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民國》書摘:「新中國」和「中華民族」──梁啟超悔之莫及的發明

余杰 2019年07月15日 07:00:00

梁啟超未曾想到的是,他發明的「新中國」和「中華民族」這兩個新名詞和新觀念,如脫軌的列車奪命狂奔,完全不受控制,「智慧財產權」相繼被他所痛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竊取,成為兩黨建立威權和極權統治的墊腳石。(圖片摘自網路)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揅(按:音同延)哲理牖(按:音同友)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梁啟超《自勵詩》

 

史學大師余英時知道我長期研究梁啟超,曾經手書梁啟超的這首《自勵詩》送給我。清末民初,最成功由傳統士大夫轉型為現代知識人的典範,無疑是梁啟超。

 

不會說標準國語,梁啟超沒有被光緒帝重用

 

從戊戌到辛亥這十幾年間,在「以觀念改變世界」這個意義上,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是獨一無二的觀念製造者和觀念推廣者。維基百科上說,梁啟超是詞彙發明者。其實,梁啟超發明的不僅是詞彙(知識),更是觀念,而觀念所蘊含的力量,超過艦船槍炮。

 

那確實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由梁啟超一人獨領風騷的時代,他以「筆端常帶感情」的文字激勵人心,扭轉乾坤,讓「舉國猶狂」、讓帝國潰敗──從東南互保到保路運動,主事的封疆大吏與士紳領袖,幾乎都是梁啟超忠誠的讀者。

 

之後的五四時代,五四那一代知識人雖取梁啟超而代之,但他們是以一個群體出現的,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他們加起來才能與梁啟超抗衡,彼此協力才能造就新的時代氛圍。他們單人的力量誰也比不上梁啟超,而且外部環境也改變了,他們不可能像梁啟超那樣「以一人敵一國」。

 

梁啟超在清末的影響力,並不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他本人流亡日本,「不在現場」,而有絲毫的降低。反之,他到了知識爆炸、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的日本,如虎添翼,如同一臺碩大的播種機,加滿油之後,一路向前、一路狂奔。那時,梁啟超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從兩個事例就可看得一清二楚。

 

1903年,梁啟超到美國旅行,考察美國的共和制度。他對美國的觀察和思考遠不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那麼深刻,但他在美國官方得到的禮遇卻高於托克維爾。

 

梁啟超來到華盛頓,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特意與他會面兩小時之久。翌日,梁氏又應邀到白宮拜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Jr.),雙方會談半小時,西奧多.羅斯福希望梁領導的維新會成為「轉移中國的勢力」。梁只是一名兩袖清風、手無寸鐵、懷中僅有一支毛筆的流亡文人,卻能受此崇高禮遇,這是之後的革命黨流亡者,以及反共的中國民運人士求之不得的殊榮。

 

1905年,清廷特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尚其亨等五位大臣,分赴西洋各國考察憲政。考察之後,要寫報告,提出實行君主立憲的具體方案,但五大臣及其幕僚都寫不出像樣的報告。於是,思想開明的端方特派其下屬熊希齡,自歐洲考察途中折返日本,祕密找到梁啟超,支付重金,請他代擬五大臣出洋考察報告。即便沒有稿費,梁氏也願意寫這份關係清帝國未來命運的報告。

 

梁氏代為撰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等奏摺,根據國情提出具體方案:兩院制、司法獨立、責任內閣制、地方自治、制定憲法等。報告呈送上去之後,慈禧太后不知道它出自最痛恨的梁啟超手筆,視之為珍寶,多次召開會議加以討論,同意走日本道路,宣布預備立憲。

 

