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民國》書摘:國民黨在1945年就注定了要失敗

余杰 2019年07月14日 07:00:00

1945年9月在中國重慶,毛澤東和蔣介石舉杯慶祝抗戰勝利。 (圖片摘自網路)

美國人不應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並且帶著偏愛把中國軍隊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

 

──丘吉爾

 

1945年11月中旬,在河北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島港口之間,一條鐵路主幹線上一個名為古冶的村鎮,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那時,日本投降幾個月了,太平洋戰爭的硝煙已經慢慢散去,這場軍事史書籍上不曾記載的戰鬥顯得異乎尋常。

 

東亞的冷戰在華北打響第一槍

 

美軍的四星將軍佩克(Peck)與他同行的部隊,一隊海軍陸戰隊衛隊,受到一支共產黨軍隊的襲擊。海軍陸戰隊的一個飛行中隊被叫來增援,這時攻擊的共軍迅速溜走了。美國學者、記者、《時代》雜誌駐北京辦事處第一位主任白禮博在《中國1945》一書,詳細描述了這場只造成少數人員傷亡的戰鬥,並評論:

 

當時,誰也不曾意識到,這是發生在美國軍隊和一種新的敵人之間的第一次此類對抗,這種對抗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熟悉。在越戰戰場上,以及在更後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這種對抗產生了一種新名詞,叫做「不對稱戰爭」。敵對的游擊隊突然在無名的村莊裡出現,開火襲擊,當美國戰鬥機出現在天空時,他們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成為後來美國在亞洲的戰爭模式。在中國河北省鐵路沿線發生的這些衝突的背景,是即將到來的冷戰。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甚至比同一年年初國民黨軍隊,在雲南畹町擊敗日本軍隊的那場難得勝仗更加重要──雲南邊境的戰鬥顯示,經過美軍訓練和美式武器裝備的少部分國民黨軍隊,已擁有擊敗走向衰敗的日軍的實力;河北的戰鬥則預示著,在中國八年抗戰中像野草一樣滋長的中共割據勢力,不會臣服於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甚至也不忌憚直接挑戰美軍,在1945年所發生諸多類似事件,說明國民黨的統治已岌岌可危,這些事件不僅澈底改變中美之間的關係,也永遠改變東西方關係的走向。

 

白禮博挑戰了此前人們熟悉的現代中美關係起源的既有觀點。他認為,以下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第一種看法是,如果當時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更多支持,就能避免其垮臺並建立一個親美國的中國政府,進而避免之後發生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第二種看法是,如果美國更早放棄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轉而與共產黨人合作,就能避免中國一邊倒向蘇聯,不必等到尼克森時代才姍姍來遲敲開中國的大門。

 

第一種觀點很容易駁斥:蔣介石政府是不可救藥的,一直支持蔣介石就如同往無底洞中扔填充物。如果這樣做,甚至派兵干涉,美國將面臨比越南戰爭更可怕的困境,「把自己束縛在亞洲大陸上,無法打贏的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之中」。

 

最終,美國將無可奈何的發現:「共產黨太根深蒂固、太強大,獲得蘇聯支持太穩定,隨著冷戰在世界各地展開,蘇聯人將非常高興看到美國人在中國流血和死亡。」而且,這種做法必將危及美國在冷戰中承擔更重要的任務:在歐洲抵禦蘇聯的大肆擴張。在整個冷戰時代,美國的戰略重點都在歐洲;冷戰結束後,因為反恐戰爭的緣故,則轉向中東地區;直到最近幾年,才轉向東亞以遏制中國的崛起。

 

第二種觀點也很容易駁斥:決定未來中美關係的,不是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澤東與史達林在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以及毛澤東對蘇聯幫助的強烈需求。蘇聯與中國接壤,而美國離中國太遠。

 

「毛澤東所需要的,來自強大和更近的俄國人的支持和善意,遠遠超過了他所需要的、來自矛盾和遙遠的美國的支持和善意。」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美方不是主導者。駐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向中共拋出橄欖枝,希望與中共保持某種溝通管道,但中共置之不理。隨即,毛澤東發表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遂放棄了與中共建交的努力。

 

另外一個例子是,左派知識分子組織「民盟」的重要人物張東蓀,曾經促成北平傅作義部接受中共之「和平改編」,對中共立下汗馬功勞。中共建政後,張東蓀鍥而不捨的建議新政權應當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卻被毛澤東冠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關押至死。

 

