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經濟暨哲學大師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出版曠世巨作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闡述政府無須監控市場機制，因為人們為了追求生存，終究會形成最能符合彼此利益的制度，它就是藉由「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在運作。換言之，自由市場所出現的供給與需求，價格與數量將會自然而然地達到均衡。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是用來隱喻可自我規範行為的「市場」(marketplace)。

在一七五○年代，稍早於亞當·斯密，法國已興起「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論，鼓吹：「讓它做、讓它去，世界會自我運行。」(Let do and let pass, the world goes on by itself.)換言之，「自由放任」所詮釋的經濟理論，主張自由市場的自行運作，可消除政府干預所形成的效率減損，更能促使價格、生產、消費與服務效能的增進。

國際社會經長期驗證的結論，這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彰顯「自由放任」的決策思維與市場制度，正是驅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力量。自一九九五年起，「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逐年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創設意旨即在呼應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立論。

倘若執此來檢視臺灣，溯自政治體制由威權逐漸蛻變成民主的同時，臺灣在經濟決策的思維，也相當程度由計畫經濟轉向為自由市場經濟，這是非常值得國人欣喜與珍惜的改變。因為倘無政治的自由，將不可能孕育出經濟的自由；而欠缺經濟的自由，必難以維繫經濟的永續成長。回顧溯自一九八○年代後期，臺灣政治體制的「寧靜革命」，的確奠立了臺灣經濟自由的礎石。

以二○一三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來說明，納入評比的一百七十七個經濟體，涵括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的絕大部分，顯示評比的對象極其完整。臺灣列名第二十，堪稱是相當優異的排名。於此值得一提者，「經濟自由度指數」自一九九五年創設以來，香港、新加坡均榮居前兩名。則在羨慕又怨懟：「為何香港、新加坡能，而臺灣不能？」我們可曾比對彼此經濟自由度的差異所在嗎？

此處所謂臺灣與香港、新加坡經濟自由度的差異，當然並非名次的表象差異，而是實質差異為何？換言之，政府應尊重市場的自由運作，並儘量消除對市場機能的干預。吾人倘嚴謹探究臺灣與香港、新加坡間的實質差異所在，上述羨慕又怨懟的話語，即可得出了答案。此外，排名在臺灣之前的許多國家，也值得比較經濟自由度的實際內容。畢竟藉此淬化出政府宜有的施政思維，不僅可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更是厚實我國經濟動能的最佳憑藉。

諸位讀者應有明確的結論：政府理當做好市場紀律的規範，俾因自由市場的公開與公平運作，使全體經濟參與者獲得應有的獎賞。而此項結論的前提是：政府不應同時參與市場的經營，否則豈只有裁判兼球員的混淆，政府一隻看得見的手，將無時無刻介入市場。試問政府倘同時參與市場的經營，政府這一隻看得見的手，必將是所在皆有而觸處可及!政府由於身為官股企業的大股東，基於股東權益與所屬員工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羈絆、加上國會的監督與審計機關的核認，當然不可能「自由放任」，而允許官股企業「讓它做、讓它去」了!

但令人遺憾者，政府同時為市場參與者的景象，卻充斥在臺灣。官股企業無論屬金融或非金融的領域，堪稱如上述：「所在皆有而觸處可及」，這是何等令人驚心動魄。試想亞當·斯密為後人所傳誦的規律：「一隻看不見的手」，它的精義在曉諭政府不宜干預自由市場的運行。詎料兩百三十餘年後的今日臺灣，我們政府公然持續參與市場的經營，而未予衡酌「私有化政策」(privatization policy)的莊重意涵，這豈是提升臺灣經濟自由度的應有態度。

倘有主張官股企業無礙於政府尊重自由市場者，由於我一向重視國際比較，爰奉勸就「經濟自由度指數」與臺灣被評比為「比較自由」(mostly free)的三十個經濟體，檢視如同臺灣當前景象者有那些吧!此外，鑒於後ECFA的臺灣與中國，經貿關係將愈趨緊密，爰分享諸位讀者，中國「經濟自由度指數」的排名，去年是第一百三十八名、今年則為一百三十六名!

臺灣與中國經濟自由度如此懸殊的差距，將來兩岸市場互動的情境，是水與乳的交融或是水與油的不溶？這恐怕政府的一隻手也不可能遮掩的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