戊戌變法期間,梁啟超遭受過一次重大的挫折。1898年7月3日,梁啟超受到光緒帝接見。依清朝舊制,舉人被皇帝召見後,通常會被賜予翰林或內閣中書,賞四品銜。然而,以當時梁啟超的聲望,接見後卻只被賜予小小的六品頂戴。原因是梁啟超說一口廣東口音的「官話」,把「考」字說成「好」,把「高」字說成「古」,光緒皇帝雖側耳傾聽,還是聽不懂這一口粵語「官話」。君臣對話像雞同鴨講,縱然君王滿腔誠意,臣子滿腹經綸,也只能相顧茫然。

 

可見,帝國境內,雖然文字統一,語言並不統一。後來,梁啟超被迫接受「官話」的語言霸權地位,向從小在北京城長大的夫人李蕙仙學講官話。這就是中央集權的帝國權力結構對文化多樣性的壓抑──多年之後,中共用國家的力量壓制粵語等方言,梁啟超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慈禧太后恨梁啟超「保中國,不保大清」

 

戊戌政變後,清廷宣布康黨罪狀,其中一條正是:「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殊堪發指。」滿人大臣、保守派的文悌如此回憶他與康有為的一段談話:「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意思是說,他勸說康有為應當既「忠君」也「愛國」,既保「大清」也保「中國」,至於康有為是不是真的「後悔」,反正流亡海外的康有為無法前來對質。

 

文悌將「中國」與「大清」合二為一,在他看來,大清即中國,中國即大清。但是,以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以及後來更激進的革命黨,並不認可這種敘事策略,他們就是要將中國與大清切割開來,甚至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大清的存在,必然加速中國滅亡;要拯救中國,必須顛覆大清的統治。這是慈禧太后與康梁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庚子事變之後,慈禧太后被迫啟動比戊戌變法還要全面的清末新政,大赦很多戊戌變法時期獲罪的人士,偏偏就是拒絕赦免康梁。

 

康梁師徒,特別是梁啟超,確實已開始未雨綢繆的思考「清帝國崩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既然「大清」即將魚爛而亡,「大清」這個名字不能繼續使用,新的國家該取什麼名字?

 

康有為與梁啟超。(圖片摘自網路)

 

自古以來,中華就是完整的「天下」,只有朝代之名而無國號。清末第一代民族主義者急於否定「大清」,卻找不到一個適合的新名字。

 

一開始,他們無意識撿起日本人稱呼中國的「支那」一詞。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人偏好用含有貶義的「支那」一名,表示「支那」是一處腐敗衰弱、不能自拔的「擾亂之區」,與作為現代亞洲國家的日本形成鮮明對照。然而,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當時並未意識到「支那」這個名字含有貶義色彩,便興沖沖的拿來「為我所用」。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橫濱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亮出反清旗幟。章氏用公共回憶的方式重新想像漢族團體,把明清的改朝換代說成是「亡國」,卻把日本蔑稱清國的「支那」當作本國名稱,透露「民族國家」的確是一個外來觀念。

 

不久,章氏意識到這個問題,遂改用「中夏」之名,將「中國」與「華夏」合在一起。直到1930年,「支那」一詞的侮辱性已十分明顯,南京政府才向東京提出正名(如同南韓將首都漢城正名為首爾),日本官方遂在公文中改稱「中國」,但日本大眾沿用如故。

 

就詞語和觀念的發明者這一角色而言,章太炎顯然不如梁啟超。章太炎發明了「中華民國」,梁啟超則發明了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新中國」和「中華民族」,三比一,梁完勝,正如歷史學者劉仲敬所說:「梁啟超和中國幾乎就是一回事,因為『中國』這個概念就是他創造的,創造者和創造物的命運始終難解難分。」

 

戊戌變法失敗後,清廷下令通緝康梁等人。梁啟超先躲進日本使館,在伊藤博文的幫助下,乘日艦逃往日本。多年後的六四屠殺中,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領袖方勵之躲入美國使館,由美國軍機運到美國。歷史不斷會有巧合與重演。

 

