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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解放軍坦克輾斷雙腿 天安門學運改寫方政一生

李兆圖 2019年06月03日 12:00:00
在六四事件失去了雙腳的方政。(攝影:張家銘)

在六四事件失去了雙腳的方政。(攝影:張家銘)

 

 

「醒來的時候,身邊很多的醫護人員,他們關切問我什麼名字,哪間學校的,那時我躺在地上,望著他們也是高高在上,畫面很夢幻很失真。若有人問我六四最清晰的畫面是什麼,那便是這個畫面」。

 

30年前北京發生的一場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除了令當時北京參與天安門學運的學生市民死傷慘重外,同時將中國民主化,社會公義、新聞自由等訴求徹底禁絕,大大影響中國往後30年的政制、意識型態發展道路。

 

為此,《上報》專訪了在六四事件中,慘遭坦克車輾過雙腿終生過著行動不便生活,最後赴美開展新生活的方政,講述當年發生的一點一滴,以及一般人無可比擬的心路歷程。

 

「價格雙軌制」引爆民運、學運

 

中國經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過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一改多年鬥爭路線,積極發展經濟,創立經濟特區,主張對外開放,百姓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隨著發展官員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漏洞,私下囤積物資中飽私囊,百姓怨聲載道力求社會改革開放,而改革派中共元老胡耀邦1989年的逝世,人民悼念他的同時亦成為凝聚民意的好機會。

 

1989年4月伊始,北京多間大專院校,以及部分工人組織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示威活動,逐漸演變成全國性的示威。

 

當時就讀中國北京體育學院大四的方政即將投身社會工作,作為中國新一代雖然不致於有滿腔改革中國的宏圖,但心繫中國社會,他參加了天安門的學運。

 

 

反官倒、反腐敗成為當時示威的主軸。(湯森路透)

 

「我不想過份提高學運的學生整體認知水平,像我這個一般參與者,其實當時沒有很清晰的民主追求,我覺得大多數學生是對社會不滿,期盼追求公平。那時每個學生都有一種很強的責任感,就是對當前社會的表達,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要求官員財產公開,要求新聞自由等。大家內心的共識是一樣,而我作為一個普通的參與者,就是跟著運動的節奏逐漸加入」。

 

不少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紮營,準備長期抗爭。(湯森路透)

 

 

中南海冷對學運


學生的訴求被藏在中南海深處的領導人所冷待,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更發表《426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並必需「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激發起更多學生及市民加入學運。隨著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人會見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後破局,雙方的緊張關係逐步升溫。

 

方政,這位當時滿腔熱血參與天安門運動的知識分子,萬萬也想不到官方的鎮壓行動將改變他的一生。

 

6月4日清晨6時,已是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周邊大開殺戒之後,當時留在的廣場指揮部包括劉曉波等人與軍隊達成共識,決定仍留守廣場的3、4千名學生全數撤離。當時留在廣場的學生,雖然已得悉戒嚴部隊開槍的消息,周邊不時傳出槍聲。廣場雖然氣氛緊張肅殺,但絕大身數的人未有切身感受到嚴重性,而方政亦跟隨著學生隊伍,從天安門撤離。

 

「我們是天安門廣場最後撤出的學生,當時從廣場東南角撤出,經新華北街撤至西長安街的六部口。在我旁邊是一個學妹,當時她很害怕,可能在廣場只找到同校的我,問我可否一起走,我當然說沒問題」。

 

 

方政憶及當時撤退時大多是北京政治學院、北京政法大學、北京商學院等學生,撤退時鬆鬆散散沒有組織,「但萬萬意想不到坦克從東向西,在六部口向學生的背後施展了一次衝殺,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及受傷」。

 

為救人慘遭坦克輾過

 

當方政邊走邊退時,他看見一顆軍用毒氣彈落在他的身邊,「這顆含有氯氣成份的毒氣彈在我面前爆炸,隊伍霎時出動混亂,因為不知道煙霧從哪裡來的,身旁女生太害怕站不住倒地,那當然是扶起她,並走到自行車道靠路邊轉移」。

 

解放軍裝甲車在6月3日晚上衝進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湯森路透)

 

 

正當方政扶著女生轉移時,在瓦斯瀰漫的街頭中突然殺出一部坦克,「坦克速度很快,根本沒辦法思考,我本能是推了學妹一把,但自己站不住倒在路上,結果整個人突然感覺到被擠壓,身體一瞬間被緊住被坦克壓過」。

 

