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民國》書摘:孫文-活著是竊國大盜 死後為赤色皇帝

余杰 2019年07月04日 07:00:00

孫文是中國第一個被現代官方傳媒、現代獨裁政黨和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塑造的卡裡斯瑪式人物(魅力型領袖)。(圖片摘自網路)

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孫文

 

章太炎的三副挽聯道出孫文的真面目

 

孫文死後,章太炎前後寫了三副挽聯。第一副是:

 

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章太炎和梁啟超、王國維等人一樣,對孫文「以俄為師」的做法極其不滿,上聯即因此而發。下聯指出,孫文是一個家長專制主義思想極強的人,一方面指責北洋軍閥有帝王思想,一方面卻培養兒子孫科為接班人,不僅如此,被孫委以重任的人,如蔣介石輩,都必須自認為孫的義子。

   

碧雲,指北京香山碧雲寺。明熹宗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年),魏忠賢看中這塊寶地,擴建後準備用作自己死後的墓地。魏忠賢生前權傾朝野,朝中官員紛紛認作魏的義子。一九二五年,孫文在北京去世後,曾在該寺後殿停過靈柩。章太炎認為,孫文與魏忠賢一樣愛認義子,堪稱魏忠賢的繼承人。

    

其後,章太炎又作第二副挽聯:

 

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

   

南國本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這一副挽聯全用典故,含義深刻。上聯用三國故事,但章對三國的理解不同於俗人所讀的《三國演義》,而是同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通鑒》以魏為正統,章太炎以魏代指段琪瑞等領導的北洋政府,以孫吳政權代指孫文另立於廣州的「軍政府」。章太炎支持北洋政府而不贊成孫文在廣東另立中央,因此用「魏德萌芽」比喻北洋政府所代表的民國百廢待興,用「襲許」暗指孫文建立軍政府興兵北伐如同孫吳想襲擊魏的首都許昌。

   

下聯用的是楚懷王的故事。楚懷王聽信秦國間諜張儀的蠱惑,決定進入武關與秦國結盟,結果成為階下囚。屈原反對懷王此舉,「怨靈修之浩蕩兮」是《離騷》中斥責懷王的句子,「靈修」指君主,「浩蕩」即荒唐之意。章太炎用楚、秦關係比喻中國與蘇俄的關係。南國乃楚國,此處指中國,與北面的蘇俄相對而言。意思是說,中國乃華夏民族故土,為何要白白送給蘇俄呢?

   

以上兩副挽聯,當然不被允許在孫文的追悼大會上懸掛。

   

一九二九年,國民黨政府將孫文靈柩迎到南京,並舉行「奉安大會」。章太炎作第三副挽聯:  

 

洪以甲子滅,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間成敗異;

   

生襲中山稱,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這副挽聯終於被國民黨掛了出來,大概國民黨人以為這副挽聯終於是褒揚總理的了。其實,國民黨人文化水準太低,沒有讀懂章太炎的微言大義。上聯説洪楊(太平天國)的滅亡與孫文的死相隔一個甲子(六十年)左右,洪楊固然失敗了,但北上與段祺瑞、張作霖談判的孫文也很難説成功了。下聯則質疑「中山」之稱呼,「中山樵」是孫文浪跡日本時使用的日本名字,中山是日文名字中的姓,卻被移花接木成漢文名字中的名,結果「孫中山」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為天下所知;而章太炎顯然不贊同南京政府大興土木修築中山陵,對孫文死後還要當皇帝的心態不以為然。

   

在章太炎心目中,真正的中華民國國父是黎元洪(袁世凱囚禁過章太炎,章氏不認同袁)。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黎元洪在天津病逝,章太炎「天坼天崩,哀感何極」,先後作《祭大總統黎公文》及《大總統黎公墓誌銘》。章又作一聯挽黎:

 

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冠豈能幹正統;

   

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

 

此輓聯對黎元洪極盡讚美之辭,認為黎元洪在創建和捍衛民國中所起的作用在孫文之上。早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即力推黎為全國革命領袖,並以武昌為臨時政府。他認為,孫文「長於議論,此蓋元老之才,不應屈之以任職事」,不贊同將選孫文為總統。  

   

在上聯中,章太炎將黎元洪視為明太祖式的人物,為民族英雄、民國象徵,清楚地表達了對黎的一貫認識:黎「首倡大義」,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繼而述及黎作為總統與國務總理段祺瑞發生「府院之爭」,被段利用張勳將他驅走的悲劇。黎一去,中華民國的正統亦蕩然無存。換言之,章氏以民國「法統」系于黎元洪一身。

   

在下聯中,章太炎強調象徵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已被國民黨顛覆。「鼎湖」,舊謂黃帝死亡,此指黎元洪。譙周為蜀國老臣,勸說後主投降,被魏封為陽城亭侯。溫庭筠詩雲:「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章太炎的意思是,孫文前半生投靠日本,後半生投靠蘇俄,哪裡有資格自稱革命元勛!

