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不應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並且帶著偏愛把中國軍隊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

 

──丘吉爾

1945年11月中旬，在河北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島港口之間，一條鐵路主幹線上一個名為古冶的村鎮，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那時，日本投降幾個月了，太平洋戰爭的硝煙已經慢慢散去，這場軍事史書籍上不曾記載的戰鬥顯得異乎尋常。

東亞的冷戰在華北打響第一槍

美軍的四星將軍佩克（Peck）與他同行的部隊，一隊海軍陸戰隊衛隊，受到一支共產黨軍隊的襲擊。海軍陸戰隊的一個飛行中隊被叫來增援，這時攻擊的共軍迅速溜走了。美國學者、記者、《時代》雜誌駐北京辦事處第一位主任白禮博在《中國1945》一書，詳細描述了這場只造成少數人員傷亡的戰鬥，並評論：

當時，誰也不曾意識到，這是發生在美國軍隊和一種新的敵人之間的第一次此類對抗，這種對抗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熟悉。在越戰戰場上，以及在更後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這種對抗產生了一種新名詞，叫做「不對稱戰爭」。敵對的游擊隊突然在無名的村莊裡出現，開火襲擊，當美國戰鬥機出現在天空時，他們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成為後來美國在亞洲的戰爭模式。在中國河北省鐵路沿線發生的這些衝突的背景，是即將到來的冷戰。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甚至比同一年年初國民黨軍隊，在雲南畹町擊敗日本軍隊的那場難得勝仗更加重要──雲南邊境的戰鬥顯示，經過美軍訓練和美式武器裝備的少部分國民黨軍隊，已擁有擊敗走向衰敗的日軍的實力；河北的戰鬥則預示著，在中國八年抗戰中像野草一樣滋長的中共割據勢力，不會臣服於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甚至也不忌憚直接挑戰美軍，在1945年所發生諸多類似事件，說明國民黨的統治已岌岌可危，這些事件不僅澈底改變中美之間的關係，也永遠改變東西方關係的走向。

白禮博挑戰了此前人們熟悉的現代中美關係起源的既有觀點。他認為，以下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第一種看法是，如果當時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更多支持，就能避免其垮臺並建立一個親美國的中國政府，進而避免之後發生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第二種看法是，如果美國更早放棄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轉而與共產黨人合作，就能避免中國一邊倒向蘇聯，不必等到尼克森時代才姍姍來遲敲開中國的大門。

第一種觀點很容易駁斥：蔣介石政府是不可救藥的，一直支持蔣介石就如同往無底洞中扔填充物。如果這樣做，甚至派兵干涉，美國將面臨比越南戰爭更可怕的困境，「把自己束縛在亞洲大陸上，無法打贏的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之中」。

最終，美國將無可奈何的發現：「共產黨太根深蒂固、太強大，獲得蘇聯支持太穩定，隨著冷戰在世界各地展開，蘇聯人將非常高興看到美國人在中國流血和死亡。」而且，這種做法必將危及美國在冷戰中承擔更重要的任務：在歐洲抵禦蘇聯的大肆擴張。在整個冷戰時代，美國的戰略重點都在歐洲；冷戰結束後，因為反恐戰爭的緣故，則轉向中東地區；直到最近幾年，才轉向東亞以遏制中國的崛起。

第二種觀點也很容易駁斥：決定未來中美關係的，不是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澤東與史達林在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以及毛澤東對蘇聯幫助的強烈需求。蘇聯與中國接壤，而美國離中國太遠。

「毛澤東所需要的，來自強大和更近的俄國人的支持和善意，遠遠超過了他所需要的、來自矛盾和遙遠的美國的支持和善意。」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美方不是主導者。駐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向中共拋出橄欖枝，希望與中共保持某種溝通管道，但中共置之不理。隨即，毛澤東發表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遂放棄了與中共建交的努力。

另外一個例子是，左派知識分子組織「民盟」的重要人物張東蓀，曾經促成北平傅作義部接受中共之「和平改編」，對中共立下汗馬功勞。中共建政後，張東蓀鍥而不捨的建議新政權應當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卻被毛澤東冠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關押至死。

另一方面，在以史達林為盟主的社會主義陣營裡，首鼠兩端的「中立」是不被允許的，新中國必須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才能得到老大哥的照顧和保護。作為史達林的小弟的毛澤東，也不想採取中間立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帶來的衝擊波式的影響下，毛深深的浸透在這種以激進和暴力的方式，改變世界的共產文化之中」，最能說明毛澤東這個立場的決策是，毛澤東對派兵參與韓戰比史達林更積極和主動。