另一方面,在以史達林為盟主的社會主義陣營裡,首鼠兩端的「中立」是不被允許的,新中國必須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才能得到老大哥的照顧和保護。作為史達林的小弟的毛澤東,也不想採取中間立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帶來的衝擊波式的影響下,毛深深的浸透在這種以激進和暴力的方式,改變世界的共產文化之中」,最能說明毛澤東這個立場的決策是,毛澤東對派兵參與韓戰比史達林更積極和主動。

 

所以,白禮博得出結論,美國並非可以拯救中國的上帝:「決定中國未來結局的絕不是美國政策,而是存在於中國這片土地上自身的力量,並且,擁有巨大但並非無限的實力的美國,從來就沒有對中國實施決定性的控制。」不過,美國仍須反省為何在中國失敗──一半是因為太傲慢,一半是因為太天真。

 

1945年8月28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會面。前排左起:赫爾利、蔣介石、毛澤東,後排左起:蔣經國、張群、王世傑。(圖片摘自網路)

 

在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評價呈現兩極化。《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出生於在山東傳教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和若干美國在華基督教傳教士,都認為蔣介石是騎白馬的「中國救星」。但在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讓這種觀點受到不斷增大的質疑──對蔣和國民黨的負面看法開始占上風,批評蔣和國民黨的人,並不都是左派或受共產黨宣傳之欺騙,他們即便不像史迪威對蔣全盤否定,至少也是像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對蔣及國民黨政權給予相當嚴峻的評價:魏德邁在給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的電報中說,「蔣委員長和他的追隨者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但他們都無能為力,驚慌失措。他們缺乏組織、裝備和現代戰爭訓練」。他說得很客氣,卻也很客觀。

 

但是,美國一時之間找不到可以替代蔣介石的支持對象:中國需要軍事強人,胡適、吳國楨這樣受過美國學術訓練和民主薰陶的現代知識分子,無力操縱中國這艘過於龐大的破船穿越驚濤駭浪;而李宗仁、龍雲等軍人,即便人品比蔣介石更好,也只是地方性人物,缺乏全國性威望。美國只能接受和縱容蔣介石,甚至不惜以撤換史迪威換取其合作。美國與蔣介石的關係,如同羅斯福對尼加拉瓜獨裁者索摩查的評價,「他可能是一個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

 

蔣介石為什麼是一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

 

蔣介石是一個尚未跨入現代世界的傳統人物,儘管他從俄國人和德國人那裡學到列寧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末流,也從妻子宋美齡那裡得到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但他骨子裡還是王陽明、曾國藩、孫子兵法和法家權術的那一套。蔣的門徒、藍衣社頭目賀衷寒評價其主子:

 

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他的統馭術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曾恩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

 

蔣的權力運作,使他超越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而後來居上,並戰勝馮玉祥、李宗仁等擁兵自重的軍頭,但不足以讓他擊敗從中國專制傳統和蘇聯極權模式中,學到更多錦囊妙計的毛澤東。

 

蔣介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反倒成為他領導中國邁向現代社會的阻礙,以及與毛澤東爭霸時的包袱。歷史學家許倬雲指出,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經常變動的世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毛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可以毫無顧忌。相對而言,蔣被其文化背景約束,也被其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束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地。

 

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在重慶街頭接受民眾歡呼。(圖片摘自網路)

 

在北伐以後,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變師疲;蔣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公平競爭。

 

作為西亞和東亞的兩大傳統帝國,土耳其與中國轉型路徑截然不同。蔣的西化熱情不如土耳其國父凱末爾,而毛的專制獨裁則讓凱末爾望塵莫及。作為「西亞病夫」的土耳其,在凱末爾的帶領下放棄鄂圖曼帝國的包袱,成為伊斯蘭世界中最西化的世俗國家,儘管威權統治的陰影仍舊揮之不去。而作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因為更左的共產黨戰勝次左的國民黨,在1949年之後深陷於極權主義的泥沼之中,至今無法自拔。

 

即便不是「白左」失去中國,他們至少誤判中共

 

1945年,德國和日本相繼投降,美國成為二戰中最大的勝利者,蘇聯緊跟其後。羅斯福有意扶持蔣介石政府成為名不副實的戰後「四強」之一。然而,國民政府從勝利的顛峰跌落到失敗的低谷居然如此迅速,羅斯福和蔣介石都不曾想到──之後不到4年時間,蔣介石失去了對中國的統治,而美國失去了中國這個在太平洋戰爭中並肩作戰的盟友;之後長達30年的時間裡,美國一直在尋找「失去中國」的責任人,卻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孤島臺灣,驚魂未定,苟延殘喘。次年,韓戰爆發,美國重新制定東亞政策,既然要出兵朝鮮,就必定要援助臺灣,臺灣這才轉危為安。否則,憑蔣介石自身的力量,「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不可能守住這個小小的島嶼。

