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東「逃港潮」到中國「逃港潮」-《趙紫陽傳》書摘之二

盧躍剛 2019年10月29日 00:02:00

1960年代的廣東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國,十二個省、三十六個縣的人湧向廣東,廣東「逃港潮」已經演變成了中國「逃港潮」。(圖片摘自網路)

六十年代初期,伴隨著「逃港潮」的是「走私潮」,當時在深圳九龍海關辦了一個很著名的「反走私陳列室」,吸引了許多中央、外省黨、政、軍大員源源不斷的參觀,如國家副主席朱德元帥、全國婦聯副主席康克清夫婦,葉劍英元帥,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河北省委書記林鐵等。他們是來看廣東省的反走私成果?起碼不完全是。在「大饑荒」餓殍遍野的背景下,香港「西洋景」—資本主義的富裕和生活方式對誰都有吸引力。這些中央和地方大員匯流於「逃港潮」中,看眼花撩亂的走私物品,隔河眺望香港的燈火輝煌,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一次眼睛的「逃港」。

 

「眺望香港」,後來成為中共執政者的一個固定節目。香港作為一個事實的存在,很難漠視和迴避。把香港作為一個繁榮富強的榜樣,成為後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因之一。廣東人對「資本主義」的香港有著直觀的感受,信息暢通,很難實行愚民政策。人們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

 

雖然文革前後,「逃港」定性已經發生了變化,變成了「敵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稱謂,叫「逃港份子」,跟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五類份子」階級敵人同類,依然無損於香港的巨大誘惑和前仆後繼「逃港」的決心,而且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隱晦,絕無畏懼,白雲山水庫和珠江每天成百上千的練泳者,路人皆知,其中絕大多數是即將的「偷渡者」—「逃港份子」,就是明證。

 

「逃港」、「偷渡」與「包產到戶」類似,形成二十年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改革開放政策的兩隻輪子,理解起來很簡單,求生欲望使然。時任廣東省委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說得更直截了當:「為什麼人民要偷渡?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另一個是)香港三百多萬人口,其中兩百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裡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陸,一半在香港,叫人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

 

文革前後,「逃港」定性已經發生了變化,變成了「敵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稱謂,叫「逃港份子」。(圖片摘自網路)

 

「帝國主義逼的」談不上,「我們逼的」,才是要找的原因。有學者根據臺灣救濟逃港難民的有關資料,作了一個梳理。這些資料涉及五十六名廣東、福建兩省十九個縣市大陸逃港人士。結論不出預料:

 

五十六人中,男四十七人,女九人。年齡最大的六十一歲;未成年七人,年齡分別為四歲、五歲、六歲、七歲、九歲、十三歲、十七歲。平均約二十四歲,顯然青壯年居多……

 

從文化程度看,大專三人,高中畢業或在讀者九人,其餘四十四人都在初中程度或以下。至於職業,則包括在校學生、瓷器工人、手工業工人、醫護人員、小商人、紡織工人、家庭婦女、無業人員、建築工人、機械工人、教師及代課教師,比例最大的是農民,共九人。

 

政治面貌以「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居多。六人曾被勞改或勞教:三人因偷渡,一人因偷渡兼「偽保長」身份,一人因家庭歷史牽連,一人因民國時期就讀中央警校被判「歷史反革命」獲刑五年。還有一人被處十餘年管制,因其民國時期就讀廣州警校。出身地主、富農家庭被清算者最多,共十人。家人死於獄中或自殺者亦不乏其人。

 

至於宗教背景,佛教最多,有五人;基督教二人;道教一人;還有二人自稱信仰孔教。有宗教背景者,共計十人,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十八。

 

五十六名逃港人士,四十七份資料,是學者的隨機發現、整理、研究,卻很能說明問題。中共新政權的錯,顯然不僅僅是「三面紅旗」和「大饑荒」。陶趙改錯的決心,解決危機的務實態度,香港這條生路當然要利用。關於「偷渡」,陶鑄在公開的說法是:「我們廣東減少幾十萬人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樣做,既能夠解決我們的困難……等我們的經濟情況好轉了,可以再回來嘛。這樣不叫偷渡。」

