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 母親為父親梳了最後一次頭

高英傑(口述)林瑞珠(整理) 2019年09月10日 00:02:00

高英傑是前阿里山鄉鄉長,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次子。(照片由作者提供)

高英傑:鄒族人,前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次子。本名Yavai Yatauyongana(雅瓦伊.雅達烏猶卡納),1940年出生於阿里山鄉鄒族達邦大社。1952年畢業於達邦國民學校,父親被捕隔日,即就讀台中師範簡易師範先修班,隔年入學台中一中初中部,1958年進入嘉義師範,畢業後在小學擔任教師、主任共計42年,在職進修完成師專、師院課程,2003從嘉義水上鄉大崙國小退休。從1983年起,與三弟天主教聖言會神父高英輝著手整理父親高一生的事蹟。

 

我的心跟著父親得到平反

 

去年12月9日,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台北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舉辦「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暨2018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我應邀與會,因為我的父親高一生(1908-1954)將在會中得到平反,他是嘉義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首任民選鄉長,在白色恐怖期間被捕,以匪諜叛亂及侵占兩案被處死刑,此後,我家10個兄弟姊妹就在「匪諜的小孩」的污名及陰影中一路走到花甲之年。

 

平反儀式當天,我偕同內人林娟微女士一起與會,那是一個由國家舉辦的正式儀式,非常盛大的場合,當我聽到泰雅族耆老Watan Tanga(林明福)父子以低沉渾厚的聲調吟唱出泰雅祈福古調,現場頓時顯得莊重而神聖,同時讓我非常感動,瞬間百感交集的流下淚來。我本來覺得一點希望也沒有的,沒有想到真有這麼一天。可以說,父親的平反,不只是父親得到平反,得以安息,也讓我的內心得到平反。尤其是刑法的無罪宣判,這對父親以及我和家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事,因為父親的遺書裏,曾一再強調他是清白的,不是共產黨。

 

當時,一方面覺得欣慰,一方面也覺得遺憾,遺憾我們家竟然會遇到這個事。大家都說,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一輩子的不幸。

 

9月10日那一天 母親為父親梳了最後一次頭

 

小時候,我有一個人人稱羨的幸福家庭,父母都是受過日本教育的知識分子,談吐高雅、氣質不凡,父親學到了日本人兢兢業業的做事態度,一絲不苟,但沒有日本人的嚴肅,在達邦教育所任教時,和我同齡的孩子都說他是和藹可親、最不兇的老師,很少打人,在家也是個慈父,我的父母從來不會大聲說話,總是輕聲細語,十分恩愛。部落的族人來到家裡的時候,父親跟他們講話也是恭恭敬敬。在我看來,父親是個非常正派的人。

 

那時我們住在鄉長官舍,是一棟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日式木造建築,就是現在的達邦旅遊服務中心,裏頭鋪上木地板、禢禢米,母親每天都把房子整理得窗明几淨。

 

當年的鄉長官舍,現在的達邦旅遊服務中心。(作者提供)

 

1954年9月10日那天,剛剛入秋的達邦,天氣微涼,早上尤其感覺涼冷,我和英輝、英明兩個弟弟擠在一個被窩裡,正賴著床。一如往常,客廳傳來古典音樂的樂曲,那是父親起床第一件事,也是我們家的起床號。父親每天都要打開唱盤,放上黑膠唱片,他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貝多芬,再來是孟德爾頌,後來也很喜歡華格納,最後我常聽到的是普西尼的音樂。好像前一天晚上,或再前幾天晚上,他播放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第四樂章,旋律很好聽,我問爸爸那是什麼意思,平常很愛解說的他,突然語塞,想了一下就說:當作離別曲吧。沒想到,一語成讖。

 

那是我一輩子都會記得清清楚楚的一天,因為那年暑假我剛從國小畢業,明天達邦國小的老師就要帶我們二十幾個畢業生到台中師範學校去念先修班了,那是為山地鄉的小學畢業生安排的課程,好趕上平地小學的程度。

 