在旅途中,日本艦長將一本日本小說《佳人奇遇》送給梁啟超,供他在途中消磨時光用。據說,梁啟超利用短短數日的船上行程,大致掌握了日文,而這本小說成為他的日文入門讀物。這本《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寫的「政治幻想」小說。書中虛構了留學美國的日本青年東海散士邂逅流亡異國的西班牙將軍的女兒幽蘭、投身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女志士紅蓮,和助其從事復國活動的明末遺臣鼎泰璉的故事。書中有男情女愛,更充滿故國淪亡之悲、志士興國之壯。如此內容,梁啟超當然感同身受。

 

1898年12月23日,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清議報》從第一期起,開始連載梁啟超翻譯成中文的《佳人奇遇》,並引起巨大反響。

 

梁啟超一時技癢,在1902年創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這是梁啟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小說創作」。《新中國未來記》共5回,約9萬字,並未寫完,後來梁啟超忙於其他事務,一生都未能完成此書。

 

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發明了「新中國」這個概念。小說的主旨,是中國應透過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實現民主共和。

 

小說從八國聯軍攻克北京後南方各省走向自治(東南互保及其結果)寫起,到了1912年,沒有經過革命,國會開設,清帝國成功轉型,實行共和制,國名為「大中華民主國」。皇帝羅在田自動退位,被國會選為大統領(即大總統),「羅在田」指光緒皇帝(光緒帝名為愛新覺羅.載湉)。新的共和國定都南京。透過維新造就共和國的首功之臣名叫黃克強,被選為第二任、第三任大統領。「黃克強」本為取「炎黃子孫能自強」之意,不料恰中後來辛亥功臣黃興的字,黃興字「克強」。

 

小說一直寫到1962年。那時,新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發達,成世界超級強國,外國人紛紛學習漢語,上海舉辦「世博會」。梁啟超預見到1912年發生的革命──清帝國轉型為「新中國」。1912年10月,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在對報界的一次演講中,特別說起當年的預言:

 

羅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遜位也;黃克強者,取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此文在座諸君想尚多見之,今事實竟多相應,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

 

不過,梁啟超並非完全料事如神,他未料到,1962年的「新中國」,在毛澤東的暴政之下,剛度過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那時的中國「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入民國後,梁啟超一度放下筆,投身政治事務,卻在殘酷的政治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民國內政外交每下愈況,梁氏退回書齋,致力於學術和教育。直到1926、1927年,在黨軍北伐的槍聲和血腥味中,梁啟超才重新做出關於未來的預言。

 

從「漢族」到「中華民族」:二十世紀最大騙局

 

1903年初,來自浙江的留學生魯迅在日本剪掉象徵滿族統治的辮子,並拍了一張「斷髮照」,送給同鄉好友許壽裳,相片背後題了一首詩,有著名的「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句。

 

此時,各地之漢民族主義者有樹立黃帝為共祖之運動。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第一期刊首印有黃帝像,圖下說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為了把「民族國家」的起源推得比明代更遠(超越會黨「反清復明」的理想),他們上溯至近五千年前的黃帝,並用黃帝紀年取代光緒紀年和耶穌紀元(西元紀年),但計算方式並不統一。在符號學的意義上,清朝兩百六十年的「異族統治」遂被五千年的「黃帝統治」所顛覆。

 

其實,黃帝其人,只是神話傳說,而非確實歷史。更具諷刺性的是,「黃帝熱」的出現,多半與法國學者拉庫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的學說傳入日本有關。這位法國學者是泛巴比倫說的提倡者,認為黃帝是兩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黃特(Nakhunte),他率領巴克(Bak)民族東徙,途經昆侖山,輾轉來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漢民族之前身。

 

此說被章太炎、黃節、蔣觀雲、宋教仁等人採納,梁啟超、劉師培等人亦相信黃帝與中國民族緣起於昆侖山。至1915年袁世凱政府制定國歌,仍按此說,因此有「華胄從來昆侖巔」的歌詞。

 

