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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屍速列車」 我們尋找救贖

吳芳銘 2016年11月09日 07:00:00
川普和和希拉蕊的鏖戰,是「造反派的狂歡vs.建制派的無奈」以及「民族/保護主議vs.全球主義」的典型,背後則是民粹派揮軍建制派的作用力,其中反貿易的高聲浪,當然也是反體制運動對民主精英體制和經濟自由化的反撲。(美聯社)

川普和和希拉蕊的鏖戰,是「造反派的狂歡vs.建制派的無奈」以及「民族/保護主議vs.全球主義」的典型,背後則是民粹派揮軍建制派的作用力,其中反貿易的高聲浪,當然也是反體制運動對民主精英體制和經濟自由化的反撲。(美聯社)

縱觀當下全球的政經情勢發展,不難發現民主治理失能、民粹主義崛起、恐攻疑慮未除、經濟持續低迷和全球債務再創新高等現象仍持續發酵,甚至交互影響而衍生各種棘手問題,讓全球化的進路走到十字路口不知該如何前進。

 

過去相信「全球化是對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國家經濟發展的補藥」信條,已瀕臨嚴酷考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指出,全球化因為國際貿易成長緩慢甚至停滯以及保護主義興起而失去動力。

 

從1960年到去年,世界貿易平均成長率6.6%,同時產值平均成長率3.5%;從2008年到2015年,世界貿易年均成長率為3.4%,同時全球產值年均成長2.4%。縱使不以1990年代全球貿易成長速率是全球經濟成長以倍增成長計,比對近8年和過往55年,金融海嘯後的晚近全球貿易成長確實放緩,貿易成長與產值成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急劇拉近。

 

從去年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協商破局、到今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成功,再到眼下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一致反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都在挫敗自由貿易、區域整合和全球化的進程,甚至想要逆轉。這具體表現在和打破疆域開放市場相對應的保護主義上,WTO今年七月指出,WTO成員國自2008年後構築了2100多道貿易障礙的藩籬。

 

從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以降,到新近歐洲金融業疲弱、全球債務達全球GDP的225%創歷史新高、全球資產泡沫危機出現等,全球經濟成長已失去高成長動力,甚至危機仍然四伏,衍生政治和經濟充滿諸多不確定性,甚而交雜出更多的社會矛盾和價值分化等問題。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曾指出,全球經濟在1951年到1973年間,平均每年以4.9%的速度成長,此後直至20世紀末,全球的平均經濟成長緩增為3.1%。其中先進國家的成長步履蹣跚,國民收入以龜速緩漲,且侵蝕福利國家的財政根基,造成普通家庭的穩定感消失。而全球化盛行的21世紀初到去年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為3.9%,經濟全球化雖然帶來總體經濟成長的果實,但也造成薪資成長停滯和貧富不平等加劇的事實。

 

這恰好也提供了右翼保守民族主義和左翼激進運動等民粹主義死灰復燃的助燃劑,而紅利分配不均造成的贏者圈和魯蛇們鴻溝日益擴大,成為社會對立與分歧和新興政黨崛起的深層養分。猶如倫敦大學教授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的衰敗》(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表示,資本主義體系受到擁有財富權勢者操縱,財富的地位更加鞏固,而弱勢族群的安全被忽視,使得沒有多少財產的人沒有什麽權利可言。

 

全球化的屍速列車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菲力普‧史蒂芬斯(Philip Stephens)指出,西方民主國家時興的民粹主義浪潮,讓主流政黨面臨選民雪崩式流失,政府治理失能的嚴峻考驗。民粹孳生的溫床直指全球化帶來的企業家獨享開放疆界與自由貿易紅利,卻讓經濟全球化的壞處由民眾無力地承受,如承擔貧富差距擴大的痛苦,各國政府仍苦無因應對策。

 

這種民粹全球化的現象反映在世界各地,如造就了西班牙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崛起,民粹者也追隨諸如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川普(Donald Trump)、法國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主席的馬琳•雷朋(Marine Le Pen)、義大利喜劇演員變身為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主席的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這些人的民粹主義信條都是經濟民族主義,信徒認為自由經濟體系遭受操縱,希望政府加強政府管制,如透過架設全球性資本主義再發展的路障,落實貿易障礙或反開放邊界和反移民等。

 

全球經濟成長率已連續 5 年低於 3%,掉入慢速拖行的泥淖,民眾對經濟成長和分配失衡的失望,引發政府治理的兩項困境。其一是民眾相信自己的感受,但對專家意見無感或不再信任;其二是所得、財富和機會的不公平,讓民眾對統治菁英和既有體制產生懷疑。這些因素強力衝擊了西方國家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政治領導人聲望像蒟蒻軟趴低落、建制派政黨支持度低迷,如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民調滿意度只剩個位數、德國超過六成選民反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連任。

 

有人形容眼下的美國總統選舉,川普能和和希拉蕊(Hillary Cliton) 鏖戰短兵相接,是「造反派的狂歡vs.建制派的無奈」以及「民族/保護主議vs.全球主義」的典型,背後就是民粹派揮軍建制派的作用力。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中反貿易的高聲浪,當然也是反體制運動對民主精英體制和經濟自由化的反撲。

 

過去政府通常依賴經濟成長解決政治難題,但新形式的政治衝突對這一傳統藥方已經產生抗藥性。一旦經濟疲軟持續無解,選民的憤怒益發增強,民粹高張讓築起高牆的反移民和貿易出現孤立主義,誘使恐怖行動頻仍等反自由和平逆流越發狀闊。這股民粹洪流預將削弱跨國經濟與金融關係,從而威脅經濟成長。

 

全球化已經感染了病毒,就像電影「屍速列車」中的喪屍狀態一樣,呈現民主治理失能、民粹主義崛起、恐攻疑慮未除、經濟持續低迷與債務高台高攀等病態行為,在開往全球化的路途中,人們還在尋找救贖和生存的意義。

 

※作者為嘉義縣副縣長、政治大學EMBA、中正大學政治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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