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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社」或「姓資」的不同面具《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書摘四

劉紹華 2019年10月07日 07:00:00
在這樣混沌但龐大的模糊秩序中,生活在大塊土地上不同區位的人們,大多必須得削尖了腦袋才能在芸芸眾生中被看見,不然只得老實甚至卑微地過日子。(湯森路透)

在這樣混沌但龐大的模糊秩序中,生活在大塊土地上不同區位的人們,大多必須得削尖了腦袋才能在芸芸眾生中被看見,不然只得老實甚至卑微地過日子。(湯森路透)

(承上)自清末以降,組成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各種革命勢力,都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現代性力量,欲促成鄉土中國轉化成一個巨大的現代想像共同體,成就一個現代性的民族與政體秩序。換言之,如果我們考量中國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包含中國自古以來的華夏中心主義、地域社群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溫和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超級民族主義等等,我們也許可以區別不同的概念與實作光譜。

 

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文化民族主義或常民地域主義不曾退卻,而官方民族主義更接手一脈相傳的政權治理根柢,成為中國現代性發展中的關鍵動力。這個現代性無疑是外來的移植品。我在孫中山的翠亨村故居博物館裡,看到《建國方略》的英文標題(其實應該是其中一冊《實業計畫》的標題)是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恕我原本無知,乍見這英文名稱令我訝異,但隨即能理解:中國的現代性發展確實是一種龐大的國際發展實驗計畫。

 

原本讓中國得以模糊一統的傳統特性,加上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概念,讓異己區辨、人群分類、國家想像與認同等,出現更為翦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秩序。民族主義就此生根,官方的、地域性的、甚至種族性的民族主義混雜,比鄰而居,卻關係緊張,但又有個共同的國家認同。參與社會主義建國大業的費孝通,因而提出「多元一體」的觀念。在一個充滿歷史記憶、多元民族的土地上,這個企圖要使民族國家的人群相安的模式,勉為其難也無可奈何。中國接受外來概念的轉型過程,百年未竟。

 

在這樣混沌但龐大的模糊秩序中,生活在大塊土地上不同區位的人們,大多必須得削尖了腦袋才能在芸芸眾生中被看見,不然只得老實甚至卑微地過日子。存在感這件事,是與土地生養、社會關係黏在一起的,不見得理所當然地我思故我在。

 

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結也不必然高亢激昂,卻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就像沈從文,一九四八年被郭沫若大力批判後宣布封筆,後半輩子被共產黨壓抑得只能鑽進苗族服飾的研究。黃永玉在《比我老的老頭》憶及表叔沈從文,一九五○年代第一顆蘇聯衛星上天,當時舉國向蘇聯學習的中國也是歡欣鼓舞,連沈從文都歡喜得脫口而出:「啊唉!真了不起啊!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 ……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我愛咱們的國呀 可是誰愛我呢

 

如此吃盡黨國苦頭的文人,也不免在某些時刻揚起民族主義的內心激情。這大概是無數近代知識分子共享的情感糾結。活在那豐富綿延悠久的土地上,近代以來飽受屈辱蹂躪,以至於毛澤東建國時喊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句高昂的口號,可以讓眾人歡欣鼓動得雞皮疙瘩也站起來了。中國確實從匍匐倒地站起來了,但廣大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因此站了起來。他們依然是歷代龐大中國政權下面孔模糊的老百姓,無數人仍舊屈膝卑躬地討生活,但多數人依然愛國愛鄉愛土地。個體在面對社會不公時,愛國可能是個人未來出路的夢想所繫,也可能是心中痼疾。就像老舍《茶館》裡的經典喟嘆:「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在龐大混沌但又巨大抽象的社會秩序中,要如何體會「我」的存在感呢?

 

如果把大躍進、文革時期的瘋狂躁進,和今日由網購平臺發起瘋狂購物風潮的「光棍節」並列,予人身臨跨越時空情境之感。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光棍節前夕,我在電視上看到淘寶網的發起人馬雲,個頭不大的他站在「高大上」的舞臺上,鼓舞中國網民一起在光棍節當天共創網購銷售額的奇蹟。沒多久,只見十一日到來的那一刻,交易額就像紐約時代廣場的新年倒數計時一樣,吸引眾人激情地盯著數字看。不同的是,光棍節購物狂熱的交易數字額是不斷急遽攀升,而且是眾志成城,龐大的中國網民一同加入奇蹟製造。據稱,十一月十一日當天,淘寶網全日的營業額為三五○.一九億元人民幣,堪稱世界紀錄。

 

看到那些畫面,令我想起毛主席在天安門舉手向眾人揮舞,臺下臉孔模糊的萬民極度狂熱、卻又絕對服從的詭譎秩序,共創革命激情。光棍節上網購物這種受資本家號召消費的現象,在社會主義中國(至少官方仍如此自稱)不但未受抵制,反而成為傳奇。在電視機前,我恍惚地以為,在中國,創造奇蹟的民族主義仍在熱烈傳唱,只是戴上了「姓社」或「姓資」的不同面具。鄧小平引用的四川諺語「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不僅可用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路線的辯論,也頗適用於對民族主義的挪用。

