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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如果不是他的女兒 我晚景不會如此淒涼(三)

口述:高英傑/整理:林瑞珠 2019年09月24日 07:00:00
1950年高一生 (前右三)北上拜訪政府官員,包括參謀總長周至柔(前右四),湯守仁(前左二)。高菊花(前左三)也在場。(高英傑提供)

1950年高一生 (前右三)北上拜訪政府官員,包括參謀總長周至柔(前右四),湯守仁(前左二)。高菊花(前左三)也在場。(高英傑提供)

(承上篇)蔣孝文曾經追過大姊,這件事我是讀了日本「高一生研究會」出版的十本單行本當中,一位日本人來給大姊錄影訪問寫出來的報導才知道的。

 

當時蔣孝文在台中蔣緯國的裝甲部隊中服役,大姊在台中南夜歌廳及意文飯店的意文歌廳及美軍俱樂部駐唱,認識了常來聽歌的蔣孝文,據大姊說,兩個人交情還不錯,蔣孝文還想討她當姨太太。只是大姊說她自己喝了酒會打人,讓他感到害怕。

 

有一回她差一點殺了蔣孝文。在「諸羅山城二二八」裡的口述紀錄是這樣描述的:「有一天他叫朋友接我去意文大飯店,房間前面有一個客廳,我到客廳時,看到只有我們兩個人,就想趁機殺他。可能是我臉上的表情和平常不一樣,他忽然嚇到,就逃到房間裡去了。我跑過去看,房間裡有五個女孩子和他在一起,難怪他會生病!他在那裡那奴那奴講著上海話,我想殺他,是想為父親報仇,因為他的祖父殺了我的父親。沒有信仰的時候,就是會這樣一直想報仇。」

 

看到這些資料以後,我問大姊這種事情會不會影響到什麼,是不是真的。大姊連連要我們放心,說:「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八二三炮戰期間,她還曾被要求到金門、馬祖前線唱歌勞軍,縱使當時氣氛還很緊張,經常砲聲隆隆,但她擔心不配合,情治單位又要找家裡的麻煩。當時家裡確實經常受到情治人員的騷擾,甚至已經把父親的書籍、珍藏都搜刮一空還不放棄,保安司令部的人經常在山上向人宣傳弟弟妹妹是共產黨的孩子,讓全家人都很困擾。

 

大姊的游泳技術很好,有一次到前線勞軍,來到一個距離對岸很近的地方,她想說:「既然他們都說我是共產黨,乾脆游到那邊去,被鯊魚吃掉也比在這裏受苦好。」但是想到家裏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妹,她根本無法一走了之,便在海邊放聲大哭。

 

當時家裡開銷多依靠她,她根本沒得選擇,爸爸被抓時,最小的妹妹才一歲,還在地上爬,需要吃的奶粉、營養品都是大姊供應,品牌叫「Lactogen?」 品牌,就是現在的雀巢,也因為如此,弟妹們跟大姊接觸最多的就是小妹美英。

 

此外,父親獄中的開銷也要靠她,她常會寄錢寄東西去給父親,爸爸如果沒有我大姐的話,在監獄的生活一定很辛苦。

 

高一生的家書後來不允許寫日文及標註日期,從事件推這封信,應該是1954年2月8日寫的,信中說下周要寄信給在嘉義的梅芳(就是高菊花)。(高英傑提供)

 

大姊年紀很輕就會喝酒是因為父親的關係,父親受難之後,她承受的內外的壓力都非常大,喝酒就變成她情緒發洩的出口,回到達邦家裡也是這樣,完全變了一個人。同時染上抽菸的習慣,當時抽菸的女孩子很少,形象自然不好。

 

她的酒量還不錯,但酒品不太好,喝多了醉醺醺就會罵人,講些過去的事,但是弟妹們年紀小,不清楚以前發生的事,也無法體諒大姊的辛苦,所以就不喜歡她,當時家裡也沒有人知道她是借酒澆愁。

 

那段期間,大姐唱歌賺了錢都寄回家,存在母親家裡,我們需要用錢的時候就跟母親說。我在台中一中讀書的時候,雖然是公費,但沒有零用錢,有一次我寫信回家說需要錢,那個時候達邦沒有郵局,母親就叫弟弟英輝一個人走路到十字路寄給我,當時他才12歲,一個人走10公里的山路到十字的郵局用報紙把錢包好掛號,我聽到以後很感動。

 

大姊的辛苦一直到1961年我畢業就當老師以後,才替她分擔養家的責任,在那之前是三個姐姐們負擔,但主要是大姊菊花,我們就是這樣一個一個接力,照顧弟妹長大。

 

大姊在這樣的處境下度過十幾年的歌唱生涯,到弟妹完全不用她撫養之後便離開歌廳,和朋友一起在臺北經營日本料理店,認識了常去用餐的台北天母的望族施炳炎,倆人交往後結婚,當時他在警備總部工作,也就是原來的保安司令部,是考過公職的公務員,沒什麼權力,所以結婚後,姊姊還是常被人叫去訊問,到了1971年則被要求自首,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有參加什麼蓬萊組織。為了讓家人生活清境,大姊別無選擇,只好聽命,因為當時我們家是甲種戶口,警察經常到家裡盤查,二姊雖然已經結婚,要隨姊夫移民到美國,卻不能出國,一直到大姊自首,拿到自首證之後,將近二十年的監控噩夢才結束,許多問題才得以解決,二姊也順利去了美國。

 

一直到高菊花自首,拿到自首證之後,將近20年的監控噩夢才結束。(高英傑提供)

 

中年遭受喪夫與喪子之慟

 

