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曲獎三十屆的算法是從1989年起算的，但其實有點有趣的是，第一屆金曲獎的頒獎時間是1990年1月。而報名參加第一屆的參賽作品則是1989年該年度發表的作品。所以我們看見的算法，還是寫著1989-2019，而計為三十年。

早期的金曲獎，是行政院新聞局為了獎勵優良的有聲出版品與唱片而設立的獎項，跟金鼎獎差不多。當然所謂的優良，自然是符合中華兒女愛國之心、發思古之幽情、撫琴瑟而和鳴，最好還能憶故國山河的那種健康寫實兼忠孝節義之作品。對當時早已邁向百花齊放的台灣流行音樂市場來說，真正的商業性作品，自然是不太會有興趣來報名的。

金曲獎在1997年後，開始轉型打造為華語流行音樂界的最高指標；然而，要真正地走向迎接市場脈動、推崇新穎創意、廣納多元價值，其實是經過了十多年來的轉變－－評審一代一代的換血，以更多的流行音樂產業專業人士，取代了官派的所謂文化界賢達（很明顯都是沒在消費流行音樂產品的老先生老太太），認真地說已經是千禧年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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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時間稍微撥回到行政院新聞局首度向音樂產業徵稿舉辦第一屆金曲獎的1989年吧。

1989年是解嚴後兩年，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沒有經歷過解嚴的年輕世代，可能會有一個錯覺，覺得1987年的7月15日，政府一聲令下戒嚴令正式廢除，家家戶戶出門走到大街上，發現大家都還活著非常高興於是張燈結彩互道恭喜。

不！這又不是什麼年獸的故事。把你的鞭炮收起來。

解嚴之後，人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政府要對付人民，方法多得是。

1988年520農民運動，便衣軍警混入抗議民眾中開始滋事、與警察抗爭，街頭處處濺血，而只能收看官方政令傳聲筒的三台新聞的民眾，只是義憤填膺地認為民進黨與南部暴民帶頭襲警、使用暴力、破壞秩序。

1989年，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被控涉嫌叛亂、自囚在民權東路巷內的時代雜誌社（就在我的母校中山國中旁邊，就住在隔壁一個街廓的我還在唸小學，當時對此事一無所知），宣布：「他們只能找到我的屍體」，在警方強行攻堅，小隊長侯友宜破門而入後，鄭南榕以汽油自焚於上鎖的辦公室內，成為台灣獨立的殉道者。
 

不是已經解嚴了嗎？為什麼這些事情還會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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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是騷動不安、乾坤變色、否泰未明的一年。東歐國家以捷克東德為首展開民主抗爭，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慘案，台灣股市一路攀升直逼萬點、房價高漲促使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發動「無殼蝸牛運動」，萬人夜宿忠孝東路。這些即使在現在看來都值得寫入史冊的重要大事，全擠在這一年發生。

那個路上開滿賓士、人人手戴勞力士、講著大哥大，簽賭大家樂、綁票案頻傳的台灣社會，翻騰著彷彿要將鍋蓋掀開的巨大壓力。人人想著發財、社會汲汲賺錢；人們面對著各種壓力，都想伸手突破困境，卻又奇蹟似地以一種推擠式的平衡維持著微妙的社會秩序保鮮膜不致破裂。

各項訴求開始走上街頭，警察與拒馬常常盤據著博愛特區的路口；不同的聲量、伴隨著檳榔渣、大聲公、烤香腸、巨大陽傘、交通錐、直立旗、計程車、綁布條，構成了這個喧嘩時代的的尋常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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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早出門天清清

 

歸陣散步來到西門町

 

看到歸路的警察與憲兵

 

全身武裝又擱像頭前

 

害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咱來借問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陸準備戰爭」

這是《民主阿草》歌詞的第一段，敘事的主角是個年輕人，對政治毫不關心也沒概念，為了去西門町卻在博愛特區被擋住了路，於是展開了這個多人敘事的故事。

故事中警察對年輕人說：

「伊來笑笑講肖年家

 

政治欸代誌你嘸通插太多

 

彼邊有人在冤家

 

你卡緊返去才是好子弟

 

哪無乎人抓去籠仔底

 

你就會叫天搆叫地」

在警察半威嚇性地勸退下，年輕人表示別人冤家跟他沒關係，他只是想借道走過去，然而此時多了一個台派阿北，是第一代黨外時期的民進黨員，也講出了這次遊行的宗旨：當時的老國代問題。老阿北說道：

「老法統唉呀無天理

 

霸佔國會變把戲

 

歸陣閒閒在吃死米

 

有的嘛老搆強未喘氣

 

咱政府驚伊呀擋不著

 

