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韓國瑜各種失控言行，導致總統大選業已進入籃球比賽的垃圾時間，反而使得立委選舉的結果與國會席次的變化成為選戰的焦點。面對新的民意與政治現實，如何強化政治參與、強化國會職能同時對中央政府體制進行最小化的調整，將是未來台灣憲政體制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步入公民社會以後，在宏觀議題上「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已有初步共識，這可從今年蔡英文總統國慶講話的內容以及在野黨的反應得到解釋，不論是吳敦義的反應、朱立倫的臉書發文以及柯文哲的認同都說明了這個趨勢，韓國瑜逆勢而行顯然與台灣民意完全脫節，這也是韓陣營選情陷入絕境的關鍵。

另一方面，台灣在微觀的經濟社會議題與政策面開始出現差異性，議題碎裂化與衝突日趨明顯。社會進步價值在轉型正義、資源再分配、照顧弱勢族群、性別平權、司法改革等改革議題有了原則性的共識，但是在意識形態的光譜差異以及議題的順序仍出現不少分歧，也造成了大黨與小黨的張力關係。由於本次選戰的分裂投票現象日趨明顯，意味第三勢力與小黨將在藍綠板塊之間擁有相對自主性，這也讓擴大政治參與成為公民社會下的課題，因為強化代議政治的代表性，將有助於強化民主政治的正當性。

深入觀察，除了審議式民主、參與式運算或公民論壇的深化外，小黨在立法院的席次分配合理化與比例性將是未來修憲的方向。直言之，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已經不符合當下的政治現實，反應以德國採行的單一選區兩票的聯立制同時增加不分區席次作為替代方案。

就制度面向來看，聯立制制度特徵都以保障小黨為前提：總席次以第二票（政黨票）作為分配基礎；存在席次補償的機制；小黨若不到5%的門檻，但在小選區得到三席以上得以得到席次計算分配。直白地說，聯立制的設計遠比並立制對小黨更為友善。

此外，增加不分區的席次可以具體落實專業問政的精神，同時補強區域立委在地化議員化的侷限，也對政黨政治的良性競爭帶來驅動力。搭配恢復立院享有行政院長同意權、立委得兼任內閣閣員的配套，將能逐步朝向內閣制的「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的精神移動，部分解決半總統制下的總統與行政院長在職權上出現「有權無責、有責無權」的問題，對於化解政治僵局與推動進步法案也有正面的意義。

總統的職權可階段性進行調整，德國與新加坡總統職權可作為修憲的參考。平心而論，因為總統直選一直是台灣國族主義建構的象徵，直接總統虛位化有其難度，此在威權政體轉型的強人政治的遺緒有其路徑依賴的限制，這也是東歐、台灣與南韓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選擇半總統制的原因。

回想當初任務型國代推動的修憲內容，不論是立院席次減半或是採行單一選區並立制，都是國民兩黨的主導下權力交易下的產物，目的在於弱化彼時的台聯與親民兩個主要的小黨，當明年大選後，面對新的民意與政治發展的需要，政府其實有必要舉行憲改國是會議，處理現行政體體制政治效能不彰與正當性弱化的問題。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