所以，白禮博得出結論，美國並非可以拯救中國的上帝：「決定中國未來結局的絕不是美國政策，而是存在於中國這片土地上自身的力量，並且，擁有巨大但並非無限的實力的美國，從來就沒有對中國實施決定性的控制。」不過，美國仍須反省為何在中國失敗──一半是因為太傲慢，一半是因為太天真。

在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評價呈現兩極化。《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出生於在山東傳教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和若干美國在華基督教傳教士，都認為蔣介石是騎白馬的「中國救星」。但在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讓這種觀點受到不斷增大的質疑──對蔣和國民黨的負面看法開始占上風，批評蔣和國民黨的人，並不都是左派或受共產黨宣傳之欺騙，他們即便不像史迪威對蔣全盤否定，至少也是像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對蔣及國民黨政權給予相當嚴峻的評價：魏德邁在給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的電報中說，「蔣委員長和他的追隨者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但他們都無能為力，驚慌失措。他們缺乏組織、裝備和現代戰爭訓練」。他說得很客氣，卻也很客觀。

但是，美國一時之間找不到可以替代蔣介石的支持對象：中國需要軍事強人，胡適、吳國楨這樣受過美國學術訓練和民主薰陶的現代知識分子，無力操縱中國這艘過於龐大的破船穿越驚濤駭浪；而李宗仁、龍雲等軍人，即便人品比蔣介石更好，也只是地方性人物，缺乏全國性威望。美國只能接受和縱容蔣介石，甚至不惜以撤換史迪威換取其合作。美國與蔣介石的關係，如同羅斯福對尼加拉瓜獨裁者索摩查的評價，「他可能是一個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

蔣介石為什麼是一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

蔣介石是一個尚未跨入現代世界的傳統人物，儘管他從俄國人和德國人那裡學到列寧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末流，也從妻子宋美齡那裡得到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但他骨子裡還是王陽明、曾國藩、孫子兵法和法家權術的那一套。蔣的門徒、藍衣社頭目賀衷寒評價其主子：

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他的統馭術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曾恩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

蔣的權力運作，使他超越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內德高望重的前輩而後來居上，並戰勝馮玉祥、李宗仁等擁兵自重的軍頭，但不足以讓他擊敗從中國專制傳統和蘇聯極權模式中，學到更多錦囊妙計的毛澤東。

蔣介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反倒成為他領導中國邁向現代社會的阻礙，以及與毛澤東爭霸時的包袱。歷史學家許倬雲指出，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經常變動的世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毛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可以毫無顧忌。相對而言，蔣被其文化背景約束，也被其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束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地。

在北伐以後，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變師疲；蔣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公平競爭。

作為西亞和東亞的兩大傳統帝國，土耳其與中國轉型路徑截然不同。蔣的西化熱情不如土耳其國父凱末爾，而毛的專制獨裁則讓凱末爾望塵莫及。作為「西亞病夫」的土耳其，在凱末爾的帶領下放棄鄂圖曼帝國的包袱，成為伊斯蘭世界中最西化的世俗國家，儘管威權統治的陰影仍舊揮之不去。而作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因為更左的共產黨戰勝次左的國民黨，在1949年之後深陷於極權主義的泥沼之中，至今無法自拔。

即便不是「白左」失去中國，他們至少誤判中共

1945年，德國和日本相繼投降，美國成為二戰中最大的勝利者，蘇聯緊跟其後。羅斯福有意扶持蔣介石政府成為名不副實的戰後「四強」之一。然而，國民政府從勝利的顛峰跌落到失敗的低谷居然如此迅速，羅斯福和蔣介石都不曾想到──之後不到4年時間，蔣介石失去了對中國的統治，而美國失去了中國這個在太平洋戰爭中並肩作戰的盟友；之後長達30年的時間裡，美國一直在尋找「失去中國」的責任人，卻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孤島臺灣，驚魂未定，苟延殘喘。次年，韓戰爆發，美國重新制定東亞政策，既然要出兵朝鮮，就必定要援助臺灣，臺灣這才轉危為安。否則，憑蔣介石自身的力量，「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不可能守住這個小小的島嶼。