我起床之後,倚在爸媽房門口,母親正為父親很仔細的梳頭,那是他倆每天早上一定會做的事,因為父親是個很重視服裝儀容的人,打扮西化,出門前媽媽一定幫他把頭髮梳得有條不紊,可能你會笑,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髮油,就抹點凡士林把頭髮定型,讓風吹不亂。接著,母親又為父親繫上領帶,穿上西裝,這表示他要出門上班了,他平常只有到部落訪問才不繫領帶,穿比較輕便的衣服,這是從日治時代開始養成的習慣,那時做官的人都有「部落巡迴」的工作,父親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 ,已經養成到各處走走的習慣,不過他今天要出遠門,因為他接到保安司令部奮起湖指揮所的通知,要他搭火車到竹崎,會有人接他去開重要的會議,所以他特別慎重打扮。

 

原本是很平常的一天,但我看得出來,父母的神情有些凝重。

 

母親出生鄒族巫師家族,我的外祖父是部落裏的大巫師,後來傳給大舅舅,母親說她小時候曾被長她十幾歲的大舅舊帶到森林裏頭修行,我以前就常聽她說感覺到附近有魂魄啦,或者預知一些事情,比如今天會發生什麼事,能不能很順利得把東西賣出去等等,她都感應得到。但她每次跟我父親說,父親總是不置可否。

 

父親和母親是不是已經預知有些不好的事情即將發生呢 ? 我想是可能的。

 

當天父親出門前,特別交代我要把明天去台中的行李準備好,再檢查一次,並叮囑我要好好聽媽媽的話,幫忙照顧弟妹,不要太頑皮,到台中之後也要好好讀書。然後他又看了看還在酣睡中的弟妹,露出無限愛憐的神情,之後才出門。那時最小的妹妹美英才一歲,弟弟英洋才兩歲。

 

如同平日,父親西裝筆挺,提著公事包出門,當時的我不會知道,父親出門的那個身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身影,早上母親為他梳的頭,也是最後一次梳的頭。

 

父親預知自己的未來

 

父親離家之後,要走兩個小時的山路到十字路車站去搭運材車下山,不過,到了十字路,他先到車站旁的十字國小找在那裡任教的二姊貴美,說要出遠門,要二姊好好照顧媽媽及家裡的孩子,也就是弟妹們,然後才去搭車。

 

運材車到了奮起湖車站的時候,湯守仁上車了,當時他是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和父親是當時鄒族兩位最傑出的政治菁英,但兩人同遭國民黨政府的監視,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應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請,父親派湯守仁召集鄒族部隊到嘉義市區維持治安,並協助包圍水上機場及攻打紅毛埤軍火庫,後來雖然繳出武器並自首,已然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心中刺。

 

看到湯守仁也被保安司令部通知下山開會,我想父親心裡更有譜了,因為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清鄉接著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也殺了不少人,父親一定聽過很多事,所以有預感一時回不了家。

 

到了竹崎車站下車之後,更怪的事擺在眼前了,來接父親和湯守仁的不是保安司令部的軍人,而是警察,直接派警車送到嘉義警察局。父親被拘禁在警察局的那個晚上,寫一封長信給大姐菊花,交代同樣的事情,要大姊好好照顧家裡的小孩子及媽媽,還交代說錢放哪裡、衣服放哪裡,有事可以找哪些親友幫忙等等,顯然他已明白自己即將身陷囹圄,可能很久無法回家。

 

當時大姊菊花和念初中的三姊澄美就住在距離警察局沒多遠的民生商店二樓,是父親設立來協助部落族人販售山上農特產品的商店,就是現在中山路圓環附近的兄弟照相館。

 

高一生當年的全家福。(作者提供)

縣長林金生說我父親偷了大家的錢

 

在父親抵達嘉義警察局的同時,嘉義縣長林金生已經帶領縣府各局處首長以及部隊來到達邦了,傍晚的時候,我們家被部隊團團包圍,那時三個姊姊都不在,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媽媽手足無措,哭得淚眼汪汪的,只好叫我出去看狀況,我從籬笆鑽出去,往眾人聚集的達邦國小走過去,林金生把整個部落裏的族人都招集到達邦國小,天黑之後,教室的周圍都用竹蒿點起火把,大家都在聆聽林金生講話。

 

他講得很簡單:「高君は錢偷竊ベ す。」 他沒有說鄉長,而是說,高君把你們的錢偷走,用日本話講偷走。

 

我聽了這句話,覺得天崩地裂,父親不是這樣的人啊,就走回家了,進了門跟母親說了剛剛聽到的一切,那一晚,母親一直掉眼淚,沒說什麼話,安安靜靜的度過父親被抓的第一個驚恐的晚上。

 

當晚林金生和帶來的一批人就住在達邦招待所日語教「客間」,隔天林金生就分派各局室的主管當宣導員,到各村落去宣傳我爸爸的「罪行」。

 