   

該輓聯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哀挽」。章太炎對蔣介石改換國旗,以及「以黨治國」的行為和政策異常憤慨,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說:「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除五色國旗下之中華民國,更無可與。」「袁氏帝制,不過叛國,而暴斂害民,邪說亂俗,則尚袁氏所未有也。一奪一與,情所不安,寧作民國遺老耳。」

 

非法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無法維持,是因為日本借款未能到位

 

武昌起義之後一個月,南北儼然形成分治局面。清廷不得已起用袁世凱鎮壓義軍,袁世凱卻主張南北和談。一開始,武昌軍政府不願談判,等到馮國璋的北洋軍攻陷漢口、漢陽,武昌指日可下之際,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領袖逃離湖北、沿江而下,軍政府一片混亂,黎元洪見情勢危急才答應談判。從十二月十八日起,南北雙方在上海開始和平談判。西方列強支持南北和談,民間輿論也寄予厚望。北方代表唐紹儀和南方代表伍廷芳達成「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等三條協議。

   

然而,孫文從海外歸來後短短數日,南方十七省的革命派代表就單方面撕毀協議,在南京召開非法會議,建立所謂「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推舉孫文為大總統。這些投票給孫文的「南方各省代表」,並非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他們連清末新政期間各省諮議局議員的合法性都不具備——後者畢竟經過選舉程式產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以一九一二年為民國元年。孫文從上海到南京,宣佈就職。然而,該政府並無合法性,也未得到多數西方大國承認。在此意義上,孫文才是竊國大盜。

   

對於南方革命派單獨成立政府的行為,北方表示強烈反對。孫文就職當天,馮國璋、段祺瑞等四十八名北洋將領聯名通電,反對成立南京臨時政府。一月四日,袁世凱致電伍廷芳,質問説:

 

國體問題由國會解決,業經貴代表承認,現正商議正當辦法,自應以全國人民公決之政體為斷。乃聞南京忽又組織政府,並孫文受任總統之日宣誓驅逐滿清之政府,是顯與前議國會解決問題相背。特詰問貴代表,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為君主立憲,該政府及總統是否立即取消?

 

可見,南京臨時政府之成立及孫文之「當選」,乃是背信棄義、瞞天過海的結果,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孫文以一名未參加革命的外來者身份「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並非其德高望重、眾望所歸,而是因為他被認為最有可能對外籌借鉅款,以解燃眉之急。當時,無論是武昌的軍政府,還是南京剛成立的臨時政府,都已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關稅、鹽稅、釐金、田賦都收不到,發行的公債與軍用鈔票又不被市場所接受。人們都將孫文當作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立憲派首領張謇明白表示:「孫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又為理財專家,能否於新政府成立後,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這句話似乎是故意將孫文放在炭火上烤——孫文在海外屢次貪汙華僑捐款,早已聲名狼藉;孫文花錢如流水,哪裡是什麽「理財專家」?果然,孫文在西方各國籌款處處碰壁,不得不告訴中外記者,「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事態緊急,孫文只好再次向日本救助,為了說服此前拒絕過他的日本,必須拿出「誠意」來。一九二一年元旦過後一週,日本財閥三井物產會社同意借款給南京臨時政府,條件是中日合辦漢冶萍煤礦。根據契約書,三井借款五百萬日元給中華民國政府,「將來中華民國政府有關中國之礦山、鐵路、電氣等其他事業,若開放給外國人參與,而其他條件相同時,優先許可三井參與其事」。契約訂立後,三井方面預先將兩百萬日元交給孫文個人。

 

日本政府通過三井借款給孫文,最大的企圖是希望取得在東北的權利。(圖片摘自網路)

 

臺灣學者洪聖斐在《孫文與三井財閥》一書中指出,在整個簽約及借款過程中,除了臨時政府大總統孫文、陸軍總長黃興等極少數幾個人之外,南京臨時政府等其他首長,如財政總長陳錦濤及實業總長張謇等,大多並未與聞其事,參議院更不知情。消息洩露後,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首先發表反對意見。張謇以身為實業總長,「事前不能參與,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屍位溺職」,憤而辭職。

