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贏了，但普選票只有59,054,059張，得票率47.5%，但希拉蕊的普選票卻有59,195,587張，得票率47.6%，希拉蕊的普選票還比川普多了十四萬一千五百廿八張，如果美國採取台灣這種總統直選制，今天的贏家是希拉蕊，不是川普。根據法新社與美聯社的報導，這樣希拉蕊反贏川普約十四萬票的差距，竟然可以讓川普的選舉人票還多出希拉蕊有71票，最後的選舉人票比數來到「川普vs.希拉蕊」為「289票vs.218票」。雖然有些州的票數太過接近自動啟動驗票程序導致尚有31張票未開出來，但川普已經超過270張篤定當選。

美國的的合格選民有一億三千萬，而許多州普選票差距之小，川普只小贏或者希拉蕊儘管贏較多卻只拿到較少的選舉人票。譬如希拉蕊在佛州僅輸十一萬九千票，多達29張的選舉人票卻進川普口袋，又譬如希拉蕊在達拉威爾州普選票贏了12%，選舉人票卻只能拿到3張。

違反民主多數決的漏洞

換言之，在2016年的我們，再一次地目睹在美國選舉人團制度下可能產生違反民主「多數決」原則的漏洞，前面已經發生過3次，分別在1876、1888、2000與這次，如果最終普選開票結果還是希拉蕊微幅領先，則2016年就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發生的時間點。

事實上，獲得相對多數票也獲得相對多數選舉人票卻沒有當選的例子應該回溯到1824年當傑克遜(Andrew Jackson)獲得41.4%的普選票（選舉人票為99張），而對手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獲得30.9%的普選票（選舉人票為84張）。根據美國憲法第2第1款與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大選時如果沒有人贏得選舉人團票數的一半的話，則大選結果無效，需由聯邦眾議院就「大選前3名」的總統候選人中選出1名當總統。同時，在沒有任何1組總統候選人拿超過半數選舉人票情況下，則由聯邦參議院在前2名總統候選人的副手之間挑1個。1824年最後由普選票與選舉人票都輸的輸家亞當斯擔任總統，因為眾院選擇了他。其他三次則是由普選票較少、選舉人團票較多的「輸家」拿下總統寶座。

因此，1824、1876、1888、2000、2016年這幾個數字值得我們玩味，前三次發生在十九世紀，後兩次發生在2000年之後。1900-1999年這一世紀美國都沒有發生過這種新任總統正當性的危機。儘管在廿世紀打過兩次世界大戰，但對於美國來說都是偏安局面，二戰之後美國甚至變成超級強權，2003年小布希總統也說美國具有同時打兩場戰爭的能力，這是貫穿美國未來國力五十年的強盛目標。

21世紀是美國衰敗與否的關鍵期

因此我們可以說，19世紀與21世紀對於美國來說都是「亂世」。有趣的是，從美國建國之初黑奴問題就是美國的癌細胞，1824年的這場選舉也因為黑奴問題讓當時的民主共和黨分裂為四塊，然後就是大家耳熟能詳1860年的美國南北內戰，南方大舉邦聯旗(Confederate Flag)脫離了聯邦獨立，爭議點正是解放黑奴。而會發生普選票少、選舉人團票多而產生新總統的原因，通常不是贏家太強，而是輸家太強，在二分天下的情況下，因此50%對上50%的普選票比數，就很容易發生選舉人團票無法代表真正多數的窘況。

總之，整個十九世紀因為種族問題讓美國絕裂成兩塊，那麼廿一世紀也一樣嗎？

在廿一世紀，「種族」、「宗教」與「意識形態」是決定美國是否就此衰敗的關鍵因素，又意識形態串起種族與宗教，美國的瘡疤是種族歧視，由1980年代雷根的經濟保守，演變成九一一恐攻之後小布希麾下所培養的宗教（穆斯林）歧視，已然變成一種對於黑人/拉丁裔歧視無法徹底反省，宗教問題又進行全面性對抗的態勢，這可以被視為是美國「社會面」而非經濟面的「新保守主義」。讓我們姑且稱這種社會面的新保守主義為「川普主義」吧。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在經濟面向上沒有太多論述；之所以新，是因為沒有保守派陣營該有的各種特徵與節理，沒有茶黨(Tea Party)的經濟自由派論述，也沒有「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在社會與經濟面向上全方位反政府的主張。

川普是「空的保守派」

事實上，川普主義比較像2008年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裴琳的立場，她幾乎只替中西部與南部、大學學歷以下的藍領白人說話，這群白人如果剛好又是虔誠基督教徒，則他們會反對墮胎、反對同志結婚、反對修改憲法第二條擁槍權利，他們堅守的是「價值」或者說「道德絕對論」，這群人如果不偽善的話–譬如星期一到六花天酒地，星期日卻進教堂贖罪–則他們應該不會支持川普。川普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他連歌林多後書應該是Second Corinthians都會講成是Two Corinthians。川普一個紐約市長大的富家公子哥兒，會在更衣室裡淫聲穢語地談論女人，因此，川普可以說是「空的保守派」，他只是剛好搭上這一波全球反建制的大風潮，或者我們可以說這場反建制是一場流行性感冒，而如果這場感冒是讓病人痊癒後去正常工作，並回到人際圈正常交友，則這是一場好的感冒。但這場感冒讓病人生病後更退縮、更排他、更自利。

從歷史的縱深來看，川普現在的選票市場在過去也不是沒有初步的成果，1964年與1965年，當美國通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與投票法案(Voting Rights Act)並賦予非裔美國人真正的投票權，完全解放他們的同時，美國南方的保守白人大舉反撲。1964年來自亞利桑那州的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首先發難，他挑戰接任甘迺迪被暗殺後總統位置的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高華德變成自由意志主義的宗師，不但反對金融管制，甚至連社會面的議題也不要政府插手。雖然高華德最後慘敗，但他至今在亞利桑那州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精神領袖。

美國的耗弱來自於國內政黨惡鬥

1968年更是凶猛，來自阿拉巴馬州用獨立參選人姿態投入大選的華勒斯(George Wallace)獲得了13.5%的選票，並拿下5張選舉人票，華勒斯是著名的KKK精神領袖，是公開的種族主義者與白人優越者。今年的川普競選，是不是有點熟悉？這群支持者其實已經悶了很久，只是今年令人意外的是，美國投票的選民當中，竟然有一半不是認同這些理念，就是至少比較不討厭這些理念。更重要的是，他們將支持川普的選票投進票匭。當然，也可能是這一塊的支持者都被激發出鬥志並且出門投票，反觀希拉蕊陣營的年輕支持者則有點太過輕敵，許多並未出門投票。

擁有哈佛博士的印度裔美國人、CNN新聞主播查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暢銷的《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在最後一章提到美國的未來，他比較1890年時的大英帝國打了一場波爾戰爭(Boer War)與2000年初美國打了一場波灣戰爭，兩者之間的差異是英國沒有繼續成為政治強權並且失去其經濟上的優勢，而美國則是藉由波灣戰爭獲得經濟利益，但卻開始出現期超級強權地位的鬆動。

查卡利亞認為美國國力的耗弱不是來自於國際，而是來自於國內的政黨內鬥，與本文預測美國的未來觀點一致，也就是中國的崛起不會是美國衰敗的原因，美國的景氣循環也不會是。關鍵在於美國的內鬥，更坦白說就是種族與宗教歧視的問題是否能獲得解決？過去一百多年的種族關係舒緩只是止痛劑，但不是解方。川普的當選也不會是解方，現在只能等2020年掛號看大醫院的名醫來治癒。

※作者為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