黑暗中有陳丁奇與安友信散發的光輝

 

陳丁奇是林金生派去的其中一位,他是我父親台南師範的學弟(1932畢業),倆人曾經有室友之誼,交情深厚,父親被捕時,他是嘉義縣政府教育局的督學(嘉義縣政府山地室教育視導員),負責里佳村的宣傳,他到里佳村的時候跟村民說我父親不是壞人,不可能偷錢。

 

後來保安司令部又發動村民聯署,說高一生是惡霸,要把他繼續關起來,不能讓他回達邦。因為之前縣長林金生親自來宣傳,大家都相信了,也都簽了名。當時我二姊已經調回達邦國小任教了,被外省籍的劉姓校長逼著蓋章,我的堂哥高隆昌也被迫蓋章了,因為如果不從,可能連工作都沒有。只有里佳村的村民沒蓋章。

 

聯署書送到里佳村的時候,里佳村的人通通被村長安友信帶到楠梓仙溪去捕魚因為他們聽了陳丁奇督學的話,說高一生不是壞人,當然,也是因為村長安友信相信我父親的人格,因為他是我爸爸的好學生,很喜歡的一個學生。多年之後,陳丁奇曾經親口跟我證實這件事。

 

1969年我調到嘉義十字國小任教,開始兼人事、會計和出納等行政工作,經常到嘉義市(教育局)就會遇到陳丁奇,有一次他跟我說:「我去里佳村的時候跟大家說:高鄉長絕對不會做偷錢的事,他的作為你們都知道。」

 

想起來這件事真的很哀傷,牽涉一樣的案子,泰雅族林瑞昌那邊的族人發起寫陳情書救援,但我們這邊聯署要把我父親關起來。所以後來父親的信中雖然透露要家人去找人幫忙來救他,大姊也真的到處請託,卻求助無門。

 

父親被誘騙下山開會的隔天,就和湯守仁一起被送到保安司令部台北軍法處看守所了,也就是令人聞之喪膽的青島東路3號恐怖刑場,今天喜來登飯店整個街廓。1954年父親被槍決受難之後,大姊菊花曾經遇到之前在裏頭服役的原住民,那人對大姊說,父親曾被刑求,指甲被拔掉了。

 

一同受難的高一生與湯守仁。(網路圖片)

 

也是父親被誘騙下山的隔天,我就隨達邦國小的老師帶到台中師範學校去讀書了,因為在台中念書,寒暑假才能回家,所以不清楚母親在部落裡是怎麼熬過來的,不過聽大姊菊花說,當時母親很慌亂,以前父親晚歸,媽媽就沒辦法睡覺,如今被抓走,她更是夜不能眠,晚上經常哭泣,在屋子裏來回踱步,不知如何是好。

 

在部落在學校都被霸凌 恩師林東哲打抱不平

 

後來我放寒假回到達邦,母親已經鎮定下來了。那時鄉長官舍不能讓我們住了,媽媽帶著我們兄弟姊妹搬回老家,因為父親的事,部落裏的人對我們都避之唯恐不及,少跟我們家往來了,不像以前鄉長官舍前,經常有訪客,門庭若市。只有高家堂叔伯會暗地裡拿些米糧來援助我們,偶而也會有少數幾個好心族人會挑了柴故意丟在我們家門口。但卻有官員、警察經常來搜查我們家。

 

有一天我們受到很大的驚嚇,一群人突然用鐵撬撬開門窗闖了進來,包括後來鄒族的政要莊野秋,警察巡佐秦元昌,就是後來我的三姊夫,還有鄰長杜清江,鄉長汪文理這幾個人,他們在屋裡大肆翻找,連天花板都掀開來,然後大喊:「找到了,找到了」,他們搜出我們家收藏的日式鋼盔和一把生鏽的日式軍用刺刀,之前鄉公所的人還借去挖竹筍,鋼盔只剩一個殼,是我們拿到河邊當鍋子煮蝦子用的,但這些人竟然說這兩件東西是反叛的證據。

 

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就是當時的情況,甚至有人寄給我們50斤白米,也被部落裏的人拿去分光了。父親的書籍、唱片,也一次次被這些不定時闖入盤查的官員、警察搬光,剩下的一些,母親為了家人的安危都燒光了。最後父親的遺物比較完整的,就是五十六封獄中家書。

