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媒體報導，前陸委會主委夏立言離開公職後，轉戰富美興公司擔任副總裁，這間公司主要經營和越南之間的貿易，是台商南向成功的例子之一，素有「越南王」之稱。對外交官出身的夏立言來說，應該是新的嘗試。

過去，台灣外交系統官員卸任，亦有被民間企業延攬者，像是前駐日代表馮寄台，退休後即被中信集團聘為中國信託國際事務最高顧問，同時還是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的董事長。台灣官員退休、卸任，再到民間企業任職（多為獨立董事、顧問），前仆後繼不勝枚舉。前總統府秘書長廖了以、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同樣在中信金也有過最高顧問辦公室。

前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2009年卸任，繼而接掌了台灣彩券董事長。前警政署長王卓鈞也在中信集團內掛有「反毒基金會」副董事長的職稱。至於卸任元首，或是做過行政院長的人，權位已至頂峰，小廟容不下大佛，於是乾脆自己成立辦公室，李登輝有「李辦」、之前陳水扁有「扁辦」、蘇貞昌有「蘇辦」、呂秀蓮有「呂辦」、謝長廷有「長工辦公室」、游錫堃有「游辦」，馬英九一樣也有「馬辦」。

自己成立辦公室，接受民間企業職務，也許是退而不休、壯志未酬；但無論如何，其實都指向了同一個台灣特有的問題，我們政府高官、政治人物的表演空間，其實極其狹隘，個人專業少有名符其實的延續性舞台，以致當他們走至生涯頂峰，幾乎都會面臨很難再找到戰場的窘境。所以，能不退休就不退休，能繼續選舉就繼續選舉。台灣駐外館長的平均年齡逼近60歲，最年長者為70歲，多少有這層原因，而這和國際潮流其實顯有相違。

當年，奧地利青年賽巴斯丁出任該國外交部長時，他才27歲，我們或許很好奇，他卸任外長時的年紀，恐怕僅有三十出頭，之後又將何去何從？而眼前不乏許多實例，諸如丹麥、瑞典外交官卸職後，還有歐盟可資發揮；挪威總理史托藤伯格54歲下台，馬上再從北約組織東山再起；前挪威總理布蘭特倫59歲交出權杖，則又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挪威前總理亞格蘭59歲淡出國內政壇，卻仍繼續以歐洲委員會秘書長身分遊走各地。冰島外交部長阿佛列德索迪在國內發生金融海嘯期間，曾受邀歐洲多個國家講述其經驗，不少學校對他開出條件，希望他之後可前赴任教。（台灣卸任官員則多是到國內各地私立學校擔任董事）

奧地利人口860萬、丹麥人口560萬、瑞典人口960萬、挪威人口500萬，冰島人口32萬。在歐洲人眼裡，他們皆是不折不扣的「小國家」（和德國、法國、英國非同一層級國家），但是他們在全球各地同樣擁有相當程度的表現機會。對小國家來說，他們更需要和國際社會接軌，幸運的是，時至今日，他們的產、官、學界皆無所顧忌，不需要擔心隨時隨地會有另一個強大的國家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撓他們步上國際的可能。不若台灣，我們在諸多具有實質作用的國際組織上，多僅能在周邊會議或工作會議上沾邊打轉，甚至毫無置喙餘地。而那不僅關乎官員卸任後能否進一步活躍於國際舞台，其實還直接抑制了自己國家在知識、技術、專業、趨勢等各領域，和他國間密切有益的常態性交流，尤其影響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較之這些小國家參涉國際社會的深刻程度，台灣確實只能望而興嘆。更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或許對於自己在國際上面臨的困境，焦慮、委屈慣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當下一種見怪不怪、自以為命該如此的心態。卸任官員轉往民間、自設辦公室，我們以為是開啟了職場第二春，且未必都是「惡」，問題是，他們還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