   

日本政府通過三井借款給孫文,最大的企圖是希望取得在東北的權利。日本「現代軍隊之父」山縣有朋提出,趁此機會,與革命黨協議,將東三省劃歸日本所有。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三井上海支店代表森恪,在孫文老友宮崎滔天等人陪同下,到南京拜會孫文。

   

森恪説:「如閣下能速下決心,捨棄滿洲,一任日本勢力經營,以其代償而得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業,日本必應閣下的要求,採取必要之手段。」

   

孫文回答説:「為東洋之和平慮,滿洲固最終非保全於東洋人之手不可。」然而,此次舉事之初,「予等嘗乞於日本,將滿洲聽任日本處置以換取對我革命之援助」,卻不被日本接納。如今,形勢已有所變化,孫文雖貴為總統,但外交事務需經「公議」,還要受參議院制約。    

   

不過,孫文向日方提出,如果日本在五日之內向他提供一千五百萬元資金,他「即遂行當初既定排袁計劃,以兵力橫掃南北之異色分子,建立完全共和政體,杜絕他日政爭之源」。若五日之內拿不到錢,就只好「解散革命政府,南北議和,將政權交給袁世凱,而政權一旦移於袁氏之手,今後再難發難,與日本之密約也將難以實現」。孫文的焦點是錢,「只要手上有錢,便可獲得軍隊之信賴,軍心一旦穩定,一切又可照約定辦理」。只要日本給錢,什麽條件都可以答應。

   

日方同意了孫文的條件:用一千五百萬元購買滿洲,比當初美國從法國手上買路易斯安那和從俄國手上買阿拉斯加還要划算。但是,英國聽說此事之後,認為日本擁有滿洲會打破東北亞勢力均衡狀態,破壞遠東的「英國和平」,遂竭力加以阻攔。日本被迫止步,取消借款給孫文的計劃。隨即,英國推動的南北議和成功:二月十二日,溥儀退位。十三日,孫文向臨時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務,而由袁世凱繼任。翌日,臨時參議院決議,政府遷設北京。

   

孫文之良師益友宮崎滔天在事後接受《大阪朝日新聞》訪問時説:「(孫、黃)既失以漢冶萍和招商局為擔保籌集北伐軍軍費之時機,終至不得已而為南北之妥協。」而日本駐華公使給外相的密電中更指出:

 

孫文等來日本為籌備革命而奔走時,多次説日本若能給革命黨以援助,革命成功之曉即將滿洲讓與日本。我國志士預期,孫等將來縱令不會完全如約拋棄滿洲,至少也會將其完全劃入日本之勢力範圍……然而,奸詐之袁世凱出現後,……孫文與日本志士之間所定之約束忽化為一片煙雲。

 

此前,三井先通過內田良平借給黃興三十萬日元,森恪擅自作主借給黃興十五萬日元,以及孫文拿到手的兩百萬日元,日方的兩百四十五萬日元借款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非常大總統」是非法「選舉」的總統

 

段祺瑞執政後,在北京組織第二屆國會,其成員多為安福系人士。身處廣州的孫文宣佈不承認這個國會的合法性,他認為北京政府違背了《中華民國約法》,成為一個不法政府。於是,孫文打出「護法」的旗號,呼籲原國會議員南下廣州。

   

一九二一年四月,兩百多名國會議員南下廣州,組成「非常國會」。依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五百八十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不能投票選總統。但孫文的總統夢堅不可摧,對一九一二年只當了一個半月的「短命總統」而耿耿於懷,堅持要這些議員投票選總統,且實行記名投票。

   

在孫文的壓力下,八月二十五日,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表決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決定成立護法軍政府,以「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為軍政府職責,宣佈在「《臨時約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復以前,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之」。九月一日,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開始護法戰爭。此不倫不類的軍政府和「大元帥」,與遠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及其總統相比,有一個致命缺陷: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為了表示北洋政府不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在清除了唐繼堯、陸榮廷等西南軍閥的束縛之後,孫文又決定讓「非常國會」在廣州選舉大總統,與在北京的總統徐世昌抗衡。由於認識到總統一職的來源不是正規的,孫文在任大總統後,「謙卑」地自稱為「非常大總統」——其實,更準確的稱呼是「非法大總統」。

   

