結果，還倆倆自相矛盾，更證明了台灣社會「民主還不成熟」，言之鑿鑿，但真是這樣嗎？

若論民主的成熟度，現代民主的發源國家：英國，總是當仁不讓的老成了吧！

雖然討論民主往往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但是古希臘的所謂民主不僅與現在的民主大有不同，也早就隨著雅典敗於斯巴達，以及之後所有希臘城邦都亡於馬其頓帝國而蕩然無存。現代民主的起源，通常推到由《羅賓漢》故事中的反派：約翰王，在1215與大貴族們所簽下的《大憲章》，不過雖然《大憲章》歷史留名，實際上卻是廢紙一張，剛簽完就被束之高閣，雙方無人願意遵守執行。

人類真正的現代民主起源，始自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篡奪英國王位的政變，英國大貴族們竟然集體背叛國王，把國家拱手讓給外來者，這起不光榮事件，因為沒有動武而沒有死傷，所以很諷刺的稱之為「光榮革命」，威廉給予這些大貴族們的交換條件是：照單全收接受他們的一系列要求，於是英國大貴族組成的議會列出洋洋灑灑的一大篇，除了確立宗教以外，還大幅限制國王權力，並保障了貴族的人身安全、財產權、參政權，也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1689年《權利法案》，人類的近現代民主發展，都由此而始。

五月首相五月下台

《權利法案》至今已經330年，誰敢說英國民主發展不夠成熟？不過，就算是民主最成熟的英國，搞起公投來，出的問題比台灣還更大。自從公投脫歐到現在，首相文翠珊，怎麼提出脫歐方案，議會就是不通過，可笑的是對首相提出不信任投票她又過關，因為沒人想接手燙手山芋，脫歐的期程一延再延，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英文原名意思同「五月」的文翠珊，終於受不了而在五月辭職，讓喜愛冷笑話的英國人，有了「五月首相五月下台」的新冷笑話。

文翠珊的下台讓英國陷入新的不確定性之中，對英國的經濟民生來說絕非好事，更可能後患無窮，這還是在歐盟以和平的態度與英國討論如何脫歐的狀況之下，若是歐盟對英國脫歐抱有敵意，英國恐怕早就陰溝裡翻船。那麼，睿智的、成熟的老牌民主國家，成熟的民主社會下的英國人民，怎會投出這個大烏龍呢？

不該怪英國人民，罪魁禍首是舉辦脫歐公投的前首相卡梅隆，在面對英國人民擔憂移民帶來的經濟社會文化衝擊，對政府相關管理能力不信任，因而興起排外情緒而大喊脫歐時，卡梅隆所做的不是擔任一個有擔當的民主領袖為人民指引方向、解決問題，反而是把政治責任往選民一推，喊脫歐，好啊，那公投吧！卡梅隆更對選民做情緒勒索，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綁在公投上，心想：你們總該知道不可能真的脫歐吧！

文翠珊的下台讓英國陷入新的不確定性。（美聯社）

從英國脫歐陷泥淖看公投

雖然英國人民不至於不知道脫歐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但是人民對卡梅隆的執政不滿意，對他這種情緒勒索更是火大，要是反脫歐安全過關，等於對卡梅隆的信任投票，讓他這樣綁架？士可忍孰不可忍！結果出乎卡梅隆意料之外，英國人民乾脆投了脫歐，順便要他下台，這終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客──可惜了卡梅隆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本來曾是柴契爾夫人以來民調最高的首相──也給英國人自找了麻煩。

事實上，台灣2018年的公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公投結果表面上看來互相矛盾，其實人民傳達的意志非常明顯：只要是執政黨民進黨所支持的方向，就通通反對。事後許多「覺醒青年」責備人民不仔細看公投條文內容就投票，所以是「民主不夠成熟」，批評人民「水準低落」，殊不知人民真的不在乎條文內容，人民只想告訴執政黨：你很失敗，我很討厭你。這個現象跟卡梅隆遇到的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誰說台灣民主程度低落？我們可是與最老成的民主國家並駕齊驅。

問題根本不在所謂的人民成熟與否，而是公投這個想法與設計本身就有極大問題，公投更不是等於民主，或是「最民主」，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總是檢討升學考試的題目多數是選擇題，可是社會上大多數實際問題都無法用簡單的選項描述，這樣無法教出具有思辨能力的下一代公民，當大部分人都同意這個道理時，公投卻只是「是非題」，能不出問題嗎？