 

那段時間,家裡不僅隨時會被人闖入,甚至一些不幸的事也會賴給我們家,例如我的舅舅從獨立山搭運材車下山,過山洞的時候沒蹲低,頭不小心撞到,傷重死了,舅媽竟然跟我表哥說是我父親害死的。

 

鄉裏還謠傳我父親是擋火車的惡霸、匪諜。甚至弟弟在學校被說成匪諜的小孩,我也曾被老師點名說:「高英傑,聽說你爸爸是地方惡霸!」這類的事不勝枚舉,學校老師帶頭霸凌,同學排擠,刻意疏離,雖然我成績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老師的保護,但免不了被欺侮排斥。嘉義師範的林東哲老師還多次提起,學校有一些不讓我繼續讀書的聲音,甚至他到部落來,也有人跟他講,不要讓高英傑去讀書。他多次替我打抱不平。

 

姊姊的變調人生

 

父親出事之前,大姊菊花本來已經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美夢已成泡影,後來為了養育弟妹,金援獄中的父親,受盡國民黨特務的欺侮與操弄,可說,是歷盡滄桑一美人。

 

至於二姐貴美,父親被抓之後就調回達邦國小照顧家裡,校長姓劉,東北人,會講日本話,太太施老師是上海人,經常穿睡衣在外面逛,這對夫妻檔對我二姊的欺凌一言難盡。後來二姐跟我說,她承受不住這些壓力,才早早結婚離開達邦。三姊澄美亦然,也選擇早婚,但姊姊們都沒有脫離娘家,一直持續支援弟妹們,直到我師範畢業,才分擔她們的重擔。

 

父親來信 要我堅強如小鹿斑比

 

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中,我接過父親從獄中寫來的一封信,那時我念台中一中初中部一年級,信裏的內容我記得不多,只記得父親要求我堅強起來,堅強起來,要像狄斯耐裏的小鹿斑比一樣堅強起來。

 

可惜我把那一封信跟一本爸爸的日文書放在一起,寒暑假的時候沒有帶回家,放在師範學校的宿舍裏,結果那一天遇上八七水災(1959年 ),校園整理的時候就不知道被丟到哪裡去了。

 

騎腳踏車去看下行列車 等爸爸

 

再回到父親被抓隔天,我就被老師帶到台中師範學校念簡易師範先修班,那一年學校管理很嚴格,我雖然很想家,更掛念父親,但身不由己。隔年就讀台中一中初中部,我是公費生,每個月有零用錢,就可以做點運用。

 

台中一中的校門在育才街上,旁邊是台中商業學校,有個腳踏車店,付兩毛錢,身分證扣著,就可以騎一天。每逢周末,我就會看準下行列車的時間,租一輛腳踏車騎到台中車站,期待在南下列車的月台上看到父親的身影。

 

那個時候車班很少,我通常看準下行列車到站的時間到車站,如果父親從台北回來,就有可能在台中站下車來看我。

 

高一生與高英傑。(作者提供)

 

當時的台中市並不大,我通常先騎到成功戲院看看電影院看板,再到東平戲院、台中戲院看電影看板,然後到火車站等我的父親,只是,每一次期待都落空,每一次都失望,但我還是一趟趟這樣繞圈圈,中午常常都沒回學校吃午飯。

 

我一直期待看到他的背影,或看到他的面,雖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是就抱持著希望,百分之一的可能,等不到人就想說,他已經回到達邦去了。直到初中二年級暑假回到達邦,跟弟弟在園地裏玩,弟弟嚷嚷著說:「爸爸的墓在那裏 ! 爸爸的墓在那裏! 」看到墳墓那一刻,我完全絕望了,難過到精神恍惚一整個夏天。

 

我們家,就是從1952年9月10日那天起,一夕變天。

 

一個污辱事件 讓兄弟倆開始探尋父親的過去

 

父親被抓去的那兩年,以及被槍決之後,我們還小,母親還常常會對我們說,她想念爸爸、懷念過去,後來我畢業在小學任教的時候,她就不再講了,一來是信仰的力量。當時蔣介石禁止長老教會到山地部落傳教,為了安撫並控制原住民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就派了他的御用牧師周聯華到山上來傳教,母親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受洗的,有了信仰之後,讓她心中產生很大的力量。

 

