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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混亂的「六四觀」

裴毅然 2019年07月17日 00:01:00
中共對待「歷史遺留問題」似乎很有經驗了,用時間換空間,寄望歲月、期待遺忘、等待「火化」。(湯森路透)

中共對待「歷史遺留問題」似乎很有經驗了,用時間換空間,寄望歲月、期待遺忘、等待「火化」。(湯森路透)

歲月倏忽,「六四」三十周年了,當年莘莘學子已屆天命。但在大陸,中共一直「不鬆勁」,「六四」仍是最高級別敏感詞(包括微信)。中共對待「歷史遺留問題」似乎很有經驗了,右派、大饑荒、文革、知青,都是一個「拖」字,具體政策為「四化」——淡化(減低記憶)、分化(分裂民運)、消化(化解阻力)、火化(最終解決)。2010年8月,滬上一次餐聚,筆者親聆江澤民一位高參:現在人們已不怎麼提起「六四」,再過若干年,沒有人再提「六四」了。

 

很清楚,中南海定策拖刀計——用時間換空間,寄望歲月、期待遺忘、等待「火化」。

 

難以理解的「東風」

 

1989年的「六四」,今天的海內外青年怕是很難理解:不過一篇「四•二六」社論耳,再具體一點,不過一個詞(對學運的定性)。中共政府(或曰鄧小平)為什麼不能讓步?一句話就可平息學潮,為什麼興師動眾調二十萬大軍?為什麼開槍?為什麼非要突破底線「遺臭萬年」?

 

學生上街、民眾遊行,憲法明載,國際通例,「偉光正」為什麼非選擇彈壓?且不說屠城,至少一筆大血債?何苦?改革開放已得學生橫幅「小平你好」(1984年),中外齊贊,何必留下這麼大一灘血漬?《人民日報》低個頭,認個錯(趙紫陽再三懇求),改變一個詞,學潮可退、廣場可清、事件可平,「偉光正」何以就做不到?說到底,中共意識形態的「東風」與普世價值的「西風」方向截然悖反,「西風」認為萬萬不可的向民眾開槍,「東風」則認為「就應該」,這才會有六四槍響後全球洶湧澎湃的反共潮。

 

中共自外於普世價值,當然說明中共確由「特殊材料製成」,就敢如此這般執用「無產階級專政」,就敢對待民心民意。「四•二六」社論立濺「四•二七」大遊行,很說明民心指向了,「人民公僕」改一個詞兒(動亂)就那麼難?為什麼就不能低一下頭?底牌當然還是毛式的不肯下「罪己詔」,鄧小平的「一步都不能退」、「退一步就完了」。這一點上,毛鄧邏輯一致。要害當然是:權威不可挑戰,中共永遠「偉光正」。習近平承襲衣鉢——「不準妄議中央!」

 

無論如何,「六四」坦克一上街,國防軍對付學生民眾,鄧小平、李鵬應該明白,他們的歷史地位「完了」。雖然,這些「特殊材料」與毛澤東一樣不在乎上不上書,但就一般常理,好像也不會很享受「遺臭萬年」。

 

經濟無法遮掩血債

 

1992年,鄧小平掙紮垂暮之軀「南巡」,向江李發出「不搞改革開放就下臺」,強力推動經濟轉型。很清楚,他想用經濟改革遮掩六四血債,說明他還是明白的,知道對歷史對中國欠了帳。

 

鄧氏南巡後,「防止和平演變」聲調漸悄,中宣部不再明著為六四槍聲叫好。畢竟中共學運起家,坦克開上長安街,遠比段祺瑞「三•一八」上檔次。但是,中宣部暗放煙幕,用「代價論」、「必要論」疏導民意:沒那次開槍,就沒有今天的發展;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經濟發展;沒有……

 

顯然,中共底氣不足。他們當然明白「人民政府怎能向人民開槍」?將學生指為「暴徒」,誰信?還當國人三歲稚童麼?第二代、第三代中南海袞袞諸公,這點政治精明怕還是有的:犯得著為這筆血債擔責麼?再為六四開槍挺臺,傻呵?!

 

混亂「六四觀」

 

倒是海內外民運界對「六四」漸起雜聲。1994年,戴晴(1941~ )接受VOA(美國之音)採訪:我不認為89年發生的那件事兒是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打亂了、並且阻礙了鄧小平原來的經濟改革設想。

 

現在除了鄧小平之外 ,誰還能有那麼大的威力,以他自己的專制來儘量結束中國的專制統治。 更多曹長青:〈學生與天安門〉,《北京之春》(紐約)1995年8月號,頁51。

 

戴晴女士好像怪八九民運搞糟了,妨礙了原本很好的改革開放勢頭。她否定八九民運的必要性,寄望鄧小平以個人權威結束專制。但小平同志用坦克對付學運對待民主,邏輯與您完全不在一個頻道,會成為大陸的「蔣經國」嗎?

 

中共對付民運最主要的策略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利用各種矛盾,覷著種種人性弱點。(湯森路透)

 

1990 年代前期,劉曉波在臺灣發表文章,責備政府,也埋怨民運。1995年,劉曉波撰文:

 

「六四」悲劇發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無論是政府還是公眾,都受控於非理性,整個運動是一個非理性行為逐步激烈乃至無處不有,而理性行為漸漸減弱乃至消失的過程。……沒有「四•二六」社論的錯誤定性,就不會有「四•二七」大遊行和「五•一三」大絕食;沒有戒嚴的錯誤決策,就不會有公眾與軍隊之間的暴力對抗——因而流血悲劇的形成,首要責任在於政府的非理性的暴虐,其次才是公眾的非理性的反抗。 更多劉曉波:〈血的悲劇呼喚健全的理性——「六四」六周年祭〉,《爭鳴》(香港)1995年6月號,頁41。

 

這些對八九民運的批評,混淆主次責任,學生再「非理性」,與政府的坦克機槍,一個平面上嗎?畢竟,「見好就收」只是一種歷史可能。當時如停止絕食、退回學校,保住趙紫陽的政治地位與開明派的黨內發言權,自屬「最佳選擇」,但這種設想畢竟只是「事後諸葛」,且不說當時是否有如此這般的客觀可能,至少不能成為譴責弱勢學生與民運的理據。

 

分歧不公開

 

1995年8月,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1931~2011)接受《北京之春》採訪,他說得很好:

 

對民運,我們有幾個原則。第一,我們不公開批評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假如我們有意見,我們就直接向他們提出,而不是在報紙上批評。第二,我們把民主運動和一些個人分開來看。我們幫助某些人,並不是對他個人的幫助。我們的出發點是對八九民運的肯定。

 

我們有一個很堅定的立場,不僅支持民運,對所有八九民運當中做過貢獻的人,也表示尊敬。 更多薛偉 :〈採訪司徒華先生〉,《北京之春》(紐約)1995年9月號,頁9。

 

十分贊同華叔的立場,盡力維護統一戰線,維護「政治正確」——分歧不公開。相互攻訐,親痛仇快,嚴重傷害本就脆弱的統一戰線,至少政治不正確。別忘了,中共對付民運最主要的策略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利用各種矛盾,覷著種種人性弱點,撥弄「分化」、等待「火化」。

 

爭論當然需要,總結八九民運敗因十分必要,但爭論只宜「悄悄的,打槍的不要」。政治鬥爭,當然得講「政治正確」,得講政治策略。統一戰線,中共奪權三大法寶之一。海外民運,一次次分裂、一場場內訌,寰內士林痛心疾首呵!

 

※作者為大興安嶺知青/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所訪問學者(2018)

關鍵字: 六四 鄧小平 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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