咱的稅金乎伊拿去吊點滴」

稍微插個嘴，也許有很多八年級生90後不知道什麼是老國代。簡單地說，以前總統不是直選，是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民大會代表中華民國三十六省的國民（對你沒看錯，就算在歷史上從來沒被實現過的東北九省，安東省也好、嫩江省也好照樣有十幾二十票），任務就是選出蔣總統。

在大陸時代就選出的國大代表可以無限續任，每投一次票就可以獲得大湖山莊別墅一棟、新店中央新村別墅一棟。這麼好的工作當然要鞠躬盡瘁打死不退休，所以80年代末期常是一堆打點滴坐輪椅的老人在國會開會的景象。（國民大會廢止後，立法院才成為中華民國的最高民意機關）

回到敘事歌詞，除了台派阿北之外，還有一個外省老杯杯也亂入：

「講伊來台灣足足四十年

 

作牛作馬呀拖卡要死

 

愈拖愈無知是為著什麼

 

白紙黑字一張呀值無幾仙錢」

這裡的白紙黑字指的是「戰士授田證」。這是什麼東西？

1949年有60萬軍人跟著國民黨軍隊敗逃來台。國民黨蔣幫一心想反攻大陸作皇帝，所以不准他們在台灣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以免有了家累以台灣為家就不想打回去了。於是就畫了大餅騙他們說，以後打回去之後，政府會將打下的江山土地分封給你，你就有自己的土地可以成家立業。

當然四十年過去了，這個嘴砲政府只剩下用三民主義反攻大陸，於是就發了一張「戰士授田證」，表示說，有了這張證，要是哪天（因為九星連珠日月崩毀天地混沌天降紅雨海枯石爛六月飄雪薛丁格的貓在靴子裡嘔吐導致）政府反攻大陸成功了，你就可以拿這張證書換政府授與的田地。

一首完全以台語進行的敘事歌曲，生動地捕捉了1989年台北博愛特區街頭抗議日常的歌曲，既像唸歌、也帶著電子琴編曲的那卡西質感，又帶著搖滾味。

這是黑名單工作室的作品《民主阿草》。

《民主阿草》開頭的前奏，用的是喪禮西搜米一般的管樂禮儀隊形式的編曲演奏國歌前四句，真像是為中華民國送終啊！（此神來一筆只應天上有）整串台語唸歌結束後，又出現了國歌的旋律，加上電子琴弦樂對位變奏，聽起來變得活潑有朝氣，然後接下來曲調越來越凝重緩慢，最後終止於警鐘一般規律卻又像是喪鐘般的絕響中嘎然而止。

坦白說，這是相當粗糙的作品。可是卻又生猛、恣意、囂張而且充滿了生命力。

用它來代表彼時1989年的台灣，好像無法再找到比它更適合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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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工作室是一群人，除了核心人物王明輝與陳主惠外，其他是一群好像綜藝節目班底或全明星(all star)一般的人物，以排列組合C幾取幾的方式呈現在不同的歌曲中，大致有林暐哲、陳明瑜、陳明章、許景淳、司徒松(Keith Stuard)、葉樹茵、胡德夫等人，也有一些相識的樂手偶而客串。

那是一個太早的時代，台語新民謠運動的史前曙光。林暐哲才剛退伍不久還沒有組「Baboo」；陳明章雖曾憑著一把六百塊的吉他為《戀戀風塵》配樂拿下南特影展，但並未因此名利雙收；許景淳也還未受到任何肯定…他們都不知道未來會變成改變台灣音樂圈的大人物，只是一群因為喜歡音樂又喜歡譙政府而聚在一起的人而已。

因為對體制不滿、所以想要創造一些什麼、去對體制嗆聲；一張主題包羅萬象、遍及台灣常民社會裡各種日常生活與光怪陸離加上諷刺針砭的全台語創作專輯《抓狂歌》就此誕生。

黑名單工作室的首張專輯《抓狂歌》像是台灣紛亂天空中射出的一枚震撼彈，發行時接近年底，正好遇上了縣市長、省市議員與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認為時機敏感，也認為該張專輯內容挑釁政府、可能影響選情，於是便禁了這張專輯。結果它成了中華民國禁歌史上少數解嚴後照樣被禁的專輯，與隔年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同列殿堂等級的禁歌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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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枚被壓下的震撼彈，以奇特而幽微的方式，開啟了璀璨的母語創作與台灣新民謠運動的黃金時代。

林暐哲加入了真言社，與李欣芸、金木義則、李守信組了傳奇樂團Baboo，發行了堪稱市場異數的天才之作《新台幣》（但旋即解散）；陳明章發行《下午的一齣戲》與《現場作品》等專輯名聲大噪，成為專業的音樂創作人而不必再屈身於家中銀樓；許景淳則成為第三屆金曲歌后，還連奪三四五六屆金曲獎各項大獎。