 

5月22日,「反逃港」電話會議三天後,由趙率領,廣東省委成立了省、地、縣三級組成的領導小組趕赴寶安現場。寇慶延回憶說:「陶鑄當時在長沙考察,打電話給趙紫陽(當時是省委書記),趙召集民政廳、公安廳、政法委、軍區司令坐火車到深圳,看見沿途成群結隊的人往香港走。趙紫陽一路走一路說:『哎呀,絡繹不絕,絡繹不絕。』到深圳後,圍牆、鐵絲網外邊都扒滿了人,從鐵絲網下邊鑽。晚上,香港那邊一會打個照明彈,跟打仗似的,這邊的人群就喊『衝啊』。後來這邊調了一個多營的兵力把住幾個路口,又派當地的老百姓給人們送飯、送水,勸他們回來,調了幾百輛汽車往回送。」

 

趙在多個場合說逃港的人們「絡繹不絕」,用的是中性描述。「文革」期間,有知情者揭發說,省委還成立了「接待委員會」,國際旅行社廣東分社參加了「逃港潮」運送工作;省委交際處小車隊都參與了「逃港潮」廣州到深圳拱北的運輸,每天出車二十多輛,運送一百多人,每人票價一百多元,「幹了一個多月,估計共運六、七千人出境」。也就是說,官方參與了「逃港潮」的實際組織、運送工作。目前尚沒有更多的證據。此說備考。

 

1962年,趙紫陽(左二)在廣州。(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間接證據是陶鑄的話,以及廣州市市長曾生的話。曾生1962年初,在市委討論壓縮城市人口問題時,曾說:到香港去吧!放幾萬人出去怕什麼呢?現在那麼多人失業。口氣跟陶差不多。

 

「收口」時間,5月22日至7月8日。寶安一個半個月「反逃港」工作效果如下:

 

經過堵截,共遣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名外流人員回鄉,其中(香港)押解回來的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三人,收容三萬五千八百七十二人。6月24日至27日,寶安縣第一批鎮壓反革命開始行動,以公社為單位召開群眾大會,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全縣參加鬥爭大會的有九萬七千六百二十二人,占成年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土改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群眾性鎮壓反革命行動。全縣共打擊了敵人五百一十三人,其中逮捕八十二名,管制九名,鬥爭四百四十二名。

 

一手硬,一手軟。逃港要堵住,邊民要安撫。8月13日,寶安縣提出了《關於適當放寬邊境管理政策,切實解決邊防地區人民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必須解決的問題的報告》。摁住葫蘆起了瓢。邊境堵截、遣送,內地依然人流源源不斷地湧來。省委按照周恩來命令,統一部署堵截「逃港」期間,謠傳「英國女王生日,大赦邊境三日,沒通行證也可進入香港」,廣州火車站最多時聚集了上萬人,發生了大騷亂,即世人震驚的「東站事件」。

 

廣東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國,十二個省、三十六個縣的人湧向廣東,廣東「逃港潮」已經演變成了中國「逃港潮」。火車東站發生了燒警車、抓民警的騷亂。6月5日,廣東省省長、中南局第三書記陳郁在家召集了緊急會議。趙、副省長林李明、廣州市長曾生、廣州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等出席會議。關於事件的性質和應採取的措施,會議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以陳郁、林李明為代表,認為事件「有人策劃」,「是一起有組織、有策劃的行動」,「有港臺情報組織插手」。

 

趙不同意這個看法。趙堅持了5月17日晚全省電話會的定性和處置意見。趙說:「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麼矛盾。港臺特務插手畢竟還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還是老百姓沒飯吃,要跑香港。還是要以勸說為主吧,免得事情擴大。」陶趕回廣州,聽完情況彙報,說:「現在還什麼內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車都燒了,還人民內部?」決定立即調動部隊,實行戒嚴。

