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中共四中全會問責習近平嗎

鄧聿文 2019年09月19日 07:02:00

習近平在事關國家的發展方向、發展大局的戰略問題上獨斷專橫、一意孤行,改變中國的發展航向。(湯森路透)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如果不出意外,將在一月後的10月15日左右舉行。在中國官方宣佈四全召開時間後,海外和中國政情分析人士有一種看法認為,習近平很可能會因領導不力而被全會追責。

 

這種看法得到三個事實支撐:一是全會長時間延遲舉行非同尋常,表明黨內與習的領導之間存在分歧;二是貿易談判遲遲沒有結果,貿易戰的擴大和升級使中國經濟損失慘重,習要為此負責;三是近期香港事態的擴大化也是習處理不當造成的,假如美國國會9月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將對北京企圖制約香港構成重大牽制,習難辭其咎。

 

習近平的問題是「沒有領導能力」

 

在我看來,習不是領導不力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領導能力,他的錯誤不僅是在諸如貿易談判和香港事態等具體事情上判斷失誤,蠻幹,更在事關國家的發展方向、發展大局的戰略問題上獨斷專橫、一意孤行,改變中國的發展航向,在一系列事情上都犯了戰略冒進的錯誤,再加上處理手法的粗糙,把中國帶向一個危險境地。所以他不是應該被問責,而是要引咎下臺。

 

然而,外界的良好願望可能只是願望而已,於事實不會有多大改變,以上述三個理由要對習追責比較難。中共領導層間若不說從來也是大部分時間意見都是有分歧的,越是強調黨內團結說明分歧越大,在外部看來似乎很不正常,但于中共其實沒有什麼不正常。假如習的黨內同志或政敵拿他延遲召開四中全會指控他是起不了作用的,習輕易地會辯駁,他沒有違背黨章和黨的全會慣例。

 

習近平會在全會上做一個不痛不癢的有限自我批評,以示自己不逃避責任。(湯森路透)

 

中共黨章規定,中央全會在每五年裡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有必要時,甚至可以召開特別代表大會或臨時代表大會,故去年1月和2月召開二中、三中全會並不違背黨章,習完全可以說,修改憲法和制定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關乎國本,要用兩次全會予以充分討論。另外,改革以來的中共歷屆全會,除二中是在兩會前的二月召開外,其餘六次全會都是當年的10月或11月,有時也提前至9月或拖後至12月(後者的情況極少)舉行,本次四全在10月召開,合乎中央全會召開的時間慣例,沒有延遲。

 

習近平會做一個不痛不癢的有限自我批評

 

至於習對貿易戰和香港問題的處理,確實會使他在同僚中處於被動。不管習如何辯解,客觀後果擺著,容易受黨內同志攻擊,若有人要攻擊他的話。我猜測,習會在全會上做一個不痛不癢的有限自我批評,以示自己不逃避責任,否則,作為最高領導人,不為眼下糟糕的局面負責,難以在黨內服眾。但習很可能會把具體責任推給黨內分管領導以及具體辦事部門身上,用他們做替罪羊。

 

如對貿易戰,他可能指責負責談判事務的劉鶴不能權衡應變,對負具體工作的商務部,批評其後知後覺,不能為中央提前預警並提供應對方案,從而使得中方在談判中很被動。對香港問題,他也會要分管港澳事務的韓正以及主管部門港澳辦和中聯辦承擔責任,批評後者謊報軍情,誤導中央。習不大可能向全體中央委員承認,是他的治國路線和方針的改變以及所持的強硬立場,導致具體辦事部門揣摩其意旨,枉顧現實而應對失據。相反,如果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反會被他倒打一把,將之視作美國早就有意要把香港變成和平演變中國的基地,從而證實北京對香港這次抗爭的亂港反中的「顏色革命」的判斷和定性。

 

毛澤東當年是如何解圍的

 

對此,還可參照當年中共七千人大會毛澤東的處境,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根據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披露,毛在大躍進中死亡幾千萬人的做法導致民情激憤,黨內彌漫對毛的強烈不滿,連劉少奇和周恩來都在良心上深感不安,毛完全知道這種情況,因此他遲遲不召開九大,因為他怕在九大上被選下去,於是以七千人大會這種奇怪的會議形式取代黨代會。七千人大會完全是按毛的部署進行的,會議開到一半都沒有對毛的批評,哪怕含沙射影。只是在會議將要結束,劉少奇突然公開發難,揭開蓋子,才把會議被壓抑的情緒釋放,毛也才被迫在會上公開承認自己在大躍進中有錯,要承擔領導責任,但毛不是把錯歸咎於他的總路線和人民公社,而是推卸給下面的領導幹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做得過火。毛隨後用林彪保駕,有驚無險地渡過了這次會議。雖然之後毛的一系列左的做法被糾正,其權威受損,但4年過後,毛即展開反攻,發動文革,劉少奇等黨內的反毛勢力一一被清除。

 

習近平恐怕要在四全為黨再套一層緊箍咒,將自己的一套治黨規矩看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湯森路透)

 

習近平自然沒有毛的威望,毛在那種情況下也不得不做自我批評,承擔責任,以此推論,習在四全上似乎更難逃被問責。但同時也要看到,今日中共更沒有劉少奇這樣的人。劉是出於對歷史的恐懼,怕身後留下駡名,因為在他當政時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才決定反抗毛的,但即使他在會上公開批判大躍進,在指控毛時也是小心翼翼,不提毛的名字。同為黨內老二,李克強既沒有劉當時在黨內的聲望,恐怕也缺乏後者的膽略;關鍵的還有,大躍進3000多萬民眾的非正常死亡已造成黨內外的天怒人怨,必須有人出來承擔歷史責任,而中國目前的困局和慘像,遠未到當年大躍進的程度。何況,劉少奇等為他們的反毛行為付出了被清算的代價。所以,以史證今,在習近平還顯強勢的情況下,高層內部難出現劉少奇式的人物和公開批習聲音,倒有可能,更多溜鬚拍馬的林彪式人物在這種時刻出來主動攬責,為習解圍。

 

事實上,四中全會的主題也預示著習不太可能受到責難。全會主題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從政治局會議審議的黨內法規制定等幾個條例看,習恐怕要在四全為黨再套一層緊箍咒,將自己的一套治黨規矩看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從而成為所謂習氏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明標誌。因此,我的意見是,貿易戰和香港問題會在全會上討論,但不可能就此作出什麼新的決議,習也許會輕描淡寫地做些自我批評,但不會被究責。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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