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美入中」=「世界性的倫理戰爭」

（承上）到這裡，我們或許不難回答一個問題：對以「超克西方現代性」為志向的「後現代帝國主義」，老「天下帝國」的「禮義廉恥」倫理學，最終會意味著什麼？

王陽明「心即理」的「心性修養功夫」，是具體關聯著種族屠殺的帝國主義行徑的——請不要忘記了這些被「帝國史學」所遮蔽住的歷史教訓。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將可以察覺到，主張「世界的脫美入中」的當代天朝學人，實際上把「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轉化成了「倫理戰爭的神學」：一種關於「爭取有倫理品格的世界」的「世界戰爭」。

這是一種倫理學化的「世界爭戰」，同時也是「世界爭戰」的倫理學化——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帝國儒教古典的「攘夷論」，是如何在「聖王教化」的文化帝國主義話語贊翼下，將自身「昇華」為一種發動「帝國征服戰爭」的「倫理的理由」，而且還是自認具有普世效度的「倫理的理由」。

根據當代天朝學人的說法，這種發動帝國戰爭的「帝國的理由」，據說是必須具備無比尊貴的「王者德性」才能做到的「神聖決斷」，而一般世俗性「民主共和」下由「庸眾」主導的「民粹主義政治」和「德不配位的僭主統治」，是絕對無法與之比擬的。台北的柯市長，應該是會對這種看法大力點頭的，不是嗎？

對他們來說，基於拯救「人類世界的倫理高度」的「王道倫理」來對「後歷史的末人」發動「世界戰爭」，難道不是最「正義」的事業嗎？

我們或許必須坦白說：確確實，這點構成了在古代帝國儒教的有效範圍內唯一的「正義戰爭論」，古代儒官集團口中著名的（或者該說，惡名昭彰的）——「義戰」。從而，「聖王專政」（帝制）與天朝主義（帝國），就變成了一體兩面的事情。就這點來說，確實是：「沒有共產黨（=現代「聖王專政」），就沒有新中國（=「天下帝國的復權」）」。

在這裡，我們不該忽視的事態是：如果我們將天朝主義文人說的「脫美入中論」，只當成一種關於國際關係策略的另類方案和另類選擇，那麼，我們就錯失了這種話語在文化政治上的「真實內核」。天朝學人所說的「脫美入中論」，在其最本己的文化邏輯上，首先是——最終也是——一種關於「爭取有倫理品格的世界」的「倫理性世界爭戰」，是古典帝國儒教所言的「義戰」的21世紀更新版本。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就這種「脫美入中論」話語的基本構造來說，「中國」就成為了一種「帝國宗教」；而「中國」這個語詞，就其作為「帝國宗教」的建制化體現來說，其「神性的根據」就在於——「中國」是一種「永久的戒嚴戰爭狀態」的代稱。一個經由「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而塑造出來的「中國」，自身就是「永久的戒嚴戰爭狀態」的「道成肉身」。相對於作為「永久的戒嚴戰爭狀態」的「神性的中國」，「轉型正義」還有任何可能不是「邪說外道」嗎？

「聖王專政」的「至尊主權」

如前面所述，按照儒官集團的經典話語模式，除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外就沒有「正義的戰爭」；故而，以古代的「列國秩序」為特點的春秋時期，自然是「春秋無義戰」了；但周王朝的帝國征服戰爭，以及伴隨這種帝國征服戰爭的「中華型文化帝國主義」（「聖王的禮樂教化」），卻絕對是「天下帝國的正義戰爭」的組成元素和基本裝置。

基於同樣的道理，對天朝主義文人，在當代的國際關係格局所展現的「新列國秩序」中，一樣絕不可能有任何的「正義的戰爭」；而唯一可能的「正義的戰爭」，自然是實現「新天下帝國」的「王道性世界統治」的「王道戰爭」。

這種「王道戰爭論」，不但不知道現代國際法中的「戰爭罪行」，也不知道現代國際法中的「反人類罪行」。貨真價實的儒官集團都曉得，一切律法規範，對真實的「聖王」，都是沒有拘束力的；「惟聖人乃可行權」，這是朱熹依據他的帝國形上學對儒教的「權變理論」做出的總結，更別說漢帝國「反經為權」的帝國神學。