 

6月6日,解放軍開進了廣州市,包圍了火車站,清場,驅散群眾。

 

趙反對把饑民當敵人看,反對「有組織、有策劃」的「陰謀論」,反對戒嚴、鎮壓,主張以疏導為主,平息事態,這個意見被陶否決。這個情景,頗似1989年5月17日下午,鄧小平家討論「六四學潮」處理的提前版、縮小版。

 

「東站事件」共逮捕十六人,送勞動教養二十二人,行政拘留三十四人。與寶安模式相同,「東站事件」平息後,廣州實行了大規模的「鎮反」,以彈壓、威懾群眾。鎮壓毫無意義。民間逃港深入骨髓,以至有持續到了七十年代的逃港暗語流行,香港叫「K城」,廣州叫「大圈」,逃亡叫「較腳」,偷渡叫「督卒」。

 

接下來調整治粵大政方針,截至「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大致有三項:

 

夏,在趙的主持下,批准回復廣東毗連港澳地區的小額外貿,放寬邊境線以外若干地方群眾赴港探親的規定,另開口岸幫助在港有親友、有生活來源的群眾出境。

 

7月,趙親率工作組赴清遠縣洲心公社總結當地幹部群眾創造的「就地分糧」的典型經驗,將其歸納為「聯繫產量責任制」,加以提高、完善,在廣東全省推廣。

 

8月22日,趙主持批發《關於徹底建立和健全生產隊的生產責任制問題的意見》,內稱:「可以採取固定地段,一次包工到人,由社員個人(或戶)連續操作,管理到底的辦法,一次包到底。」

 

開放廣東與港澳地區的邊境小額貿易和接續高級合作社的方針政策,推行「聯繫產量責任制」,即包產到人、包產到戶、包產到組。毛的政策則是極左的「八屆十中全會」和1963年的「小四清(清帳目、清工分、清倉庫、清財務)」、1964年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在農村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1966年1月16日,趙紫陽(第二排左一)和毛澤東等人在武漢合影。(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四清」運動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綱領。這個綱領禍國殃民十五年之久,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正式宣告結束。它的提出聲稱基於鄉村現狀的九個事實、一個判斷。九個事實大致可歸納為:地主、富農在鄉村企圖復辟,進行階級報復;地主、富農份子腐蝕拉攏幹部,篡奪和企圖攛掇社隊領導權力;雇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出現了新生資產階級份子,靠投機、剝削發財;在機關和鄉村出現了一批貪汙盜竊份子、投機倒把份子、蛻化變質份子。因此「任何時候不能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否則,一個判斷是不能成立的:「那就不需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資本主義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拿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手裡」,「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可能出赫魯曉夫。因此要「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必須「反修防修」。

 

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極權主義治國的訣竅是不斷憑空製造階級敵人,不斷地運動群眾、教育群眾,讓人們相信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存在是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和迫在眉睫的威脅,以期在一種社會的普遍仇恨、恐懼氣氛中鞏固權力。1955年、1956年冬春,1957年、1958年冬春,1958年、1959年冬春,1960年、1961年冬春,1962年、1963年冬春,1963年、1964年兩年,最晚到了1989年、1990年和1990年、1991年冬春、1991年、1992年冬春,幾成一個規律,只要形勢緊張、社會危機或形勢稍有緩和的時候,要對農民進行新一輪剝奪的時候,要轉嫁矛盾和困難,拿基層幹部當替罪羊以平息農民憤怒的時候,以及進行秋糧徵購任務的時候,「社教運動」就來了。

 

※作者盧躍剛,記者、作家,長期從事非虛構文體——新聞報導和報告文學寫作,代表作有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中篇報告文學《創世紀荒誕——傻子瓜子興衰記》、《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鄉村八記》、《在底層》等,曾獲「中國潮」、《中國作家》、《當代》、《青年文學》、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徐遲報告文學獎、獨立中文筆會(2012年度作家獎)等多種獎項。本文選自作者最新力作《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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