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經過了將近三個月，歷經了修訂黨內初選辦法，一場全民關注的英賴政見發表會之後，初選民調終於有了結果，由蔡英文總統代表黨征戰2020；另一邊，國民黨業已公佈參加初選名單，確定參與者有五人，由五家民調機構做出一萬五千份樣本，但不納入手機民調。

觀察總統大選的過程中，許多學者從科學理性的角度探討，公認最重要的，是對比式民調中，競爭者之間抽樣誤差的精確計算，因為誤差將影響民調公平性；然而，這往往非各政黨考量的核心議題，甚至不會被納入初選民調辦法的正式規定。換言之，考量符合科學理性的抽樣誤差計算，並非決定一個政黨總統候選人勝出的關鍵；打總統大選不全然是一個科學理性的過程，而是含有大量的非理性考量。

首先，台灣的政黨屬性，已逐漸由帶領政府的政策性功能，逐漸轉型為選戰操作中心的選舉性功能。政黨透過初選登記、政見會與民調的討論、制定、執行、發佈等過程，得以為該黨的參選人宣傳 (propaganda)。甚至，政黨舉辦初選民調之前，坊間的民調公司或媒體單位，就會多次模擬政黨初選民調的題型與比較方式，對可能候選人進行民調，產生出的結果，經過媒體大肆報導，刺激觀眾的準統計官能，即不斷去塑造一種特殊政治氛圍，強化選民去事先評估可能但模糊的大眾意見，去算計誰才能勝選。媒體與政黨皆能從中得利，最後無論初選民調結果為何，出線者為誰，達到政黨拼選戰的宣傳效果。

再者，政黨在初選民調修正定案之前，各個擬參選人為了爭取最有利的規則與進行方式，皆開始動員所屬派系、人脈，甚至粉絲，並去各個電視、電台與網路社群管道中，強化對自己有利的一套初選民調說辭，卻不一定符合科學理性邏輯。例如：「為了聽到年輕人的聲音，必須加入手機民調」；「家戶民調行之有年，調整加入手機民調會產生不公平問題」，甚至各陣營也為了爭取在不同媒體管道的選民支持，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媒體形象，以搭配不同管道中的選戰策略，有企圖往上爬的政治人物，上遍各種媒體或網路節目專訪，與網紅主持人合體，瞬間自身也幻化成政治網紅的形象 (political memes) ，為的就是擄獲並爭取更多選民粉絲，在初選民調時的支持，甚至主動在口耳相傳的人際之間 或網路社團粉頁中，幫助其製造高人氣勝出的形象。

最後，一場總統大選涉及到參選人自身所屬政黨、政黨之外，各路可能角逐對手之間的競爭與可能合作的動態過程。以這次民進黨的初選民調為例，即加入了國民黨的高雄市長韓國瑜與無黨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由於兩位假設的對手，是民調公司與媒體民調的常勝軍，在民調的賽馬式報導 (horse-racing report) 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各路對手其實充滿著不確定性，政黨將充滿不確定性的對手放入初選民調選項裡，有可能拉抬他們的人氣，或者提升他們在選戰中的關鍵地位，讓不確定的第三方平白獲取政治利益，實質上卻已干擾了選民對於目前初選參選者的正確判斷。那麼，這麼多的因素加入初選民調裡，真正是在比拼原本兩人的優勢，還是製造出更多方的政治宣傳利益，就非統計學本於科學理性邏輯能回答的了。

一場初選的始末，實質上已不完全是一場科學理性的遊戲，不用擔心是否抽樣誤差過大，導致民調結果在統計上並無差異；各方的算計，也不只是計算「民調成績」高低而已，而是競逐總統大位者，在各方利益折衝與整合的過程，而身為選民粉絲的我們，實際亦是參與大選的玩家。

※作者為國立台北大學數位行銷學程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