 

決定中國鹿死誰手的年分,不是1949年,而是1945年。1945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美國打敗了日本,卻失去了中國:「日本被光榮的打敗了,但是在太平洋贏得的這個勝利,終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敗途中的一個中轉站,即一個對美國完全封閉的中國興起了,在價值觀上與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與其極度敵對,卻與蘇聯這個最惡的對手緊密結盟。」這對美國來說確實有點得不償失。

 

這一結果的出現,那群深懷理想主義、過於天真的「白左」(按:源自中國的網路貶義詞,用來稱呼某類西方左派)們要負一定的責任,即便不是他們故意丟失了中國,但他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被毛澤東和共產黨玩弄於股掌之上。1940年代,他們在美國駐中國使館中形成一個小圈子,並且繞開大使直接向國務院彙報,讓律師出身的駐華大使赫利爾(Patrick Jay Hurley)氣壞了。

 

這群自以為是的「中國通」應邀興致勃勃的訪問延安。1944年,這群美國外交官乘坐一架破舊的螺旋槳飛機,降落在延安的一條凹凸不平的跑道上。他們的任務,是對把中國北方這座城市變成游擊根據地的毛澤東進行評估,並判斷美國是否應該支持他。

 

這個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國務院的中國專家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以及美國軍官、使團負責人包瑞德上校(Col. David D. Barrett)──一名能說中文的前武官。他們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直接接觸,並為他們的氣度與觀點所折服。這些美國人把自己在延安的住所稱作「休養農場」,據同樣出生於美國傳教士家庭的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在回憶錄《中國通》中的描繪,它的8個房間都是泥土地面,每個房間裡擺有兩張鋪著秸稈床墊的床。取暖靠的是碳火盆,照明靠的是煤油燈。

 

1944年7月22日,毛澤東、朱德與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機場。(圖片摘自網路)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和蔣介石不可避免的內戰中會占上風,美國應該把寶押在毛身上。多年以後,經歷了麥卡錫主義時代衝擊的戴維斯,才若有所思的感慨:「我顯然低估了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黨,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以及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的靈巧手腕。」

 

當時,赫利爾大使猛烈指責其手下及其國務院有關人士通中共,卻查無實據。後來,謝偉思、戴維斯等人被國會追究和譴責,失去了外交官的職業生涯。

 

但他們的觀點(亦是美國國務院的觀點)仍長期主導著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們、「中國通」們天真到愚蠢的地步,對古老中國的浪漫想像,遮蔽了他們對現實中的中共政權邪惡本質的認識。

 

他們未必是叛國者,未必像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那樣,從中國得到巨大的商業利益,他們只是「人一左,腦就殘」。即便經過毛澤東「反右」運動、大饑荒和「文革」,鄧小平時代的「六四」屠殺,仍然有一群「白左」頑固的相信,中國會感激美國的善意和幫助,並按照美國的引導,成為比日本更加模範的「亞洲的美國」。

 

在1945年令人眼花撩亂的那盤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慶的國民政府來,明顯棋高一著。「中共的目的是盡可能延長中國的抗戰……希望在遠東製造普遍的混亂狀態以便奪取中國的政權,作為邁向世界革命的一塊踏腳石。」在延安的美國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奪取全部權力之後,變得非常明顯的毛氏統治構成元素,其實在這一切還未發生之前幾年就已存在,其中包括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方法,尤其是蘇聯模式的採納。

 

美國的訪客們被延安的秧歌和交誼舞所打動,卻不知道逃奔延安的北大畢業生、翻譯家王實味僅寫了幾篇雜文,就被用大刀砍殺的悲慘遭遇,和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種植鴉片的祕密。美國人的天真很難理解一個古老帝國,上千年堆積的複雜性以及共產黨高明的騙術──顯而易見的,「整風運動」是個人集權和剷除異己的肅反實驗活動,甚至可藉此窺探此後30年的脈絡,不同的只是範圍更大,危害更甚,手段更為嫻熟。以此而論,中共不是在1949年或1945年之後才變壞的,中共在1921年建黨時就壞透了,在根子上就爛透了。

 

不是毛澤東打敗蔣介石,而是史達林騙了羅斯福

 

1945年,天平從國民黨倒向共產黨,其原因不是毛澤東比蔣介石聰明,而是史達林成功欺騙了羅斯福。真正幫助中共走向勝利的,不是那些權力有限的美國左傾外交官,而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的合謀。

