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新彰銀案」在金融圈掀起一陣討論，由於最高法院的三審判決，廢棄了原有二審判決而發回更審，等同於這個案子又回到原點。

最高法院認為二審判決並沒有清楚釐清「表決權拘束契約」存在與否，因此最高院讓高等法院重新針對此案做出判決。發回更審，就代表台新彰銀案的訴訟，不經過三到五年不會有結果，自此，台新彰銀案已經爭訟了14年，經歷過三任總統和無數個行政院長，包含當時推出該政策的林全，在第二個任期仍舊不敢執行政策，放任這個案子懸而不決。

然而，事實上彰銀案是二次金改下的產物，為了解決銀行呆帳過高、金融家數過多而推出的相關政策。而當時財政部以國際標來吸引民間投資業者，而台新以最高價達標後，政府卻在台新取得彰銀經營權後多年，發動公股收購股票、並徵求委託書，奪回經營權，當時現場督軍的國庫署署長，現在正安穩的坐在彰銀董事長的大座上，臺灣的公股與金融圈，被這群財金體系官僚層層把持。

另一則引起輿論沸騰的則是Uber條款（亦即《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103-1修正草案）。政府對於民間發起抵制該條款的連署視而不見，尤其在該條款受到民間輿論的強力反對下，政府卻一字未修，並執意在6月上路，10月初開始執法，可看出政府的傲慢與怠惰。

無論政府打算如何去管理Uber的商業模式，都可以開放外界討論，最終由政府決定。但從該條款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出政府對於這種「新型態」的租賃車業務並無打算要找出一個適合台灣的方式，更無視現有計程車的亂象，甚至也無打算透過Uber這種廣泛受到好評的服務方式，去刺激多數民眾所認為服務態度不佳、誆客事件頻傳的傳統計程車行業。

對於科技進步所造成的新型態商業模式、以及民間業者來勢洶洶的挑戰，我們的政府，選擇的是保護既有的保守勢力，透過公權力去施壓，並無視商業爭訟十幾年造成的民間信心不足，政府更沒有魄力主動解決歷史公案。而面對Uber爭議，政府更選擇透過強力監管，保護傳統業者。

這樣一再向保守勢力低頭的政府，又怎麼讓台灣的經濟環境擁抱創新。

※作者為民營金控法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