「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荀況語），是絕對不會臣服於現代的「國際法」的，因為「聖王專政」自身就表徵著儒教的「國際法」，因為天下萬物寓居的時間、空間，和經綸天下眾生的「自然法則」，都僅是「王者德性」的衍生和延伸。這是維繫「天下帝國」於不墜的古典宇宙論神學不可動搖的基本原理。

非常簡略地說，按照古代宇宙論帝國神學的基本邏輯，中華型的「聖王」（Sacred Kingshiip），雖然不像古代埃及帝國的「神王」（Divine Kingshiip），是真正的神的化身，但建立「天下秩序」的「聖王」，也依然是處於自身創造的秩序之外、不受約束的「神聖例外權力」。就這點來說，我們可以再次確認：確實，「沒有共產黨（=現代「聖王專政」），就沒有新中國（=「天下帝國的復權」）」。

執是之故，中國權力集團會權稱南海爭議國際仲裁的結果「只是廢紙一張」，而統促黨會說「南海問題只有中國說了算」，都完全符合宇宙論帝國神學的基本邏輯：「聖王專政」下的「帝國主權」，至尊無上。

統促黨的行為，完全符合宇宙論帝國神學的基本邏輯：「聖王專政」下的「帝國主權」，至尊無上。（攝影：李智為）

「聖王」的核導彈：現代「君父帝國」的「新陽具」

對帝國儒教而言，事情如果不是這樣，反倒顯得怪異。畢竟，依據「帝國史學」所知的「自古以來」，憑藉著「聖王專政」的普天權力，中國權力集團沒有與外部的他者協商或達致協議的必要；面對著象徵「宇宙性的階序秩序」（也就是，「天下秩序」）的範式性力量，他者只能或者接受兼併，或者接受「聖王的禮樂教化」。

無論如何，對當代的儒教文人，當下的中國，據說呈現了秦漢以來「天下帝國」最榮耀的時刻。而且，就如同今年中國的國慶閱兵台詞所表明的，為著能實現「天下帝國」在任何歷史時期都從未有過的「偉大復興」，中國必須裝備起任何歷史上的「天下帝國」都未曾夢想過的帝國戰爭機器。

於是，我們就在天安門前，見證了一個又一個如巨大的陽具般的核導彈——某種「帝國的榮耀時刻」的最終保證；或者說，「新君父帝國」的「神聖性」最終的「詩意的棲居」。

新的「君父權威」，不再需要鼎器了，而只需要核導彈這樣的「陽具之物」。連同閱兵中其他展示的武器和軍隊組建方式，我們不難察覺，中國的軍事建設進程，的確已超越自衛性的國防需求，而是以「戰狼」式的遠程打擊為運作目標，顯現著標準的帝國主義式軍備特質。

說到極致，統促黨成員為何敢於潑漆？難道不正是因為有了「核導彈」這種巨大的「陽具」，來作為「新天下秩序」（=儒教尊卑階序的「世界化」）的物質性與象徵性支撐？

「要搞修齊治平，要搞禮義廉恥，是不能沒有核導彈的」，中國當代的「政治儒教」學人如是微笑地說，嘲弄港台「心性儒學」不懂真正的帝國大業。不過，我們也該附帶說明：是的，中華型的「陽具」，還急於佔領和佔有每一個「子宮」，宛如不這麼做，就無法證明「君父帝國」是有「陽具」的。

「後現代帝國」與「儒官社會的國際化」

香港的「流水革命」，乃是晚期全球化時代，對一個晚發展的「帝國（主義）」而展開的「民眾抗爭」。這是吳叡人最近在題為「從流水到洪水」的街頭演說中，對「時代革命」（revolution in our times）所作出的詮釋。

這個詮釋最有趣的地方是：迄今為止，歐洲左派似乎尚未從香港的「流水革命」，去辨識出他們一向主張的 multitude（眾庶，或者，通俗地說，就是「民眾」），以及「反抗帝國的眾庶抗爭」，儘管「流水革命」帶有諸多他們認定的「眾庶抗爭」屬性。