如果公投是「申論題」，英國選民可能會寫下「我支持脫歐，但其實我不是真心要脫歐，只是以為我不敢真的投脫歐，就把自己跟脫歐公投綑綁，這樣搞情緒勒索的政客，必須下台」，那麼英國人民與文翠珊可能就不會面臨如今這樣的困境，但是在公投的執行層面上，「申論題」是不可能的，為了要能夠計算數以百萬計的選票，公投只能是「是非題」。

在多元專業分化越來越繁複精細的現代社會，要用公投來決定任何事，更是不合情理。文翠珊政府與歐盟談出來的脫歐協定，厚達585頁，從這驚人的厚度，就能明白脫歐是一件多複雜多專業的困難任務，要每個英國公民都「關心政治」，去把脫歐的一切都搞清楚，才去投下一票，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人民」？難道全英國人都不用工作吃飯睡覺了，會有這種想法與主張，才是「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

為了要能夠計算數以百萬計的選票，公投只能是「是非題」。（美聯社）

一些台灣知識分子對公投有特殊的執迷

現代社會本來就是把專業委由專業，台積電不會由股東公投來決定下一代技術要幾奈米，病人也不會由家屬公投來「診斷」他得了什麼病，相反的，台積電股東是選出董事長，由董事長挑選執行長與高階管理團隊，由他們的專業來決定公司如何運作；正常的病人家屬是決定去找哪一位專業的醫師，至於病情本身，由醫師來診斷。對應到政治上，就是代議政治，人民選出具備政治專業的代議士來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而不是凡事訴諸公投。

一些台灣知識分子對公投有特殊的執迷，這種對民主本質的誤解，可能來自歷史因素，過去台灣明明就是戒嚴、黨國極權統治，毫無民主可言，只因為蔣政權與美國結盟對抗共產集團，就被列為「民主陣營」，既然叫民主陣營，卻一點都不民主，如何自圓其說？所以蔣政權就從地方選舉開始「有投票」，宣稱只要是有投票，就是民主了，至於候選人根本都是黨挑選的，或是買票買到有了專有名詞「走路工」，甚至開票時常常會停電然後就多出無數箱不知哪來的選票，那都說好不提。

台灣人被教導成民主就是投票，投票就是民主，結果民主化之後，還是「只有投票的那一天有民主」，以至於有部分人會認為終極的投票，凡事公投，就是終極的民主，也就不足為奇。另一方面，許多理想家常常高舉北歐與瑞士小國寡民許多事都共識決、公投決定的烏托邦理想，卻不顧事實根本不是如此，就算是瑞士，公投也一樣會出包，例如瑞士空軍機種已經極為老舊，無力維護國家安全，亟需更新戰鬥機，2014年採購公投卻被瑞士人民以52%反對否決。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也加重了公投迷信，因為過去黨外很難得到議會位置，於是更喜歡訴諸直接民主，而部分台獨運動理論者更把公投與「民族自決」連結，因而成為神聖的神主牌。如今在伊拉克庫德族公投後進退兩難的窘態中，我們學到公投對獨立沒有什麼幫助，過去公投獨立的國家，都是已經先達成獨立的條件後，才公投補個程序，程序本身並不能達成現實所需要的條件，好比嬰兒出生後開立出生證明，但憑空開一張出生證明，不會憑空冒出一個嬰兒。

的確，世界各國有許多公投而克服「進步」障礙的例子，但是，荒唐或失敗的結果更多。到底關鍵性的差別何在？從英國脫歐的失敗例子來看，這次公投可說先天失調，是一場由上而下的政治算計的產物，卡梅隆想藉此綁架選民，打壓反對黨，並且擺脫身為從政者在脫歐辯論中向人民說明的責任，扔給人民去公投，期望公投後就鎖死政策，再也不用多費唇舌。

公投應該是人民在代議政治有所不足時的一個額外工具，不是政治人物用來算計、綁架選民與鞏固權力的工具，當公投被作為後者使用，當然就會荒腔走板，也沒有任何民主價值可言。英國脫歐問題重重，部分英國人主張乾脆重新公投一次，這次投出不脫歐，這樣問題就解決了，但是此例一開沒完沒了，以後所有公投都將可能面臨不斷重投的可笑狀況。英國政治人物已經學到教訓，不敢再任意發動公投，以免問題不但不會解決還會更加嚴重。

英國伯明罕大學國際政治講師亞當昆恩（Dr Adam Quinn）對公投下了一個基本結論：要是你發動公投，最好確定一定會贏，因為要是你沒有贏，不論是該對公投失敗負責的政治領袖，或是國家整體，都會付出龐大的政治代價。(引用來源)

※作者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轉行出版、產業分析、業餘歷史研究，著有《橡皮推翻了滿清》、《明騎西行記》等書，譯作有《紙牌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