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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書摘之二)

保羅‧斯考森(Paul B. Skousen) 2019年09月11日 07:00:00
《赤裸裸的共產黨》一書,首次提供一個機會,了解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透析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湯森路透)

《赤裸裸的共產黨》一書,首次提供一個機會,了解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透析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湯森路透)

曾經,以進步之名而投身的「共產革命」,實則是一場造成一億五千萬人死亡、耗蝕全球元氣的「運動」,成為人類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重大威脅。《赤裸裸的共產黨》一書,首次提供一個機會,了解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透析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從馬克思到史達林、列寧、赫魯雪夫,從二戰、中國赤化到古巴危機,把共產黨虛幻的外衣給扒下來,赤裸裸地看個精光。他指出共產黨人偏好暴力、好耍詭計、背信棄義,但全都被所謂的「革命」給合理化。

 

試圖馴化「北極熊」
 

當時的外國陰謀、間諜行動及國與國之間的猜忌,多如漩渦且亂成一團,斯考森想寫作,想揭發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可比擬成踏上艱難路程。

 

斯考森在1958年指出,「我想描繪共產黨內心的想法,如此美國人才會真的了解共產黨的動機及野心。」
 

斯考森認為,要把複雜、卷秩浩繁的研究論文,整併成一冊淺顯易懂的書,是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的基業。
 

斯考森在1958年受訪時表示,「我是希望說,如果我們能把全部材料寫進一本書,那麼一般美國人日常讀報時,才能夠把共產黨的嘴臉瞧得夠清晰,才能洞析出蘇聯的策略是什麼。」
 

斯考森歷史學得很好。他熱愛政治學,取得法學學位,盼望能深入研究憲政自由及其面臨的威脅。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於1935年加入聯調局,時間長達十六年。
 
 

歷練多職
 

斯考森廣泛接觸聯調局的工作範圍。他由最基層的傳令做起,很快當到訓練員、跨小組行政員、槍械教官、維序教官、督察員助理及管轄二十五人的通訊處長。跟所有幹員一樣,他奉調到全美很多城市,當時聯調局說這樣是「接受歷練」。
 

此外,他的職務經常有一些能夠發揮斯考森能力的專案及特別任務打岔進來,比如演講、教學、訓練及寫作。
 

1945年,他撰寫一份公關文案叫《聯邦調查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聯調局拿它作為官方出版品,幾年內印刷數百萬份,廣傳各地。
 

斯考森通常一年要到全美各地演講一百到兩百場。他的一名直屬上司這麼形容他,「他是局裡最棒的演講家之一,完全忠誠,熱情洋溢……」
 

駐在加州時的某天早晨,斯考森去參加了一場臨時會議。主持會議的聯調局幹員胡德(R. B. Hood)召集了大約三十名局裡認可的演說家,對他們說,他們要留意接下來要聽的一場演講示範。結束後胡德轉身對斯考森說,請他發表剛剛提到的示範。後來斯考森回憶說,他竭盡所能,但「過程中瘦了十磅」!最後胡德宣布,斯考森將擔任一門舉行數週時間的演講課的新教官。
 
 

聯調局內部的共產主義學者
 

斯考森任職於聯調局時,並沒有被派到研究共產主義的反諜報單位,也沒有針對這個課題產出任何相關的研究文件。然而,聯調局幹員們的工作範圍不僅僅於「犯罪」或「安全」。他們在兩個領域都受過訓練,不時轉職於這兩個領域之間的職務。

 

斯考森的日常工作,讓他接觸到共產黨員及共產黨的同情者。他有很多機會與聯調局內「負責」鑽研共產主義的權威及專家交談。斯考森日誌裡點名提到,自己研究共產主義時,幾位聯調局官員曾幫忙指導過他:
 