決定中國鹿死誰手的年分，不是1949年，而是1945年。1945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美國打敗了日本，卻失去了中國：「日本被光榮的打敗了，但是在太平洋贏得的這個勝利，終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敗途中的一個中轉站，即一個對美國完全封閉的中國興起了，在價值觀上與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與其極度敵對，卻與蘇聯這個最惡的對手緊密結盟。」這對美國來說確實有點得不償失。

這一結果的出現，那群深懷理想主義、過於天真的「白左」（按：源自中國的網路貶義詞，用來稱呼某類西方左派）們要負一定的責任，即便不是他們故意丟失了中國，但他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被毛澤東和共產黨玩弄於股掌之上。1940年代，他們在美國駐中國使館中形成一個小圈子，並且繞開大使直接向國務院彙報，讓律師出身的駐華大使赫利爾（Patrick Jay Hurley）氣壞了。

這群自以為是的「中國通」應邀興致勃勃的訪問延安。1944年，這群美國外交官乘坐一架破舊的螺旋槳飛機，降落在延安的一條凹凸不平的跑道上。他們的任務，是對把中國北方這座城市變成游擊根據地的毛澤東進行評估，並判斷美國是否應該支持他。

這個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國務院的中國專家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以及美國軍官、使團負責人包瑞德上校（Col. David D. Barrett）──一名能說中文的前武官。他們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直接接觸，並為他們的氣度與觀點所折服。這些美國人把自己在延安的住所稱作「休養農場」，據同樣出生於美國傳教士家庭的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在回憶錄《中國通》中的描繪，它的8個房間都是泥土地面，每個房間裡擺有兩張鋪著秸稈床墊的床。取暖靠的是碳火盆，照明靠的是煤油燈。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和蔣介石不可避免的內戰中會占上風，美國應該把寶押在毛身上。多年以後，經歷了麥卡錫主義時代衝擊的戴維斯，才若有所思的感慨：「我顯然低估了中國共產主義執政黨，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以及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的靈巧手腕。」

當時，赫利爾大使猛烈指責其手下及其國務院有關人士通中共，卻查無實據。後來，謝偉思、戴維斯等人被國會追究和譴責，失去了外交官的職業生涯。

但他們的觀點（亦是美國國務院的觀點）仍長期主導著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們、「中國通」們天真到愚蠢的地步，對古老中國的浪漫想像，遮蔽了他們對現實中的中共政權邪惡本質的認識。

他們未必是叛國者，未必像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那樣，從中國得到巨大的商業利益，他們只是「人一左，腦就殘」。即便經過毛澤東「反右」運動、大饑荒和「文革」，鄧小平時代的「六四」屠殺，仍然有一群「白左」頑固的相信，中國會感激美國的善意和幫助，並按照美國的引導，成為比日本更加模範的「亞洲的美國」。

在1945年令人眼花撩亂的那盤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慶的國民政府來，明顯棋高一著。「中共的目的是盡可能延長中國的抗戰……希望在遠東製造普遍的混亂狀態以便奪取中國的政權，作為邁向世界革命的一塊踏腳石。」在延安的美國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產黨在中國奪取全部權力之後，變得非常明顯的毛氏統治構成元素，其實在這一切還未發生之前幾年就已存在，其中包括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方法，尤其是蘇聯模式的採納。

美國的訪客們被延安的秧歌和交誼舞所打動，卻不知道逃奔延安的北大畢業生、翻譯家王實味僅寫了幾篇雜文，就被用大刀砍殺的悲慘遭遇，和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種植鴉片的祕密。美國人的天真很難理解一個古老帝國，上千年堆積的複雜性以及共產黨高明的騙術──顯而易見的，「整風運動」是個人集權和剷除異己的肅反實驗活動，甚至可藉此窺探此後30年的脈絡，不同的只是範圍更大，危害更甚，手段更為嫻熟。以此而論，中共不是在1949年或1945年之後才變壞的，中共在1921年建黨時就壞透了，在根子上就爛透了。

不是毛澤東打敗蔣介石，而是史達林騙了羅斯福

1945年，天平從國民黨倒向共產黨，其原因不是毛澤東比蔣介石聰明，而是史達林成功欺騙了羅斯福。真正幫助中共走向勝利的，不是那些權力有限的美國左傾外交官，而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的合謀。