方政的雙腿就這樣被坦克輾成肉醬,而在他失去知覺前,成為這輩子心中永難磨滅的畫面。

 

「我的雙腿當時被坦克履帶撕扯拖拉,然後掉落下來,我滾到路邊靠在欄杆上,成了昏迷前最後一刻的視角,眼前看見雙腿已被輾碎,骨頭露出在外」。

 

 

有人拍下當時方政剛被坦克輾過的畫面。(取自64memeo.com)

 

當時有人拍下了方政被輾過雙腿,旁人救助的畫面,最後刊登在一本法國雜誌上,多年後方政看到這張圖片,更堅信自己記憶無誤。

 

「直至看到這張照片,天呀!就像我當時記憶一樣,是失去意識前最後的畫面」。

 

徘徊生死邊緣

 

方政醒來的時候已是隔天,處身在北京積水潭醫院。

 

「醒來的時候是躺在地上,身邊很多的醫護人員,他們見我醒來便關切問我什麼名字,哪間學校的,那時我躺在地上,望著他們也是高高在上,畫面很夢幻很失真。若有人問我六四最清晰的畫面是什麼,那便是這個畫面」。

 

傷勢非常嚴重的他,過後才知原本是被送到事發附近的的二龍路醫院,但那裡太多人,根本沒法處理傷者,「醫護說正好有救護車待命,就趕快將包括我、其他兩個傷勢較重的送來這裡。而後來那兩個也死了,只有我活著。可能有人在我出事時幫我緊急擠紮傷口止血,讓我得到多一點生存時間」。

 

人性的光輝

 

方政雖然被送來醫院,但他的生存戰爭才正式開始,送來的死傷者源源不絕,醫院人滿為患血庫的血亦被用光,「可能本應給我3000cc的可能只能給600cc,我在醫院期間做手術後,但血不夠醒了很快又昏迷,又要作緊急輸血,最後更發高燒」。方政徘徊在生死邊緣,而醫護為了救活,保護他們更花上很大的功夫。

 

「當時醫院的會議室,大廳都躺滿傷者,過了幾天輕傷的人走了,我們重的才送進病房」。在方政昏昏迷迷動彈不得的情況下,醫生忽然又說不行。「當時有傳言戒嚴部隊會接管醫院,大群搜捕學生,醫生認為如果我被戒嚴部隊帶走便完蛋了」。

 

醫護最後將他與其他傷者推進電梯地下室的配電房,並鎖上房間保護他們,喝令他們切勿出來。方政直言當時醫院發生的事,感人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不幸中的大幸是,來的並非戒嚴部隊,而是北京市公安局,他們只是對每個傷者作筆錄後便離去,沒有任何抓捕行動。

 

方政講述當天事發過程時,神情嚴肅。(攝影:張家銘)

 

 

受傷送醫後,傳言醫院將遭接管。(攝影:張家銘)

 

 

官方說法:「交通意外」受傷

 

「當時戒嚴部隊跟老百姓對立很強,很多人被他們抓住打得很慘,而公安局僅僅來了給我做紀錄,那便是第一份檔案,應該是在官方手裡,除非被銷毀,否則官方一定知道當日死傷者的大致人數,所以如果官方拒絕公開,那真相就等於沒有了」。

 

方政的受傷令他一生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畢業後原來預定的老師工作沒有了,在堅強的意志下,雖然方政花了近5年將心理及身理調適,明白今後就是失去雙腿生活下去。然而令他最無奈的,是因為他曾參與學運且明顯受傷,成為了當局監控的對象。

 

「我在中國生活的20年,政治環境一直沒什麼變化。他們依然監視我,限制我自由,每一年都是一樣,沒有說翌年會解除,從一開始治癒返回學校,便被當局盤查給我壓力,不讓我說真相,最後不給我畢業證,壓迫我改變,作一些交換,要求我放棄追求真相」。

 

更令人氣憤是,中國官方自始對外供稱,方政在1989年因「交通意外」受傷。

 

 

方政在六四事件後一直被當局監控。(攝影:張家銘)

 

堅守愈多 付出代價愈多


「直到現在我們六部口的倖存者不斷追問是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這是要找出的的六四真相之一。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有這個(衝殺)命令?到底是誰下的?那些軍人當時是怎樣決定?」。

 

但遺憾的是,很多現存的六四事件的影片,也缺乏了六部口的坦克衝殺,輾過人的畫面證據。「當時紀錄的資料不多,僅有來源也是從廣場撤退的學生。當時廣場撤退時天都快亮,外媒記者很少,紀錄六部口的資料更少」。

 