斯考森寫道,小名「米其」的拉德(D. M. Ladd) 熟稔共產黨諜報機器運作的程度,可能比聯調局其他人都要高。拉德一度是聯調局三把手,只是為時不長,他另擔任聯調局反情報行動的主管,監督多起冷戰重大國安案件的偵辦行動,包括希斯、羅森堡夫婦等等。
 

斯考森寫道,小潘寧頓(Lee R. Pennington, Jr.)「是我聯調局時代的好友之一,同時也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恩師。」潘寧頓是聯調局的資深幹員,與胡佛局長密切合作,專精於找出共產活躍分子及同情者。1953年退休時,位列聯調局第三人。
 

斯考森說,「當我還是菜鳥幹員,在華府受新訓時,哈特爾(Guy Hottel)是我的主管(Special Agent in Charge, SAC)。他積極參與調查首都地區的共產黨員及犯罪的陰謀。」哈特爾與胡佛非常親近,有段期時擔任胡佛的貼身保鑣。
 

共產主義專家蘇利文(William C. Sullivan)是國內情報處處長,一度是聯調局第三號人物。他也是1962年出版,胡佛掛名作者的《共產主義研究》(A Study of Communism)一書的主要寫手。
 
 

與蘇利文變成朋友
 

斯考森與蘇利文通過幾封信,斯考森在當中一封告訴蘇利文,《赤裸裸的共產黨》幾週之內就要付梓,「我真應該把書稱為『我倆』合著,因為我永遠感謝你給我的絕佳指導。我唯一遺憾之處,是無法在導論中寫上兩三段,提到你對成書的貢獻。然而,我敢確定,你閱讀此書的時候,一定能領會我對你傑出研究的感激之忱。你的研究像挖出的許多金塊,而我把它用在書中當素材。」
 

接下來蘇利文寫了幾封信,協助斯考森修正內容,並充實一些額外細節與引言。
 

斯考森由這幾位聯調局好友,以及其他的親身經驗,取得特殊的知識及洞見,了解到是什麼東西讓共產主義有效發揮,而驅使共產黨起作用。
 

斯考森解釋說,「我問(聯調局)一位專家,為什麼我們不把(研究共產主義)的資訊散播出去,他對我說,原因在於『你不能把它以任何形式交給大眾,現在還不是時候。』他說,『你讀大約一百七十五本唯物辯證法書籍之後,就能領略了。』我說,『好,先派我去參加研討會吧,我想好好研究一下。』他說,根本沒研討會,沒人寫過專題論文。」

 

與好萊塢的親密接觸
 

斯考森說,自己第一手接觸共產黨的經驗,出現在最沒料想到的時機。其中一次,是發生在他負責聯調局與好萊塢電影公司的聯絡官的任內。胡佛局長要他嘗試,「策反」一位主演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明星,要他別再金援當地的共產黨,別再參與據說是共黨陣線的促進團體「藝術科學專業獨立公民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
 

斯考森談到德‧哈維蘭(Olivia de Havilland)時說,「我安排好時間,去德‧哈維蘭跟她姊妹們在好萊塢的豪宅拜訪她。跟所有明星一樣,她們宅邸都有很考究的門面,但人住在後頭的合居式公寓裡。」 
 

斯考森開始對德‧哈維蘭小姐講,胡佛局長對她在電影的演出印象深刻,而且認為,若是有人能夠喚起她的記憶,想到美國對她的生命及事業有多重要,德‧哈維蘭或許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交談四十五分鐘後,她不為所動,矢言沒什麼可以改變她的心意,她跟自己社團的朋友們和樂融融。
 

斯考森回到聯調局後,想出一個點子。他請技術人員調出聯調局偷錄而德‧哈維蘭沒參加的共黨例行聚會錄音。他發現,那些所謂的「朋友」背著德‧哈維蘭嘲笑她太天真,用粗俗的綽號來稱呼她等等。斯考森把幾個類似的評論,剪輯成三十分鐘的帶子,拎著一台手提式錄音帶播放機,再到女星家中。
 