另一方面，真言社推出了新人林強、伍佰、張震嶽，加上台客雙語團體「新寶島康樂隊」，吳念真為新人金城武寫了台語詞《夏天的代誌》；豬頭皮則繼承了台語唸歌的精神與針砭諷刺時事的辛辣嗅覺，推出《笑魁唸歌》……台灣新民謠運動的種子在90年代前半葉終於突破表土層開枝散葉，開出豐美的花朵。

說母語，終於不再像是過去必須被檢舉、掛狗牌那樣羞恥的事。新一代的創作人，可以驕傲地以母語創作，用與生俱來的語言抒發直覺與感受，而非使用殖民者或統治者的語言－－這是台灣人等候了四百年的盼望。

而這樣的文化豐碩果實自然不是憑空而得。

《抓狂歌》發行後的隔年1990年，台灣股市衝破萬點、野百合學運爆發，終結萬年國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例》廢除。而後在反對黨人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之下，1992年刑法一百條內亂外患罪唯一死刑廢除。

那些白色恐怖時代朝廷鷹犬掐著台灣人民脖子的惡法法源一一廢除，台灣人才首次見到沒有白色恐怖的天空，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隨著黨禁報禁解除、媒體鬆綁天空開放、那些憲法所保障、真正屬於人民的第四權、意見表達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才在戒嚴四十多年後，真正地交付到人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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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會從課本或書上讀到，自由與人權是上天賦予每個人的，是人生來即擁有的權利。但是我一直都不這麼想。

我從戒嚴的時代長大。我清清楚楚地看著，民主、自由、人權，從來就不是天賦的。那些東西都是我們原本就沒有，靠著很多的前輩與先烈們的努力，好不容易犧牲生命換來的。

而且你稍不注意，馬上又會被那些掌權者奪走了。

我從小認識到的是，在沒有自由的環境裡，人們還是可以適應，他們會自我審查、他們小心謹慎地講話、絕對不講真話，每人冷靜地看著別人撒謊、然後小心地加入謊話。

在鬥爭的環境裡掌握優勢的人，愉快地利用體制告發、鬥倒別人，心安理得地拿取那份對國家組織盡忠的報酬，然後繼續剝削弱者。弱者再剝削更弱者。大家一起冷眼看待那些受不了說出真話而被體制徹底排除、清理掉的人，然後對子女說著：「你看好了，你千萬不要學他。」

這樣的時代不遠，而且也很快會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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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Leo王的得獎致詞說：

「我覺得能夠生在台灣，是非常幸運、幸福的事情。身為一個創作者，一直以來，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他沒說的是，你如果生在中國。你可能會像宋東野那樣被當局逮捕羞辱、你可能會像范冰冰一樣被殺雞儆猴、你可能會像涂們一樣在別人說出真心話之後你要立刻說出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話以求自保。或甚至，你出生在香港，你可能沒時間寫歌，因為現在正忙著研究怎麼做簡易汽油彈與防毒面具。

就因為你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是想要把心裡想的話說出來、唱出來，就足以是一件危及性命的事。

天賦人權，才沒這回事呢！

權利與自主，都是你必須辛辛苦苦兢兢業業才能掙來的；而且你一鬆懈，就會被奪回去。正因為如此辛苦，所以很多人只想當被豢養的豬。每天只要顧發財與吃飽當然很幸福，只是你要知道，你吃越飽，離屠刀就越近，因為你的價值唯有在你解體的那天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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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了，金曲獎。從一個歌詠中華的政府樣版獎勵，終於蛻變成今日華語流行音樂界最高的殿堂。是因為它的公正超然跨越政府干涉、完全訴諸專業、包容開放多元、鼓勵創新顛覆；又能夠以具體的獎勵選擇表明這個時代公民社會與創作職人最重要的價值－－一如最佳歌曲選擇了《玫瑰少年》。

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繫於一道既微弱卻又無比堅實的羈絆上。

那就是自由。

唯有自由，才能支撐最真實的創作。一如每一屆掏出真心投入一切的創作者、表演者，換來了第一線音樂專業人士的肯定。

唯有自由，永遠是創作環境裡唯一的土壤。孕育了林生祥、孕育了巴奈、孕育了胡德夫、孕育了雷光夏。

唯有自由，我們才能大聲歌唱。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的前輩們在街頭現場唱著《民主阿草》時如是，1990年在野百合學運時如是，三十年後的現在亦如是。

祈願我們明年還能大聲歌唱。

後年也是。

很久很久以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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