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韓國電影一再尖銳地刺痛我們，要麼是倫理議題，要麼是政治議題，要麼是兩性議題，都不惜挑戰極限——同作為亞洲人的我們所不敢觸碰的極限。這不，奉俊昊的《寄生蟲》（寄生上流）又從戛納凱旋，直接把東亞的階級懸殊剖開在世人面前，這部電影就算上演，我們有沒有勇氣去看？

心軟如我，決定在看《寄生蟲》之前，先重溫一遍去年的韓片話題作，李滄東的《燃燒烈愛》。《燃燒烈愛》是一部很堪咀嚼的電影，雖然有一副懸疑片的面孔，但依然充滿詩意，配得上村上春樹的原著《燒倉房》，甚至還多了點什麼。而就是這點「什麼」，與韓國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更叫人耿耿於懷。

劇情基於村上春樹的短篇，加上福克納的《燒馬棚》，更多加上李滄東一貫注視的人性幽微況味。農民兒子、立志要寫小說的鐘秀，重遇小時候鄰居惠美，互有好感並且有了一次性愛，兩個下流社會的零余者有點惺惺相惜。但惠美在非洲旅行認識了上流社會的Ben，與後者關系曖昧，兩個月之後惠美失蹤了，鐘秀唯一的線索，就是Ben跟他說過自己每兩個月就要燒掉一個塑料大棚的「癖好」……

和村上春樹的主題一樣，這是部關於消失的電影，而不是關於凶殺。說到底，我們並沒有辦法確證惠美是被Ben殺死的，甚至不確定鐘秀捅死Ben為惠美報仇，是不是他坐在惠美房間裡所寫的小說的一部分，而不是“現實”。因為李滄東安排了一些曖昧的細節讓電影多處置於虛實莫辨中，比如惠美掉進井裡的回憶、她若有若無的貓等，都是不確定的，這些曖昧擴大了電影的解讀空間，但同時也緩和了電影的尖銳。

這樣理解，或許能稍微寬慰看完《燃燒烈愛》之後的滿心悲涼。是的，為什麼惠美不能像以前去非洲尋找「大飢餓者」那樣只是從這個不堪的現實中消失了呢？就像她在暮色中脫去衣服跳的那一支飛鳥的舞蹈，她也許融入了更廣闊的暮色中去了——畢竟，鐘秀也不理解這支舞，只是冷冷地譴責她不應該在男人面前脫光。

然而鐘秀啊，兩個月前惠美脫去上衣超度你的孤獨的時候，你可不是這樣說的。你只是看著她頭上玻璃反射的、這個房間不會有的陽光，一邊做愛一邊陷入你更深的孤獨中。女人並沒有超度男人的義務，即使那是她的青梅竹馬，即使那是她同階層可以相濡以沫的人。

那就讓惠美消失掉嗎？鐘秀撫摸那一架架他以為會被Ben燒掉的塑料大棚，那麼醜陋雜亂廢棄了的大棚，他哪裡會想到自己珍惜深愛的惠美也是其中之一？他甚至不敢面對自己的深愛，因此他潛意識下縱容了Ben的行為，也導致了惠美的消失。

在鐘秀巡視家周遭的大棚的時候，有一個非常精彩又驚悚的鏡頭，冬天長長的日光照出大棚外的他和他的影子，兩者好像共謀凶手一樣漸漸合二為一，他不願面對的欲望是：他也想燒毀一座大棚，就像燒毀自己的窘境一樣。

所以鐘秀也是殺人者，他有過很多次機會把惠美拉一把，讓Ben看看自己的決心與捍衛愛人的勇氣，可是他自以為自己是弱者。就像福克納《燒馬棚》裡的十歲少年沙多里斯一樣，「他這點年紀實在無足輕重，索性再輕一些倒也可以遵命飛離人世。可偏偏飛又飛不起，說重又不重，不能在人世牢牢地站定腳跟，更談不上起而反抗，去扭轉人世間事情的發展了。」但沙多里斯畢竟告發了燒馬棚的父親，鐘秀卻沒想到阻止以窮人取樂的Ben。

而他的對手Ben，這個被他稱為蓋茨比（《大亨小傳》的典故）的成功人士非常自傲，瞧不起將要被他燒掉的那個階層。村上春樹的原著小說裡，「哪裡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說，「潑上汽油，擦燃火柴，轉身就跑，從遠處用望遠鏡慢慢欣賞。根本逮不住。何況燒的不過是小得不成樣子的倉房，警察沒那麼輕易出動。」

電影裡他說的是「警察壓根不會在意」，都一樣，聯系到電影裡惠美的野模女同事說的話：「沒有一個國家是對女人好的」，我能隱約感到導演以最委婉的說法批判韓國的女性狀況，尤其是演藝界層出不窮的虐待女性、剝削女性的狀況。比如說為抗爭性剝削而自殺的張紫妍，還有無數個她，在那個畸形地袒護男性與有錢人的社會，如大棚遇火，徹底消失，何來公義？

最後鐘秀沒有燒掉一間塑料大棚，而是脫光所有衣服在Ben的保時捷和屍體上燒掉了。也只是李滄東的一個無力的決裂宣言吧，鐘秀在嚴寒中裸身開車遠去，只是證明了自身的絕望，並不能改變嚴寒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