拉庫伯里以黃帝為中國文明奠基者,當本於《史記.五帝本紀》的帝系,與明清易代之際拒承認滿清統治合法性的王夫之所論相一致。王氏所倡黃帝界定中國「種類」畛域之說,在晚清已成漢民族主義者的共識。革命派的黃節說:「衡陽王氏,當有明鼎革,抱種族之痛,發憤著書,乃取軒轅肇紀,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統吾國。」而梁啟超也以軒轅為本民族肇紀:

 

黃帝以後,我族滋乳漸多,分布於中原,而其勢不相統合……逮嬴秦興,而中國始統於一。

 

學者孫隆基指出,中華帝國歷來是一個多民族的世界帝國,在清末被強迫納入誕生於歐陸的近代「民族國家」這件緊身衣。因當時滿漢矛盾的環境,漢族中心思想勢不免成為此轉化機制。這個偏失,在民國成立後曾用「五族共和」的公式補救。

 

梁啟超比革命黨人更早意識到,漢族國家之說難以成立。且不說經過長期的種族融合之後,神州大地上是否還存在血統純正的「漢族」,即便真有如同希特勒所言「純種日爾曼民族」那樣的「純種漢族」,若僅一味彰顯「漢族」之概念,「新中國」就無法繼承滿清帝國的疆域和霸業──那些非漢族的族群必定謀求脫離漢族國家。那麼,如何突破此一困境,有效的「羈絆」非漢族族群?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將中國民族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融合、競爭最烈之時代;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時代。

 

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中華民族」這個名稱。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

 

其云: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分析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下結論:「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真正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從形式到內容的革命性創造:中華民族指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於梁啟超作為「輿論界巨子」的地位和影響,「中華民族」一詞一經提出,就被廣為接受並繼續闡釋。比如,楊度在1907年發表〈金鐵主義說〉一文,對「中華民族」的含義做出進一步闡發。楊度超越民族的血統意識,認為「中華民族」與其說是一個種族融合體,不如看成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楊度的解釋堵住了梁啟超的漏洞:如果從現代西方人類學、民族學的角度衡量,中華民族差不多是一個子虛烏有、無法成立的假說,連「想像的共同體」都算不上。楊度從文化角度來定義民族,打破了生物學和生理意義上的藩籬,創造出一個極具彈性的「文化疆域」。但楊度的解釋,又帶來另一個致命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表示唯一致命的弱點。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人物阿基里斯〔Achilles〕還是嬰兒時,他的母親為了使他全身刀槍不入,因此抓住他的腳後跟,把他全身浸入斯堤克斯河〔Styx〕,但腳後跟沒有沾到河水,最後成為阿基里斯的弱點),也就是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的批評:「中國只是一個文化,卻偽裝成一個國家。」

 

梁啟超想僭越上帝的位階,「無中生有」製造出「中華民族」來,這會有什麼後果?

 

將魔鬼從潘多拉盒子放出來,就再也無法關回去

 

梁啟超未曾想到的是,他發明的「新中國」和「中華民族」這兩個新名詞和新觀念,如脫軌的列車奪命狂奔,完全不受控制。此「智慧財產權」相繼被他所痛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竊取,成為兩黨建立威權和極權統治的墊腳石。

 

世上真有日耳曼民族,但是希特勒將日耳曼民族打造成高等民族,結果為日耳曼民族帶來空前的災難;世上沒有「中華民族」,但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用「中華民族」來為其暴政背書──中國人雖愚蠢卑賤,卻足夠自私狹隘,不會輕易相信馬列主義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國際主義在中國沒有存身之地,中國人不願出錢出力去拯救別國人,唯有民族主義能在中國發酵,「中華民族」遂成為中國人樂此不疲的精神鴉片。

 

梁氏盼望打造一個沒有帝制的帝國、仁慈的帝國、沒有王而只有「王道」的「天下」,但不幸的是,一旦魔鬼從潘多拉的盒子裡面跑出來,便再也沒有人能將它重新關進去了。

 