 

第二次世界大戰自始至終都涉及一個巨大的道德妥協:與獨裁者史達林合作,以便打敗另一個獨裁者希特勒。歷史證明,蘇聯對世界的禍害,一點也不比納粹德國小。然而,對於美國歷史上思想意識最左的總統羅斯福(歐巴馬出現之前)來說,史達林不是敵人,而是朋友。

 

羅斯福直到臨終前都對史達林保持著樂天派的看法──他柔情蜜意的稱呼史達林為「約瑟夫大叔」。他猜測史達林早年得到的東正教神學院訓練有一些必定還留在心中,「我認為有某種東西進入他的性格中,其方式應該是一位基督徒紳士的那種做派」。

 

因此,羅斯福對古拉格群島的悲慘事實(其規模遠遠大於納粹集中營)視而不見。對此,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嚴厲批評,羅斯福的政策核心一直是讓史達林放心,他面對史達林時澈底無知,在說蘇聯好話時爽快的撒謊──他相信史達林是可靠的,戰後世界和平的大廈,必須有史達林這個根基。這導致美國在冷戰最初20年裡居於下風。

 

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決定了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成為蘇聯附庸國的悲劇性命運。首先,史達林得到他在東歐為所欲為的權力。美國學者羅伯特.尼斯貝特(Robert Nisbet)在《羅斯福與史達林》一書中論證說,雅爾達會議和《歐洲解放宣言》為史達林把東歐各國弄成自家的戰利品,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

 

羅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對總統彙報說:「俄國人在這次會議上已經給了我們這麼多,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失望。」俄國人給的東西是什麼?僅是放棄原計畫中在聯合國擁有16票的要求,減少為3票。史達林看到羅斯福將聯合國當作其精神遺產,正如威爾遜將國聯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精準的估計到羅斯福一定會接受蘇聯在聯合國問題上虛擬的讓步,以此給予蘇聯更大的實際利益。

 

果然不出史達林所料,羅斯福默許了蘇聯擁有半個歐洲。美國在聯合國沒有得到有價值的東西,即便蘇聯不怎麼出手,不久之後,美國打造的聯合國變成了美國的敵人──70年之後,中共接替蘇聯在聯合國的角色,在一切問題上反對美國。川普總統終於誠實的告訴美國人民一個真相:聯合國毫無公義可言,只是一個「流氓國家俱樂部」。

 

在中國問題上,這種妥協更大、也更無恥。甚至可以說,雅爾達密約簽字之日,就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末日。雅爾達會議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死刑判決,它確立蘇聯對廣闊而富饒的滿洲的控制,中國並無代表在場簽字同意──就像慕尼黑會議確立德國對捷克的肢解,捷克並不在場一樣。

 

雅爾達會議並不比慕尼黑會議更文明和公正。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1945年8月,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使國共再次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一旦史達林派出一百多萬士兵占領東北,中國的內戰就在所難免,因為毛澤東明白,蘇聯會將東北的控制權轉交給他,而國民政府不再具有消滅他的軍事能力。當然,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羅斯福在雅爾達與史達林會晤時,懇請蘇聯派兵進攻中國東北,而且蘇聯的進攻也得到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支持。

 

或許美國只是順水推舟,在太平洋戰場上筋疲力盡、傷亡慘重的美國似乎無力阻擋即將氣勢洶洶的南下的蘇聯軍隊。正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及其助手──冷戰時代美國的國際戰略大師喬治.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當時就看穿的那樣,不論美國是否要求史達林出兵,史達林肯定要派出他11個軍的兵力,由冷酷無情的將領馬利諾夫斯基率領。

 

在此意義上,「中國可能喪失在蔣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史達林和毛澤東贏得了勝利」。美國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在為毛澤東所寫的傳記中,根據俄國最新開放的大量文件得出結論:蘇俄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超過任何國家──所以,當史達林還在世時,狂傲的毛澤東在其面前像是一頭溫順的小綿羊。

 

今天的中美關係又走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上。1945年的前車之鑑應當被牢記,美國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有一個關於二十多年前,雷根總統接見年輕川普的段子是這樣說的:雷根對川普說:「小伙子,現在由我來搞垮蘇聯,以後由你來搞垮中共。」不管雷根是否說過這句話,川普似乎真有這樣的願景──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要有擺脫奴性、追求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否則沒有人能將自由當作禮物強塞到中國人手中。

 

如果中共政權冰山消融,尚未被終結的雅爾達體系,也將迎來完全壽終正寢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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