 

這種以堆積小人物抑悶的民族情結,來創造國家奇蹟的現象,在龐大沉重的中國顯得異樣地突出。渺小的個人要衝出黑壓壓的人際線真是難上加難。以微小但眾志成城的方式來參與一件「大事」,也許有機會體會自己在「高大上」經濟金字塔中的存在感與些微成就感。

 

都在比巨大 比氣派

 

中國追趕現代性的步伐、規模與方式向來令世界矚目,近年來更是以「光速」超英趕美,大躍進般的狂熱似乎不曾稍減。當前巨獸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既讓中國人感到國家榮景的希望與驕傲,也可能讓一般人感覺無力渺小,疲累至極。「拆」這個字,自一九九○年代起不斷成為大街小巷、裝置藝術、各類影片、多元文本中最常見到的字眼之一。設身處地想一想,所有的老東西、你熟悉的東西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拆掉。生活在如此變化萬千的環境中,身心得應付、調適不斷改變的生活空間,那真是一件令人異常疲累的事。被拆掉的地方通常會在一、兩年內就蓋上一大區一大區比臺北大學特區還要龐大幾倍的新高建築,每個建築都在比巨大、比氣派。

 

全球最高的二十座建築,九座位於中國,全球百座最高建築則有四十二座位於中國。中國不僅高樓雲集,其飆高的速度更是不斷刷新世界紀錄。據媒體報導,中國高於二百米的建築,從二○一二年的二十三座增長至二○一三年的三十六座,占全球等高建築總數的一半。預計二○二○年時,全球最高的二十座建築,十一座位於中國。已完成或夢想興建的高樓不一定建在中國的超級都會中,不少二、三線城市也努力加入這場高度競賽。在這種帝國氣勢般的城市發展中,民族主義隨著經濟指數飆漲。中國站起來了,而且站立的制高點更足以睥睨低落偏遠,有人順勢發達,落後疲累者更是所在多有。沒有機會高攀的多數人,在宏偉的城市裡屈身,蹲守在金字塔底端只是愈顯渺小,實質的存在感愈來愈低。

 

中國藝術家徐冰是位能夠充分展現中國特性但又超越中國的天才,曾把英文寫成漢字形象揚名國際。他二○一○年完成的作品《鳳凰》,與中國這塊全球最大規模的超級工地密切相關。這件作品在上海世界博覽會展出時便引起熱烈討論,二○一四年初在紐約展出再度引爆風潮。這件中國《鳳凰》在世界巡展,但它的血淚之鳴,我想應該只有在中國才能適得其所吧。

 

二○○八年時,徐冰受邀為著名的北京環球金融中心建築製作雕像。他進入建築工地時,震驚於混亂破敗的施工實況。他沒想到在技術如此發達的時代,如此聞名高端的建築實際上是以低水準的技術修建而成。外地移工在工地上的生活也相當不堪,他簡直難以想像,甚至感覺不寒而慄。於是,他以在那處工地搜集而來的建築殘片和工人用過的勞動工具,做為創作展翅起飛的鳳凰雕塑材料。徐冰曾對媒體形容這座遠看巨大美麗展翅飛翔、近看卻傷痕累累的鳳凰,「經歷困苦,卻依然保持着自尊。總的來說,鳳凰象徵著未曾實現的希望與夢想。」

 

當前中國「高大上」的發展巨像,何嘗不就是這尊鳳凰?遠觀時眾人稱奇,近身生活則是另一番酸甜苦辣交雜的滋味。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都夢想創造出獨一無二的鳳凰,以之象徵王朝企及的吉祥、興旺與神聖之力,但此奇珍異獸也反映民族主義發展榮景下底層浴火的哀鳴。

 

二○一四年春節前夕,我收到一位中國年輕讀者的來信,告訴我她讀了拙著《我的涼山兄弟》後,覺得這本書不可能在中國出版。但她希望更多人能讀到此書,所以下定決心,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日下班後用電腦,以及通勤時在公車上以手機輸入的方式,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書稿全數打畢,然後把完稿送上網,甚至寄了一份給我。她寫道:「啊,終於趕在年前完成了這件大事!」讀了這封信,令我異樣地感慨,這位年輕讀者就和我知道的眾多中國年輕人一樣,經常天真無悔地全心投入一件他們口中的「大事」。實際上,那不見得真是件大事,但能在個人無力可施的偉大榮景中,為自己帶來些微生活意義與存在感的事,的確也不是小事。

 

在民族、愛國等原本樸實天真的心情下尋找社會與生活意義的心情,是塊多大、多吸引人的龐大社會能量與資本啊。政權如是看,鴻商富賈亦如是看,有志之士者更當如是看。待續(原載於《思想》二七(二○一四),頁二一七─二三二。)

 

 

※文章摘自《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一書/春山出版/作者為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此外,亦從自然資源的治理變遷,研究環境、社會與政治經濟角力等議題。英文專書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獲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諸多獎項肯定。新著《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2018),為二○一八年臺灣Openbook中文創作年度好書、二○一九年香港文藝復興非虛構寫作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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