1926年,黨軍北伐,勢如破竹。更可怕的是,梁啟超所有風華正茂、求知若渴的孩子,都被如魔笛般的、國共兩黨從蘇俄那裡學來的左派意識形態深深吸引、如痴如醉。梁啟超早已喪失了引導輿論走向的能力,如今連自己的孩子都很難勸服。他寫了數十封長長的家書給孩子們,勸孩子們懸崖勒馬;孩子們卻沉溺於熱愛「新中國」和熱愛「中華民族」的激情之中,如同不久之後對希特勒行舉手禮的那些「希特勒的孩子」,興高采烈的奔向萬丈深淵。

 

梁啟超發現,中國的歷史已掌握在蘇俄手中,「共產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共產黨的做法是:「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凶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刀俎上肉。」

 

1926年1月2日,梁啟超在給孩子的家書中說:「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十有九不能開張,車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了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於和我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

 

3月29日,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共產黨的邪惡超過梁啟超的預估,如果他活到共產黨統治的時代,即便是老實的「老郭、老吳、唐五」們,也會被共產黨發動起來,對他恩將仇報、落井下石。

 

梁啟超對黨軍北伐持全然否定態度,他已發現國民黨成了共產黨的附庸,共產黨成了國民黨的靈魂:

 

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自黃埔軍官成立以來,只有共產黨的活動,哪裡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占領,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揮而成功者?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眾?所以從國民黨中把共黨剔去,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了。

 

此時,梁啟超對「新中國」的未來趨於悲觀,再無世紀之初的樂觀想像。他認為,「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而當共產黨掌權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其長期論敵章太炎寫了〈輓梁任公聯〉:

 

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復深心姑屈己;

 

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

 

上聯中的「式躍在淵」,即「魚躍於淵」,語出《詩經.大雅.旱麓》:「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句是說梁啟超在政治舞臺上,或進或退、或上或下,像魚在水裡跳躍那樣隨便。「師長責言」,指康、梁恩怨事。張勳復辟事件中,康擁護復辟,梁反對復辟。康有為致書梁啟超,對梁氏民國以來的政治表現大加抨擊,梁氏念師教之恩,以「屈己」的態度一言未發、不作反駁。

 

下聯則是說梁啟超的言論和觀點反覆無常,如梁自己所言「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自我」,大概也包括梁氏發明的「新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概念。梁氏在天津與蔡鍔共謀反袁舉義時,曾相約說:「今茲之役若敗,則吾儕死之,絕不亡命;幸而勝,則吾儕退隱,絕不立朝。」此雖為書生議論,但梁氏支持蔡鍔起義和段祺瑞馬廠發兵,確實瓦解了張勳復辟,再造共和。

 

章太炎對梁啟超有褒有貶,他看到了左派思潮的崛起與梁啟超鼓吹之間的關係。不過,章氏早年身為革命派喉舌,比作為改良派的梁氏更加激進,其晚年由左而右的轉折幅度也比梁氏更大。

 

梁啟超晚年可謂痛定思痛,但當他醒悟過來之時,中國全面左轉的趨勢已無法扭轉。如他所擔憂的那樣,標榜「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產黨,一旦打下天下,立即「殺人如草不聞聲」。

 

梁啟超的家人與後代自不例外:梁啟超二夫人王桂荃在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病故;梁啟超最常給其寫信討論共產黨的長女梁思順,1966年文革爆發時受迫害自殺;長子梁思成為中共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仍然在1972年被迫害致死;圖書館學家梁思莊文革中被揪鬥,僥倖苟活,卻已如行屍走肉;追隨共產黨、參加新四軍的梁思寧,早在1948年就被開除黨籍,原因只是他是梁啟超的兒子……對此,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對表妹、梁思莊的女兒吳荔明總結說:「梁氏家族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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