斯考森說,「我跟她講,我在門廊等到她聽完,屆時假如她有意願的話,我們再談。」結果不到五分鐘,德‧哈維蘭氣沖沖回來,「滿嘴幹譙,好像趕騾子車伕」。她火氣很大,發誓再也不去那個團體。此時斯考森提議她,要不要做出他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演出,進而吸引德‧哈維蘭的注意。他請德‧哈維蘭透露自己所知,有關共產黨計畫滲透好萊塢工會的一切,而他保證,有些資訊會放給媒體知道。接下來,她再去下一次集會,裝作十分火大,指責有人向聯調局通風報信,而且宣稱,那個齷齪間諜,不管他是誰,如果不被揪出來處理,自己絕不再捐一毛錢。

 
女星照辦了,如此她就能脫離該團體,沒引起懷疑。接下來她對「獨立公民委員會」的質疑,讓她及其他好萊塢支持者得以離開該團體。德‧哈維蘭與斯考森變成好朋友,後來合作好幾年,辦一場大型集會叫「好萊塢給共產主義的回答」(Hollywood’s Answer to Communism)。

 

當地電視轉播了這場活動,參與者包括德‧哈維蘭等40名演員及製片人,現場觀眾15,000人,收看電視的觀眾有超過幾百萬。
 
 

最重要目標在教育
 

縱使斯考森對那麼多學富五車的人試圖拆穿共產黨的把戲,卻沒有對國家級決策者造成什麼衝擊及影響,而感到很失望。
 

他說,「二戰時,我注意聽共產主義專家在聯調局對我們講,美國有哪兩種選擇,還有,若是美國選錯,會發生什麼結果。但我們一成不變地都踩到陷阱。我對自己說,『我們在這兒接受深知答案的美國人啟蒙,然而,高層卻有選錯的傾向。』」
 

斯考森說,他想要「叫很多人曉得(自由及共產主義)這個課題,如此無論是誰成為民主黨主席,或共和黨黨魁——首先他們都會先認知自己是美國人。」
 

斯考森悲嘆,沒有一份參考文件可以指導大眾更加了解共產主義,只任由人們在無知及不實資訊中墮落。
 

斯考森在1958年說,「我跟自己講,這真是瘋狂,不可能吧!但現實真是如此。結果便是,這麼多年下來,所有美國陸軍情報員、聯調局幹員、海軍情報員及政治學教授,一直在大量的(論共產主義)素材中費力爬疏,希望自己能夠正確地詮釋那些共產黨模擬兩可的說詞。」 
 
 

胡佛局長
 

胡佛局長無法受邀演講的時候,局裡其他受過培訓的幹員或長官會代他前往。斯考森代替胡佛發表演講時,主題一般含括諜報行動、青少年犯罪及「黑幫時代」(gangster era)的刺激故事。他另奉派講解有關來自外國的威脅。
 

斯考森說,「幾乎自我任職於聯調局起,便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不光出自個人興趣,還因為胡佛要求所有幹員去研究共產主義。「當中只有兩個人認真看待這個要求:蘇利文(Bill Sullivan)跟我。我由外勤調回來後,過不了多久,除了胡佛局長以外,獲准演講共產主義的兩位幹員,便剩蘇利文跟我……蘇利文與我準備講稿的方式,不會把局長作為焦點。我們專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憎之處,援引共產黨員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本文摘自《赤裸裸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如何危害自由世界》原序《赤裸裸的共產黨》的寫作歷程/八旗文化出版/本書作者為柯立安‧斯考森( W. Cleon Skousen),他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世界知名作家、演說家、教授,專業領域涉及自由原則、美國憲法、經濟學、古代歷史及聖經。他是前美國聯邦調查局高級幹員,在FBI任職超過16年時間,之後轉任楊百翰大學當教授11年,並任美國著名雜誌《法律與秩序》主編15年。他曾經在60多個國家及美國各地發表過多場以反共為主題的演講,是美國反共運動的重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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