最令方政落寞的,是當年一手推開拯救了的女生,事後卻不肯願意站出來為他作證,而那些也如方政一樣,在六部口被坦克撞傷的學生,也噤聲不再說話。「絕大多人的在政權壓迫的情況下,被迫選擇了妥協。但是如果你堅守,就要為此付出代價。就像我只是說出真相,亦不是從事沒麼反對運動,也要付出代價,你堅守愈多,所付出的代價便愈多。這就是事實」。

 

或許是一種交換或安置,方政傷癒後代表北京市參加了92年全國傷殘人運動會,更獲得多個獎牌,但當他想參加對外國的傷殘人運動會時,卻被北京當局拒絕,原因是擔心他向外界透露他受傷的原因。

 

因為傷殘,得不到工作,方政最後更被趕出北京轉輾到了海南,開過小店、當過物業管理、導遊。但一到每年6月這個敏感時刻,電話就被斷線,被當局家訪監控,在終日自由受限的情況下,十多年人生浮浮沉沉不得志,所幸當時遇上了一生所愛,2000年共結連理。

 

2000年,方政遇見太太,共結連理。(攝影:張家銘)

 

赴美政治庇護過新生活 

 

2009年,方政在太太陪同下赴美國舊金山治療,並配上義肢重新學習走路,並在前學運領袖封從德、周鋒鎖等人幫助下,成功申請政治庇護,他的女兒其後亦順利來到美國,展開新生活,就這樣過了10年。

 

2019年2月,方政的父親逝世,方政一家人希望回中國奔喪,但提出申請簽證數分鐘後,當局便致電告知簽證被取消。

 

「包括我的女兒的簽證也被取消,沒有告訴我任何原因。其實很多朋友也認為我回不去,也說我不要回去擔心被抓,但我想抓緊時間回去一下,我不想作猜測,如果現在我沒有努力嘗試,日後別人問起我僅能說不知道,但現在我確實知道我回不了」。

 

「女兒的也許將來可以再試一下,也許她還可以。女兒馬上就要念大學,將來會去中國見識一下。特別是大女兒,可能會回中國的可能性很大,我希望她能夠回去,但也只是希望」。

 

方政首次來台出席六四活動。(攝影:張家銘)

 


不讓歷史灰飛湮滅

 

回首一生,當初那位23歲,滿腔熱血的大學生,與夥伴學生一起爭取社會公義,又豈料會令往後人生反轉流離,上天如同跟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但方政直言只望六四這種悲劇不要再次發生。

 

「我事後一直都在想,假如那時我們不撤退會怎麼樣。我們廣場3千多人就待在這樣,難道會造成廣場更多的流血?對吧,若果這樣官方也很難研判怎樣處理。官方怎樣對待學生,學生會變成一種被動,而我們最後是決定主動撤離。如果我們是被動驅散,也許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會思考,但是我作為普通的參與者,大多都是跟隨。到底如果不走會是如何,是被動帶走,還是就地正法,有很多的想法」。

 

「但不論如何,我作為當時的年輕人,一定會參與這件事。但如果說不參與,便令到我身上災難不發生那我可沒法決定。其實官方有很多機會不讓事情變成如此,但最終走上這一條路。我們都是被動的受害者。有人說我是英雄,我哪裡是英雄,只有主動宣導的人才是英雄、不要提拔我什麼,因為我只是普通的參與者,是被動,當時社會也是被動。在我被坦克被擠壓的幾秒中,什麼更高尚的思考早已沒有,只是我過後覺得自己不能背叛自己,不能讓歷史煙沒,我覺得比對很多已沉默的人,我今日所做的一切繼續說出真相,比當天救我最後噤聲的人價值更大」。

 

 

落實轉型正義 才是文明社會

 

人始終敵不過時間,會老去會死亡,而真相亦有機會隨時代巨輪下被覆蓋煙滅,對方政來說,中國民主化之路途遙遠,但卻還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六四得到昭雪,還所有學生的清白。

 

「在我有生之年,最基本上的盼望,已經不是中共政權倒台不倒台,如果六四可以公開討論,作一個真相問責,這是我最低程度的盼望。這是一個標,六四怎樣解決,解決到什麼程度,便是中國民主化過程第一級台階,六四是一個溫度計,六四問題平反也好、翻案也好,是有限、公開問責調查,社會民間公開介入也好,只要是透明,真相才能慢慢出現,落實轉型正義,才是一個文明社會最基本的標準」。

 

方政冀盼有生之年,中國可以公開討論六四。(攝影:張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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