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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移除對香港的冷漠和無知-《2022 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書摘之二

范疇 2019年08月05日 07:00:00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湯森路透)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湯森路透)

請關懷香港,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

 

台灣若想有朝一日成為方塊字政治文明圈的雁頭,首先就得移除對香港的冷漠和無知。一般台灣人把香港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未意識到,香港人對法治的要求遠遠大於台灣,法治土壤上若有一天長出民主,其成熟度將超過還不那麼講究法治的台灣。

 

台灣人消費香港的「一國兩制」有一段時間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也早已變成台灣政治賺選票、名嘴賺眼球的辯論主題。但其實,台灣人對香港的境況是冷漠無知的。

 

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逃犯法例」(遣返法、送中條例)。當日,在香港和台灣都是端午長假的最後一天,香港人忙著準備遊行,台灣人則忙著過端午。儘管遊行日期幾週前就已公佈,且遊行前十天就已預估人數將超過四十萬人,但台灣媒體對此漠不關心,沒有一家派人到現場採訪,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不知道有這件事。當天下午遊行開始時,台灣的電視台有零星照片和偶爾的跑馬燈,凌晨一點鐘,香港本地媒體還在繼續直播政府大樓前鎮暴部隊和群眾的對恃,直播一直到凌晨四點左右,台灣的電視台連跑馬燈都沒了。港媒直播的留言串中,我赫然看到一句話:「台灣新聞你們怎麼可以不報導這件事!!」

 

直到次日,發覺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台灣政治人物才出來割稻尾,但口氣和目的還是為了選票考量,電視節目雖有討論,但獵奇和渲染成份大於關懷和知識。台灣民眾對香港即將頒布的「遣返法」的關注,僅止於一個問題:台灣人將來在香港會不會被無故遣送中國啊?一直要到六月十二日的「罷工、罷課、罷行」衝突升級至流血,台灣媒體才全面跟進,但依然是「以台灣選舉為中心」的在理解香港現象。必須再次重複上面指出的視角:香港日後若能冒出民主,在其法治傳統的土壤上,香港民主的地基將比台灣的民主堅實。中共害怕香港民主,甚於害怕台灣民主,單單基於這點,台灣就必須珍惜香港、幫助香港。

 

台灣社會對於香港境況的無感和無知,非常危險。一方面顯示台灣一般人的世界觀狹隘,對於人道和人權的關懷僅限於台灣,另方面也沒體認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近鄰香港的動向和台灣的前途,其實處於同一生態環境,台灣可向香港學習的經驗甚多。本節討論兩個視角,台灣或可藉著香港處境來進一步了解自己。

 

司法獨立是一切的根本

 

該次遊行參與者一百萬人,這是2003年香港「反二十三條」遊行人數的兩倍,代表了香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以人口比例計算,這就等於台灣的三百二十萬名成年人為了一件事自動上街遊行。即使把年幼、年長者人口比例高估為一半,也代表了至少百分之二十七的香港成年人,在沒有一人一票的環境中,用腳進行了投票——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下司法可以獨立。綜觀世界,如此看重司法獨立的地方並不多。

 

二零一九年五月,《紐約時報》披露,德國給了兩個香港公民「政治難民庇護」——參與2017「旺角騷亂」二十五歲的黃台仰和二十七歲的李東昇。這是歷史上第一起香港公民獲得外國庇護的案例。黃台仰對《紐約時報》表示,他獲得庇護是因為「香港當局被認為是利用司法機構來迫害香港人」。國際特赦組織也感到驚訝,說黃、李二人獲德國給予庇護,反映「香港的人權狀況與世上最差的國度有得比……反映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現況有多嚴峻」。

 

讀者如果把這事僅僅理解為西方的「人權關懷」,那就大大低估了其後坐力。國際政治是現實的,西方政府一旦認定「一國兩制」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恐怕更關心的是香港的「產權獨立」和「金融獨立」。已經一連串發生的中國公民在港被擄、財產被清算事件,早已為西方敲了警鐘。港幣的超發以換取美元外匯供北京使用,也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此刻港幣與美元之間的掛鉤,正在搖搖欲墜之中(參考 《一國兩幣還是一國一幣》)。