第二次世界大戰自始至終都涉及一個巨大的道德妥協：與獨裁者史達林合作，以便打敗另一個獨裁者希特勒。歷史證明，蘇聯對世界的禍害，一點也不比納粹德國小。然而，對於美國歷史上思想意識最左的總統羅斯福（歐巴馬出現之前）來說，史達林不是敵人，而是朋友。

羅斯福直到臨終前都對史達林保持著樂天派的看法──他柔情蜜意的稱呼史達林為「約瑟夫大叔」。他猜測史達林早年得到的東正教神學院訓練有一些必定還留在心中，「我認為有某種東西進入他的性格中，其方式應該是一位基督徒紳士的那種做派」。

因此，羅斯福對古拉格群島的悲慘事實（其規模遠遠大於納粹集中營）視而不見。對此，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嚴厲批評，羅斯福的政策核心一直是讓史達林放心，他面對史達林時澈底無知，在說蘇聯好話時爽快的撒謊──他相信史達林是可靠的，戰後世界和平的大廈，必須有史達林這個根基。這導致美國在冷戰最初20年裡居於下風。

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決定了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成為蘇聯附庸國的悲劇性命運。首先，史達林得到他在東歐為所欲為的權力。美國學者羅伯特．尼斯貝特（Robert Nisbet）在《羅斯福與史達林》一書中論證說，雅爾達會議和《歐洲解放宣言》為史達林把東歐各國弄成自家的戰利品，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

羅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對總統彙報說：「俄國人在這次會議上已經給了我們這麼多，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失望。」俄國人給的東西是什麼？僅是放棄原計畫中在聯合國擁有16票的要求，減少為3票。史達林看到羅斯福將聯合國當作其精神遺產，正如威爾遜將國聯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精準的估計到羅斯福一定會接受蘇聯在聯合國問題上虛擬的讓步，以此給予蘇聯更大的實際利益。

果然不出史達林所料，羅斯福默許了蘇聯擁有半個歐洲。美國在聯合國沒有得到有價值的東西，即便蘇聯不怎麼出手，不久之後，美國打造的聯合國變成了美國的敵人──70年之後，中共接替蘇聯在聯合國的角色，在一切問題上反對美國。川普總統終於誠實的告訴美國人民一個真相：聯合國毫無公義可言，只是一個「流氓國家俱樂部」。

在中國問題上，這種妥協更大、也更無恥。甚至可以說，雅爾達密約簽字之日，就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末日。雅爾達會議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死刑判決，它確立蘇聯對廣闊而富饒的滿洲的控制，中國並無代表在場簽字同意──就像慕尼黑會議確立德國對捷克的肢解，捷克並不在場一樣。

雅爾達會議並不比慕尼黑會議更文明和公正。如果說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大的責任人是羅斯福；與之相反，蘇聯在中國的勝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達林。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

1945年8月，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使國共再次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一旦史達林派出一百多萬士兵占領東北，中國的內戰就在所難免，因為毛澤東明白，蘇聯會將東北的控制權轉交給他，而國民政府不再具有消滅他的軍事能力。當然，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羅斯福在雅爾達與史達林會晤時，懇請蘇聯派兵進攻中國東北，而且蘇聯的進攻也得到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支持。

或許美國只是順水推舟，在太平洋戰場上筋疲力盡、傷亡慘重的美國似乎無力阻擋即將氣勢洶洶的南下的蘇聯軍隊。正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及其助手──冷戰時代美國的國際戰略大師喬治．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當時就看穿的那樣，不論美國是否要求史達林出兵，史達林肯定要派出他11個軍的兵力，由冷酷無情的將領馬利諾夫斯基率領。

在此意義上，「中國可能喪失在蔣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史達林和毛澤東贏得了勝利」。美國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在為毛澤東所寫的傳記中，根據俄國最新開放的大量文件得出結論：蘇俄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超過任何國家──所以，當史達林還在世時，狂傲的毛澤東在其面前像是一頭溫順的小綿羊。

今天的中美關係又走到一個新的轉折點上。1945年的前車之鑑應當被牢記，美國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有一個關於二十多年前，雷根總統接見年輕川普的段子是這樣說的：雷根對川普說：「小伙子，現在由我來搞垮蘇聯，以後由你來搞垮中共。」不管雷根是否說過這句話，川普似乎真有這樣的願景──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要有擺脫奴性、追求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否則沒有人能將自由當作禮物強塞到中國人手中。

如果中共政權冰山消融，尚未被終結的雅爾達體系，也將迎來完全壽終正寢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