二則,可能是孩子都大了,弟妹都在外面讀書,由我和姊姊照顧供養,姊姊也已經出嫁,讓母親安心不少,家人聚在一起就不提過去那些令人傷痛的往事了,即使我後來結婚之後,有了孩子,我也沒有和妻兒談論父親的事。但實際上,那些傷痛都一直壓在每個家人的心裏最底層,兄弟姊妹也都遭遇過各式凌辱,直到有一次,我和弟弟英輝開始面對父親的過去,收集他的資料,想為他平反。

 

1983年,有一個外省籍的校長,姓闕,到我任教的學校作客,當著眾多來賓和老師的面數落我父親的不是,我告訴他,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他竟然說,沒什麼了不起,日本時代講習三個月就可以當老師。

 

因為他這樣講,我親自到台南師範去找父親的學籍,那時南師校史室的人還不太高興,最後還是把影印本給我。我算了一下,父親在南師讀了六年,國校畢業之後就進入南師,念了五年的普通科加一年的演習課,相當於高中的程度,那時候有高校的學歷已經很不錯,能念師範五年就更優秀了,我看了課程內容,還有台灣話的課,並不是那位外省籍的闕校長所說的只念三個月。這件事情過後,我和三弟英輝就開始蒐集父親的資料。

 

隔年,1984年陳素貞來部落做口述歷史的時候,我在石卓的中興國小任教,那是第一次有人來做我的父親高一生的訪調,受訪的是弟弟英輝跟姊姊菊花。 第二次是一九九三年張炎憲來做口述歷史,地點就在我的茶廠,那一場我就有參與了。我們從二二八鄒族部隊談起,當時還有幾位參加過戰役的族人一起參與訪談,都不敢講二二八跟國民黨軍隊開戰,只說我們去打壞人,白色恐怖的恐懼感還很強烈。

 

透過這些訪調資料,我才了解父親的作為與他遇難的始末,更加確信父親的人格,才比較釋懷,就是一種比較吧,原來父親的存在,他所遇到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有很多人認同的,我才把這種負面悲傷的情緒排除掉,甚至高興了起來,並且開始激勵自己收集父親的資料。

 

兒子聽歷史老師講阿里山的高山惡霸

 

後來,大約是1990年前後,我的二兒子在私立嘉華中學念初中的時候,有個不怎麼懂歷史的歷史老師說:「阿里山有一個酋長,可以擋火車,名字叫高英傑。」

 

這個歷史老師不但弄錯了我的名字,也沒搞清楚我父親高一生是鄉長,不是酋長。我的孩子聽了他在課堂上講的話,回來是不是還有人叫高英傑?我說沒有,就把當年父親為何擋火車的原因告訴他。其實乃因當年蔣介石到阿里山,臨時召見時任吳鳳鄉長高一生,所以才會請十字站的站長讓火車延遲半小時等鄉長上車。

 

兒子所聽來的「高山惡霸高一生」,是國民黨政府在事件前後編造多件污衊原住民菁英的假消息之一。此後,兒子們也開始關心祖父受難事件了,在讀了陳素貞在「台灣文藝」裡寫的「冤情告白」這篇報導以後,我的孩子就更以祖父為榮。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才跟兒子講述祖父高一生的事跡,其實主要是用寫了,我在電腦裡寫一些過去發生的事,讓他們自己看。

 

在我退休之後,日本有很多高一生的研究會成立,我把寫給兒子的文章寄去刊登,後來玉山社的魏淑貞小姐看到就對我說:「你投稿到高一生研究會,怎麼不投稿到這邊來呢?」她這樣講,我又陸續寫了很多篇,從原本三十幾篇,寫了一百多篇,去年就出版的回憶錄「拉拉庫斯回憶」就是這樣完成的,距離父親罹難已經超過一甲子的時間了,我也已經邁入花甲之年。

 

高英傑。(作者提供)

 

過去發生的事,我會慢慢記錄下來,但一些傷痛的情緒要隨著時間慢慢淡化,我不能讓它一直掛在心裏,那會傷到自己。所以後來我也信了基督教,在教會裡就把這些事情交給神,請神幫我把難過的情緒從心中去除掉。

 

我現在還在整理父親的資料,目前手頭上的工作就是協助中央社九月馬上再版叫《杜鵑山的迴旋曲》繪本(書名?),然後年底有父親的書信要出版,同時也開始寫我的第二本回憶錄。晚上盡量不要看電視,我太太會趕我上去工作,我雖已是八十老翁,但是為了我的父親,行程排得很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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