 

一言以蔽之,在美國對中共算總帳的當下,一個逐步「被中共化」的香港,隨時可能成為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標的,將香港歸類為算帳對象的一部分,把對中共的政策,一體適用於香港。而就在此刻,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告訴世界,香港的司法獨立又被抽掉一根柱子。

 

香港若殞落,珠江三角洲九大城市形成的「粵港澳大灣區」計劃亦將隨之殞落。這是因為,香港的人身安全、資產安全、股市獨立、貨幣獨立、司法獨立,代表的是整個大灣區的支柱;當世界失去對此樞紐的信心,所謂的大灣區就會成為一個失去軸心的鐘錶,只是一堆散落的齒輪。香港曾是亞洲兩大貨物、金融樞紐之一,當它殞落,得利的是新加坡,大量國際企業的區域總部、轉口貿易、財富將奔向法治健全的新加坡。當下,雖然許多企業還在香港運作,但多數企業主和富人,已將銀行帳戶轉遷新國,因為擔心香港帳戶隨時可被封。近在咫尺的台灣,除了回流台商之外,恐怕享受不到這外溢效應,一方面因為台灣的商業法治遠落後於過去的香港和現在的新加坡,另方面外人眼見台灣內部還在辯論「一國兩制」的利弊,他們害怕兩次掉在同一個坑中。

 

是誰把香港搞壞的

 

這問題還需要問嗎?一般人會說:當然是中共。但是,當下處於選舉敏感期的台灣,應該再往下細問一層:中共的哪個派系?認識到這是一個應該追問的問題,可以幫助台灣選民去思考一個過去不曾思考過的問題:發生在台灣的統戰,並不一定來自單一的中共派系,也可能來自不同派系,他們的統戰目的和手法,甚至可能是相衝突的。

 

中共派系的分類,最簡單的分類法是分為兩派:習派,反習派。這種分類法,適用於過去七十年的所有中共領導人,如毛派/反毛派,鄧派/反鄧派,江派/反江派。我們就採用這簡單分類法。

 

習近平上任之初,只是個派系妥協的過渡性選擇,他本人毫無班底。隨後一連串的反貪整肅,可視為他假戲真做,選擇性打腐以建立自己班底的大躍進。被他整肅的總株連人數達到一百二十萬人,人人不知自己是否是下一個倒楣鬼,於是形成廣大的反習勢力。從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十五個年頭,香港早已成為中共既有派系的地盤,利用香港的特區地位所延伸的盤根錯節利益,與2012年上任的光桿司令習近平可說毫無干係。

 

2014年的行政長官是否普選的爭議,後來演變成為「佔中」的巨大事件。先請問:壟斷香港的行政長官指定權,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比較有利?

 

2017年在香港「被失蹤」的肖建華,其人至今生死未卜,而其旗下的三兆人民幣資產,一直到兩年之後才被拆解(台灣的銀行界因此損失重大)。可問:他從香港被非法遣返,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被賤價肢解的鉅資,最終又會流向哪派?

 

接下來就可以問了:在當時美國制裁中共的巨大經濟壓力下,強推特首一人特批就可遣返中國的「逃犯法例」,對習派還是反習派有利?哪個家族具有如此強烈的動機,於六月九日夜間十一時零七分,數千市民和鎮暴部隊衝突、現場情緒高漲之際,指示特首發出絕對不更改立法日程的全民告知?哪個特首如此愚蠢,不等第二天群眾退去之後才發出絕不退讓的公告?是哪方巴不得事情鬧大?好在,香港市民並沒有吞下這個魚餌。

 

從現在到2020年一月的投票日,台灣將經歷許多社會風波。當風波來臨時,台灣社會心中請記得兩件事:行政獨立、司法獨立才是民主的最大保障,以及起事的那一方,不一定就是想把事情鬧大的一方。

 

※本文摘自《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所碩士、台灣大學哲學學士、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理科;連續創業者——曾從事數位教育、數位遊戲、衛星遠距教學、零售連鎖、人力資源、企業及政府組織戰略等行業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達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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