孫文此舉遭到廣東實力派人物陳炯明的強烈反對。陳炯明相信法治精神,質疑説:「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在北方出現「偽政府」的情況下,又在南方建立「偽政府」,用一個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去反對另一個同樣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這是行不通的。陳炯明反對孫文當「非常大總統」,拒絕參加就職典禮。

   

在內外壓力之下,孫文為表明「天下為公」的心跡,同時向國內外發表聲明,並寫公開信給徐世昌表示:如果徐世昌主動辭職,自己也將一同下野。

   

然而,孫文未曾料到的是,他以為徐世昌辭職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件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很快成了事實,由此孫文將自己置於作繭自縛的境況下。

   

一九二二年,北洋內部出現變局:孫傳芳通電主張徐世昌、孫文「南北兩總統同時退位」,請被張勳逼走的黎元洪復位,召集舊國會制定憲法,得到吳佩孚等人正面回應。六月二日,手上並無軍事實力的徐世昌在壓力下宣佈辭職,並同意實施孫文等堅持恢復的《臨時約法》。隨即,黎元洪以各督軍解除兵權、還政於政府為出山條件,發出通電:「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候國會開會,聽候解決。」

   

由於徐世昌的辭職以及孫文之前對人民公開發表的承諾,社會各界紛紛致電孫文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文兌現諾言、辭職下野。

   

出人意料的是:孫文拒絕辭職。他堅持要組織一支革命軍,打到北京去,徹底推翻北洋政府。

 

孫文的食言不僅使得蔡元培、胡適等社會名流感到失望,更使得他與陳炯明的矛盾公開化。陳炯明對此非常反感,他認為,南方革命的原因是北洋軍閥廢掉《臨時約法》,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恢復,自然就不必造反了。但孫文置若罔聞,堅持興兵北伐,導致孫陳絶裂。

   

粵軍攻擊孫文的「總統府」,孫文由總統府逃出後來到軍艦上,成為「軍艦上的總統」。此後,陳炯明幾次派代表與孫文嘗試和解,孫文提出的首要條件是回到總統府、繼續當總統。陳炯明始終不肯答應讓孫文重回總統府的要求:「護法已達目的,總統非可力爭,應請力勸孫公丟去,再從選舉設法。」陳炯明斷絕了孫文的總統之夢,孫文一生中最恨的人不是北洋軍閥,而是陳炯明。

 

中山陵壓倒作為皇帝陵的明孝陵

 

一九二八年六月,白崇禧、閻錫山率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至此,全國名義上的統一初告完成,北伐在軍事上基本結束——儘管南京政府實際控制的區域只有東南數省,遠不及南宋的疆域大。

   

南京國民政府以孫文靈柩尚在北平碧雲寺暫厝,祭典久缺,將移靈安葬視為第一亟務。孫文在生前曾說,在他身後,要像「他的朋友」列寧那樣,用科學方法長久保存遺體,將來安置在臨時政府成立之地——南京的紫金山麓。但一九二五年孫文去世時,國民黨並未擁有南京,無法滿足他死後當皇帝的願望。如今,南京成為國民政府首都,當局大興土木修築中山陵,稍後就可以讓孫文安息了。

   

六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在孫文靈柩前舉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禮」,擬派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前往主持。七月三日淩晨,蔣介石等人的專車抵達北平,並於下午一點直奔香山碧雲寺,參謁孫文靈柩。參謁後,蔣即留居碧雲寺之含青舍,因「不忍遠離我師之靈體也」。

  

祭典於七月六日舉行。這一天,蔣介石「未明起床,澄心靜慮,迎接曙光」,顯得非常虔誠。上午八時二十分,祭典開始,由蔣介石主祭,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襄祭。祭典開始,首先奏哀樂,由主祭獻花,全體行三鞠躬禮。接著由商震宣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祭文和蔣介石的祭文。然後司儀宣佈主祭偕襄祭恭謁總理遺容,由守靈衛兵揭靈。

   
蔣介石目睹孫中山遺容,忽然撫棺慟哭,直哭得不能抬頭,馮玉祥、閻錫山也頻頻抆淚,全場氣氛非常哀傷,唯獨李宗仁在一旁肅立,沒有掉一滴眼淚。李宗仁後來解釋道:蔣「撫棺慟哭」,馮、閻「揮淚相陪」,都是「出於矯情」,而他本人「卻無此表演本領」。蔣介石哭了很久還不停止,馮玉祥走上去如勸孝子一般勸了許久,蔣才止住哭,將儀式完成。

