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初選的非理性效果

廖凱弘 2019年06月17日 00:02:00

一場初選的始末,實質上已不完全是一場科學理性的遊戲。(攝影:李景濤)

民進黨經過了將近三個月,歷經了修訂黨內初選辦法,一場全民關注的英賴政見發表會之後,初選民調終於有了結果,由蔡英文總統代表黨征戰2020;另一邊,國民黨業已公佈參加初選名單,確定參與者有五人,由五家民調機構做出一萬五千份樣本,但不納入手機民調。

 

觀察總統大選的過程中,許多學者從科學理性的角度探討,公認最重要的,是對比式民調中,競爭者之間抽樣誤差的精確計算,因為誤差將影響民調公平性;然而,這往往非各政黨考量的核心議題,甚至不會被納入初選民調辦法的正式規定。換言之,考量符合科學理性的抽樣誤差計算,並非決定一個政黨總統候選人勝出的關鍵;打總統大選不全然是一個科學理性的過程,而是含有大量的非理性考量。

 

首先,台灣的政黨屬性,已逐漸由帶領政府的政策性功能,逐漸轉型為選戰操作中心的選舉性功能。政黨透過初選登記、政見會與民調的討論、制定、執行、發佈等過程,得以為該黨的參選人宣傳 (propaganda)。甚至,政黨舉辦初選民調之前,坊間的民調公司或媒體單位,就會多次模擬政黨初選民調的題型與比較方式,對可能候選人進行民調,產生出的結果,經過媒體大肆報導,刺激觀眾的準統計官能,即不斷去塑造一種特殊政治氛圍,強化選民去事先評估可能但模糊的大眾意見,去算計誰才能勝選。媒體與政黨皆能從中得利,最後無論初選民調結果為何,出線者為誰,達到政黨拼選戰的宣傳效果。

 

再者,政黨在初選民調修正定案之前,各個擬參選人為了爭取最有利的規則與進行方式,皆開始動員所屬派系、人脈,甚至粉絲,並去各個電視、電台與網路社群管道中,強化對自己有利的一套初選民調說辭,卻不一定符合科學理性邏輯。例如:「為了聽到年輕人的聲音,必須加入手機民調」;「家戶民調行之有年,調整加入手機民調會產生不公平問題」,甚至各陣營也為了爭取在不同媒體管道的選民支持,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媒體形象,以搭配不同管道中的選戰策略,有企圖往上爬的政治人物,上遍各種媒體或網路節目專訪,與網紅主持人合體,瞬間自身也幻化成政治網紅的形象 (political memes) ,為的就是擄獲並爭取更多選民粉絲,在初選民調時的支持,甚至主動在口耳相傳的人際之間 或網路社團粉頁中,幫助其製造高人氣勝出的形象。

 

最後,一場總統大選涉及到參選人自身所屬政黨、政黨之外,各路可能角逐對手之間的競爭與可能合作的動態過程。以這次民進黨的初選民調為例,即加入了國民黨的高雄市長韓國瑜與無黨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由於兩位假設的對手,是民調公司與媒體民調的常勝軍,在民調的賽馬式報導 (horse-racing report) 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各路對手其實充滿著不確定性,政黨將充滿不確定性的對手放入初選民調選項裡,有可能拉抬他們的人氣,或者提升他們在選戰中的關鍵地位,讓不確定的第三方平白獲取政治利益,實質上卻已干擾了選民對於目前初選參選者的正確判斷。那麼,這麼多的因素加入初選民調裡,真正是在比拼原本兩人的優勢,還是製造出更多方的政治宣傳利益,就非統計學本於科學理性邏輯能回答的了。

 

一場初選的始末,實質上已不完全是一場科學理性的遊戲,不用擔心是否抽樣誤差過大,導致民調結果在統計上並無差異;各方的算計,也不只是計算「民調成績」高低而已,而是競逐總統大位者,在各方利益折衝與整合的過程,而身為選民粉絲的我們,實際亦是參與大選的玩家。

 

※作者為國立台北大學數位行銷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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