原本以為大姊的悲劇在拿到自首證之後會結束,沒想到大姊的人生還有其他劫數。婚後遭逢兩個兒子以及丈夫意外身亡之慟。

 

大姊生有三男一女,長男的生父是美國軍官,老二女兒的生父是日本人,都是未婚生子,婚後和姊夫施炳炎又生了兩男一女。

 

大姊在父親被補隔年夏天未婚生下第一個孩子,那時父親還被關在台北軍法處,這在當時保守的鄒族部落來講,是很不名譽的事,讓家人蒙羞,媽媽面對這樣的事情感到非常痛苦。

 

姊姊在念台中師範學院的時候就很愛玩,曾經到空軍俱樂部跳舞,認識不少漢人朋友以及軍官,父親被抓當時,她跟一個美國海軍軍官交往,名叫Paul,照孩子出生的時間推算,應該是在父親被捕之後,姊姊情緒低落那段期間,Paul讓姊姊懷上了孩子,當時他騙姊姊說,他先回美國,等姊姊生了孩子之後就回來接她,結果就像普西尼裡的蝴蝶夫人一樣,騙人的,沒有回來。

 

大姊有寫信告訴父親這件事,爸爸回信只說,孫子的戶口要早一點報,並沒有責備姊姊的意思,還要大姊趕快把名字改成梅芳,因為父親有學過日本姓名學,可能有幫姊姊算過吧。不過姊姊並沒有依照父親的意思改名。

 

這孩子在戶口上的出生日期是民國42年7月15日,取名叫高英漢,英文名字叫Tony,可能有晚報戶口。

 

後來大姐把孩子帶回達邦請媽媽照顧,由於年紀跟最小的弟弟英洋只差三歲,跟小妹美英只差二歲,所以就和家中這幾個年紀較小的弟妹一起長大,玩在一起。只是,未婚生子在鄒族社會是不見容的,起初讓家人覺得羞辱,還好Tony長得漂亮,是外國人的輪廓,部落裏的人都很喜歡他,還打趣說些開玩笑的話,要他來改良品種,讓鄒族人更漂亮。

 

後來賽珍珠(基金會) 要把美軍留下來的亞美混血孤兒帶回美國,也有找上姊姊,但姊姊不願意Tony被帶走,就留了下來。

 

這個孩子也很會玩,念霧社農校,退伍之後當船員跑遠洋,跟他媽媽有一樣的壞習慣,愛喝酒,後來跑船在南非開普敦好像就是因為喝酒才會發生意外身亡,沒有結婚,二十幾歲就走了。

 

大姊後來又和一個日本人自由戀愛生下一個女兒,我在師範學校念書的時候,到台中大姊住處都會看到她,大姊嫁給姊夫後,這孩子就改名施玫玲,現在在英國。

 

大姊跟姊夫施炳炎生了二子一女,小兒子小時候有一次走在士林要過當時淡水線的鐵路平交道,不小心被火車撞死了。後來姊夫騎機車也不知怎的撞到中央分隔島,也發生意外走了。

 

姊夫對我很好,他意外死亡對大姊打擊很大,我也很難過。

 

後來姊姊就帶著孩子回達邦定居,剛好曾文水庫正在進行一個工程,當時四十多歲的她,就在曾文水庫的工地做庶務的工作,有時候也需要幫忙預拌水泥,會吸到很多粉塵,加上她抽菸,還常常喝酒,所以後來得了肺矽病,經常氣喘。

 

那時她常常喝酒以後心情不好,就來找我囉囉唆唆,到孩子大了以後,她就辭掉工作搬回台北。

 

大姊回到家鄉度過晚年

 

晚年大姊又回到達邦獨居,守護父親在獄中寫信交代的不要賣掉的水田及老家。有人問她,你一個人住在這裡不會寂寞嗎?她說:「不會,我爸爸媽媽常來陪我。」她也這樣跟我講,說很多人會來陪她,她不怕啦,還常聽到父親和一些人在講話,如汪清山或以前的警察的輔導行政等人,或聞到爸爸抽菸的味道。

 

住在山上那陣子,生病動手術什麼的,都是我來接送,小女兒施昭伶也會幫忙,兒子施勇男則會負擔費用。

 

只是,她後來雖然信了基督教,心情還是很難平靜。喝酒以後就比較任性一點,尤其後來生病有時候突發狀況,三更半夜我和太太開車上山去看她,一進門,她就用日本話三字經罵我,我都忍下來,沒跟她吵過架。待她醒來之後就會用日本話跟我說:對不起。

 

大姊這一生歷盡滄桑,百般磨難,就是為了完成對父親的承諾而活。她愛父親,這輩子最愛的就是父親。她總是對人說,到現在還是無法忘記父親的事情,每天都在想念。

 

她也會對人說:「我如果不是高一生的女兒,晚景不會如此淒涼。」

 

還說 :「時代不好太可惜,我們生在不好的時代,你曉得嗎? 從日本殖民地,到中華民國戒嚴時代,我們生在不好的時代。」大姊菊花這番嘆息,也是父親生前最大的哀嘆,我也同感遺憾啊。(完)

 

高英傑的大姊高菊花(左)和大哥高英生。(高英傑提供)
高英傑(左)和高菊花(右)。(高英傑提供)

 

※高英傑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之子,高菊花弟弟。

 

參考資料:

1.《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

2.《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3.《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高英傑 著,臺北:玉山社,2018)

4.公視節目「台灣百年人物誌  高山船長高一生」

5.【原住民新聞雜誌 第442集】白色追憶錄_戰後殞落的原住民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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