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波反送中抗爭裡，警民衝突持續，有許多示威者被捕，甚至有人中彈受傷，港民提出五大訴求，但港府看來難以讓步。在台灣唸書、生活的香港人，隔海看著香港，有一群年輕人組成「香港邊城青年」，象徵在一定距離看著家鄉，有人回去參與運動，有人則留在台灣，也有人在經歷運動後逃離香港。

今年才從台灣大學畢業的邊城青年發言人Dora與四五個香港人坐在悶熱的公館地下道連儂牆，戴著口罩、帽子，用粵語互相交談，身上貼著「我是香港人歡迎交流」的貼紙。她說現場的人都是自願過去的志工，沒有排班也沒有硬性規定，大家就是在能力範圍內，以各自舒服的模式做事。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在六月時發起連署活動，也跟濟南教會發起募集二手安全帽給香港示威者。關注組想做更多事，主要是了解在台港人怎麼生活，因此，關注組改名為「香港邊城青年」，也在準備章程，預計成立正式組織。邊青的15名發起人中，有在台港生，也有在港台生。

Dora說，香港人習慣叫香港為「我城」，這是來自作家西西《我城》著作，而「邊城」則是來自作家沈從文的著作。「邊城聽起來很文青，但這是真實感受，我在台灣一直看著香港發生的事，有一種徬徨、距離感、跟無力感」另一名發言人Kuma說。他們兩人都在台灣唸書，也習慣台灣生活，想回香港參與抗爭卻被家人阻止，但掛心香港的他們，仍戴著口罩站上台灣街頭。

港府未回應5大訴求　「反送中」難落幕

「反送中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Dora表示，與2014年雨傘運動爭取「真普選」最大的不同是，雨傘運動爭取的是原本香港人沒有的東西，但現在的反送中是「香港的民主法治快要不見了。」

Dora打了個比方：「就像男女朋友關係，雨傘當時是在追求男女朋友，反送中是我的男朋友要被搶走了。」她認為「逃犯條例」的修訂只是導火線，正是因為反送中抗爭，才讓香港人意識到民主法治正在消失，她說：「言論自由對香港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反送中抗爭是否成了世代的抗爭，Dora反對這種說法，她說不同世代的觀點本來就不同，而且這次不只學生走上街頭，公務員、法律界、醫護界、教師都走出來遊行，只是一有衝突，會讓年長者先離開，年輕人擋在前線，也容易被捕。

在這場抗爭中，有和平遊行，也有許多衝突場面。除了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並未回應香港民間的五大訴求。24日，她在臉書寫道：「大家都累了，我們可否坐下談一談？」提出搭建對話平台的想法，但同日在九龍觀塘的遊行卻再度爆發警民衝突，警方再度以催淚彈、橡膠彈驅離群眾，25日的「荃葵青」遊行衝突更加劇，港警對空第一次「開真槍」，更有踢開下跪民眾的行為。

抗爭到底如何收尾？Dora猶豫了一下說，不敢討論太多，也不想下定論。她說：「如果想了一個結論，就會往那個方向走，但我認為未來是不可預料的，是創造出來的。」她認為最糟的情況，就是解放軍進到香港。

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　港青挺身爭取民主自由...

對於上百萬人走上街頭這件事，Dora並不意外，她再度提到「香港人非常重視民主自由」，令她意外的是港警不斷對示威者開槍的行為，她抬高音量說：「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做，我在房間生氣到大叫！這不是一個人、一個小隊或一個長官的問題，而是香港警察體制為何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Dora說，有傳聞中國武警滲透到港警中，在影片中，那些被指出的港警說著普通話、蹲馬步等姿勢，都不是港警的樣子。但傳聞並未被證實，只是讓她好過一些，安慰自己至少不是香港人做的。

在公館地下道，她曾遇到許多來自中國的遊客，很多中國遊客不了解發生什麼事，「有人說不修逃犯條例，如果罪犯逃到香港，無法引渡不是不公平嗎？也有人說，為什麼暴徒要打港警？還有人說，其實很自由，你只要不公開批評政府就好。」Dora認為是政府造成中港對立，她反問這些人，憑什麼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就是犯法？她說許多人是帶著不同的想法離開。

她鼓勵持不同立場的人寫下想法，但也曾遇到有人破壞連儂牆，撕掉留言。Dora說，邊青秉持就算意見不同，也不可以移除留言的立場，因此，連儂牆上，也有人寫下香港是中國的、中國香港。

Dora說：「50年不變，但這條死線就在眼前，原本香港像溫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失去民主法治而不知，如果沒有這些衝突，很多香港人不會意識到這些。」

「悲觀但未放棄希望」　募物資如旅外港人的贖罪券

面對媒體要求拿掉口罩，比較好收音，在Kuma的堅持下，他仍帶著口罩受訪。他說，邊青也很困惑什麼是對的做法，但在不同的手段下，他們的目標都很明確。猶豫要不要公開站出來、戴口罩與否、要不要喊口號，「我們不想要有『大台』」，既然要有組織，就是要做一個人做不到的事，他強調，除了共同的決策及對外的新聞稿，其他都是他個人的想法，不能代表組織。

Kuma表示，2003年的反23條運動，有80萬人為了言論自由走上街頭，那時回歸才6年，香港人意識到不對勁，「民主回歸」聽來很好，但事實上不是。

2014年的318運動對Kuma產生重大的影響。「香港年輕人會說：我討厭政治」有時間幹嘛不去玩、去看電影，為什麼要關心政治？但看到318運動，年輕人為主體去參與政治，也影響了香港雨傘運動，雖然最後是失敗了，但剩餘的力量進入議會，想從體制內做改變，這讓香港人意識到，年輕人是有機會的。」

Kuma表示，他看到研究統計指出，參與這次反送中運動的人，很多是高中生年紀的學生，他們沒經歷過雨傘運動，沒有失敗的挫折，至於以前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已進入職場，他們可能無法隨時上街頭，但他們有收入，可以提供物資。

Kuma也認為，在這次抗爭中，最糟的情況就是解放軍進到香港，從港府的發言來看，對於未來發展，他說感到悲觀，但沒有失去希望。他坦言，看到在前線的示威者「因為沒有什麼好失去的」而豁出去，在台灣的他感到很心痛，但也無法要求每個人做一樣程度的事，所以募物資寄到香港，除了支持抗爭外，他還感覺到一些愧疚感，有點類似贖罪券的概念。

在這波抗爭中，Kuma認為香港人變得無比團結，他說：「以前我聽到香港人說『我愛香港』是很噁心的，但現在聽到很理所當然，我們會驕傲地跟別人說，我是香港人，我們在外國會說我們是：『Hongkongers』，不管我以後住在哪裡，我都深刻感受到香港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