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親中」與「錯誤安撫中國」的距離

李濠仲 2019年08月06日 07:00:00

湯姆克魯斯的皮夾克不再有中華民國國旗並非茲事體大,問題是從其而來一點一滴各個領域被扼殺的創作自由和權利,才是所謂「恐共」背後的起始緣由。(圖片擷取自Mark MacKinnon推特)

80年代,美國巨星湯姆克魯斯主演的《捍衛戰士》(Top Gun)風靡全台,睽違34年後即將推出續集。當年,男主角那件極具代表性的皮夾克,因為背後布章同時繡有美國、聯合國、日本和中華民國國旗,曾引起不少討論,如今,續集裡先行造成話題的,則是夾克上原本日本和中華民國的國旗被換成了「85-86」及「印度洋巡航」等字樣。因為中國騰訊影業是《捍衛戰士》續集的出資公司之一,這一改變,當然被指涉為「中國因素」對「去中華民國化」的介入。

 

中國和美國影業合作的電影不勝枚舉,並因出資持股比例,讓中國影業取得一定的話語權。例如中國女演員景甜能在幾部好萊塢電影裡獲得曝光度極高,卻讓人莫名所以的跑龍套角色,便是經典之一。當然,好萊塢在劇情和品質上的妥讓,不只因為中國影業是出資的老闆,去年一整年,中國平均每天製作25面電影屏幕,自然意味著「更多的票房」,也確實,中國去年已比美國賣出更多張電影票。

 

中美的電影合作,可以達成某種程度文化交流,其間的合作模式,也可歸屬在商言商。只是,美國影業得到中方資金挹注,可以開拍更多大手筆電影,中方得到的回饋之一,還有讓中國終於能在好萊塢電影中(例如麥克戴蒙主演的《絕地救援》(the martian)、科幻災難片《2012》),從過往經常以破敗街道示人的遠東國度,一躍成為能和美國比肩的科技先進大國。至於布魯斯威利主演的科幻電影《迴路殺手》(Looper),裡頭一名時間旅行者原本打算存錢搬到法國,但他的老闆卻建議他「我來自未來,(應該)去中國」,即是中國電影經銷商者直接安插放入的台詞。

 

《絕地救援》中,美國NASA向中國國家航天局求援。(圖片取自網路)

 

此外,電影《世界大對戰》(Pixels)劇中情境設定,根據紐約時報當年報導,原創本來是要將中國長城炸出一個洞,但索尼影視娛樂高層擔心這一幕會讓電影無法在中國上映,於是乾脆改為轟炸印度的泰姬陵。在這之前,《加勒比海盜-世界的盡頭》曾因為片中出現有「詆毀和誹謗中國人」之嫌的劇情,最後只得以「刪減版」在中國上映。

 

好萊塢向極權示好,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由哈佛大學教授Ben Urwand所著的《協作:好萊塢與希特勒的契約》(The Collaboration: Hollywood’s Pact with Hitler),就曾提到好萊塢電影公司曾為生意所需,同意不製作批評納粹的電影,或者不去描繪納粹對猶太人的慘忍待遇,尤其還賦予德方對他們相關電影製作的否決權。好萊塢對外國審查機構低頭的作為,實非一朝一夕。

 

尤其,今天美國電影公司正急切地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因為迄今中國每年最多僅開放34部美國電影登陸上映,某種程度滿足極權國家的需求,便成了看似無傷大雅的權宜之計。就像美國電影協會針對外界批評他們自失立場「親中」時,他們的公開辯解正是:「我們的電影為世界上不同的市場進行調整,純屬商業現實考量,而中國有權決定哪些內容可以進入他們的國家。」在其2013年一份聲明中更明言:「總體而言,我們(美國電影協會)為全球觀眾製作電影,觀眾的品味和需求也在不斷變化,我們的會員也會對這些變化做出回應。」「但我們也代表了藝術家的最大創作權利。」

 

只是,隨之而來對美國電影協會的質疑便在於,真正的情況是,誰是「最大」(資金和市場),誰才決定了「創作權利」。美國電影製片廠錯誤安撫中國的審查機構,最終損及的就是美國的藝術創作,而那正是美國電影的靈魂。

 

電影《世界大對戰》原創本來是要將中國長城炸出一個洞,但索尼高層擔心得罪中國,乾脆改為轟炸印度的泰姬陵。(圖片擷取自Youtube)

 

「親中」是一回事,對某些人或許就是一種「生活上的現實」,但毫無懸念,直接走上「錯誤的安撫中國」,一步步犧牲掉的又會是什麼?電影劇情「別讓中國不開心」事小,湯姆克魯斯的皮夾克不再有中華民國國旗也非茲事體大,從其而來一點一滴生活周遭各個領域被扼殺的創作權利,一點一滴被框限的思想自由、媒體自由、言論自由,到頭來還有多少人覺得它有價?還是愈來愈多人真的開始慢慢學習適應明哲保身、自我審查、自我設限?這些台灣遇上「中國」時可見的實況,或許才是所謂「恐共」和「厭共」背後的起始緣由。

 

希特勒當年在歐洲攻城掠地,有人質疑他強行貫徹高壓的德式價值觀未必適合其他國家,他的回答是:只要我們統治一個地方夠久,就不會有人去想不一樣的生活。時空變異,今天則有前挪威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安格尼斯在中國為了劉曉波獲頒和平獎,進而「制裁」挪威時,有感而發說:「很顯然,中國當局想展現的不僅是他們有威脅自己國家公民的能力,只要他們喜歡,進一步他們也想主導支配整個世界的反應。」

 

回過頭來,假如我們以為美國電影都這樣「識時務了」,台灣豈有不跟進的道理,那又將錯得離譜。一來,美國並非多數電影(包括電影人和電影公司)都以「投中國所好」為務,二來,美國對極權體制的警覺和基本理解,並未到「天真無知」的地步,否則也不會有諸多批判好萊塢向極權低頭的文章,以及哈佛大學教授揭露好萊塢和納粹交易的專書出現。更何況,美國電影為銷往中國或許做了妥協,但中國人想在美國社會行走,則也得接受(儘管是勉為其難)美國人的遊戲規則,美國依舊是個多元、自由、開放的社會。

 

而今,又有多少人心念所想的,卻是一路把「親中」導向迎合或是寬容理解中共治國、治藏、治疆乃至治港的一套。真的只有部分台灣人和「部分美帝人士」對「錯誤的安撫中國」感到頭痛嗎?就不提維吾爾人對新疆改造營的憤慨,藏人對文化信仰被摧殘的無奈,香港人所剩無幾破碎的自由,那些期盼中國有朝一日真正正常化的中國知識份子,都還在奮鬥,只是被「封喉」罷了,而「錯誤的安撫中國」,一定程度,則是在幫忙延續他們的苦悶。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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