但要他們做到這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歐洲關於「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通行論述，幾乎都是參照羅馬帝國模式而建立的。而「中華型帝國（主義）」的「天下帝國模式」，卻是在他們的分析視閾之外；他們或者感到相當陌生，或者就乾脆如同伏爾泰與萊布尼茲，降服於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東方主義想像」。

在這種文化脈絡下，「對天下帝國的反抗」，就他們而言，當然只能是「他者的他者」，「他異的他異」，是全然無法在既定的理論邏輯上給予認知定性的事態。就此來說，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歐洲左翼，對真正的21世紀的「後現代帝國（主義）」，是無力做出充分的分析的，更遑論思考「反後現代帝國」的策略了。

尤其，我們更應該注意到：在天朝主義復權的時代，我們過去所知的「全球公民社會」，也正在隱蔽地轉型中。

若干知名的國際環保與人權組織，正嗷嗷待哺地等待著「一帶一路」帝國擴張策略中「綠色發展」的大餅，這點應該不是什麼「絕對機密」。在這些國際環保組織、國際人權組織的倡議或抗議行動中，屢屢會出現「中國例外論」，乃至將「中國式的例外」當作是新的普世規範，當作是制定新的國際規範的基本前提，或許也因此不該讓人詫異。

天朝學人期待著「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但我們該知道：在「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我們過往所知的「全球公民社會」，事實上將岌岌可危，乃至實際上邁向終結；果真如此，下面取而代之的，就勢必會是「儒官社會的國際化」。在那個歷史形態中，我們今日所知的國際環保組織和國際人權組織，都將重組為「儒官集團」的「國際隨附組織」。

反天朝主義的古與今

所以，讓我們徹底認清這個時代的基本「世情」：這個時代的「反帝國」的前沿，不得不也是這個時代的「反帝國之知」的前沿；而且，這種21世紀的「反帝國之知」，正潛在地要求著屬於21世紀的「新國際主義」。

就如同吳叡人在街頭演講中說的：

「沒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過去創造了一個高度國際化的香港，而當香港現在面臨另一個帝國崛起擴張的危機時，聰明的香港人就利用了這個帝國主義創造的國際化地位，聯合全世界進行反擊。你中國可以利用資本全球化的網路擴張，香港和臺灣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利用這個全球網路進行抵抗。你以為我們都是傻瓜，乖乖等你來宰割嗎？」

是沒錯，當下的時刻，是21世紀的前半葉，而不是20世紀的後半葉。香港，不需要再重複20世紀台灣作為「亞細亞的孤兒」的命運；而台灣自身，當然更不需要。

不過，要完整地做到這點，我們就要必須要能穿透漢字文化群中種種對「東方王道帝國之物」深層的戀物癖，就必須要能始終拒絕帝國慾望的誘惑。這是為何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革命」，不能不是「靈魂深處的革命」。

而且，我們或許還應該註明：按照日本學者子安宣邦的系譜學批判，我們可以說，正是由於這種對「東方王道帝國之物」的戀物癖，讓20世紀的日本「左翼」去「轉向」成為了皇國法西斯。時到今日，也依舊是同樣的戀物癖，構成了「脫美入中論」所透露的帝國慾望，也構成了這種帝國慾望得以穴居藏身的終極祕境或終極幻境。

「如果我們這次失敗了，香港就註定滅亡。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方式變得和在中國生活一樣」，27歲的香港青年Vincent Tong說。Vincent Tong不知是否曾意識到，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也正在向著兩千兩百年前反抗秦帝國的百越人，表達了最高的敬意，也正在向著一種尚未受到帝國慾望所染著的生命形態，表達了最深的敬意。

現代的香港人與古代的百越人，攜手形成了我們的星空中最美麗的星座。在這個星空下，前面看似是沒有路了。但這條路，不是無人走過。讓我們牽著老子的手，牽著莊子的手，牽著屈原的手，牽著兩千兩百年前反抗秦帝國的百越人的手，一起前進吧，在看似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

願民主與自由，從此萬世都不朽；願榮光歸於香港，歸於台灣——歸於，所有反抗「後現代帝國」的人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