   

此時,蔣表面上在痛哭,心中卻在竊喜:北伐成功,他功勞最大,他在黨內資歷雖淺,但手握重兵,成為孫文名正言順的接班人。北伐成功,活人中蔣介石是最大的獲益者,死人中孫文是最大的獲益者。

   

孫文去世時,很少有國人將他視為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因為他兩次短暫的總統生涯都「名不正、言不順」;當然更少有人將他視為中華民國「國父」——最早提出「國父」之説的,不是國民黨人,反倒是孫文瞧不起的軍閥、豫軍總司令樊鍾秀。孫文去世後,於北京公祭時,鍾所致送的巨型素花橫額大書「國父」二字。十四年之後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抗戰的硝煙中,國民政府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在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林森等十二人提議尊稱孫文為中華民國國父。一九四零年三月,國民黨中執會批准該提案,並發表《關於尊稱孫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之聲明》,並「函由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一體遵行」。黨指揮政府,黨的提案成為政府法規,這樣就把「國父」之名在法律上確定下來。由此,孫文從國民黨的「總理」升格為中華民國的「國父」。

   

孫文生前沒有坐穩總統之位,死後卻「臥穩」了皇帝的名分。中國傳統帝王墓穴有一個專有名詞「陵」,歷史上只有皇帝用「陵」表示其死後依然享有淩駕於臣民之上的榮光,《說文解字》稱:「陵,大也。」入民國後,沒有了皇帝,自然就沒有新建「陵」的必要性——除了「中山陵」。

   

中山陵實際上是國民黨沿用傳統帝王葬儀來體現孫文無與倫比的政治地位。學者陳蘊茜在《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中指出,國民黨傾力建造中山陵,目的在於將孫文符號神聖化,並向世人展示國民黨做為孫文政治遺產惟一合法繼承者的尊榮地位,以強化孫文和三民主義的宣傳,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同時強化對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認同。

   

中山陵的整個陵區超過五萬畝,甚至將明孝陵也納入其中,讓朱元璋為孫文「附葬」,這也算是國民黨的異想天開。而根據《總理陵園小志》記載,環園四十點六華裡,東西長二點三華裡。陵寢「在紫金山南坡,左鄰明孝陵,右毗靈穀寺。墓室位於五百四十尺高度,高出明孝陵三百餘尺。自墓道口上達墓室平面距離約二千三百尺,高低相差約二百四十尺,故自下仰望,極為崇高:

 

全部建築採用故呂彥直建築師之圖案,融合中國古代與西方建築之精神,莊嚴簡樸。自大路端上石階,經打石牌坊過一千四百五十尺之水泥墓道,達陵門,越碑亭,上石階,凡二百九十級,達祭堂平臺。祭堂位於平臺之上部,墓室在祭堂之後。

 

如此龐大的工程自然耗資巨大。中山陵的總建築成本為四百多萬元,佔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歲入的百分之一左右。蔣介石説,即便不蓋中央部會的辦公樓,也要先修好中山陵。在黨國體制下,黨比國大的事實也體現在中山陵上:中山陵本來花的是國家的錢,國民黨卻在中山陵赫然鐫刻「中國國民黨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的紀念碑,這是花國家的錢(更準確地説是全體納稅人的錢)來完成國民黨之「黨葬」。

   

國民黨將孫文的「總理」地位寫入黨章,而且是唯一的稱號。以後,蔣介石只能被稱為「總裁」,不能稱「總理」。同時,國民黨賦予孫中山的遺教即「總理遺教」至高無上的法律地位:「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皆統一於總理之遺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這樣,孫文就成為中國第一個被現代官方傳媒、現代獨裁政黨和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塑造的卡裡斯瑪式人物(魅力型領袖),其對民眾日常生活的滲透和精神控制,遠遠超過帝制時代的皇帝們——當然,跟後來共產黨打造的「毛澤東崇拜」相比,又黯然失色了。

   

在共產黨的歷史敘事裡,孫文仍保留「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的崇高地位,卻被安置在毛澤東之下;在敗退臺灣的國民黨心目中,孫文仍是不可撼動的「國父」——每逢有國民黨主席、副主席級別的人物訪問中國,首要行程必定是到南京中山陵「謁陵」。而在臺灣的總統府和立法院等權力中樞,孫文的巨幅畫像仍高高懸掛。太陽花學運時,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數日,居然沒有人想過將孫文畫像取下來——那才是一個最具象徵性的解構偽歷史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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