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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圖曼治下的中東 並沒有比現在更穩定 -《終局之戰》書摘之四

民眾聚集巴格達街頭表達不滿。(湯森路透)

民眾聚集巴格達街頭表達不滿。(湯森路透)

至於在前鄂圖曼中東境內的幾個說阿拉伯語的國家,若有人哀嘆鄂圖曼帝國的覆滅,肯定也不難理解。土耳其人或許被視為征服者和治理者而不受阿拉伯人喜愛,鄂圖曼政府也的確腐敗無能,但鄂圖曼帝國為數百萬人既提供了不分派系、統合一切的最高原則,也提供了共同的身分認同。

 

在伊斯蘭教法下,非穆斯林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但大部分黎凡特(地中海東部地區)基督徒和猶太人在鄂圖曼人治下過得很好,且由於他們在與西方列強的貿易、交往上扮演了一定角色,在中世紀之後甚至享有某種特殊地位。這些少數族群的發達成功,的確常使他們成為仇恨、迫害的對象,但只要鄂圖曼的威信──和相應而生的,穆斯林子民對自己位在社會最高階層的自豪──仍完好如初,就存在一個大略的均勢,使大部分基督徒和猶太人不致受到最慘的傷害。一如哈布斯堡、霍亨佐倫兩帝國的垮台在中歐製造出不寬容異己、反猶太人的時代,鄂圖曼帝國的垮台也使中東步入動亂時期。

 

一九四八年的以阿戰爭和其後續效應,造成阿拉伯裔穆斯林與基督徒從巴勒斯坦集體出走,也造成猶太人從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在內的阿拉伯國家集體出走,雙方超過五十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巴格達城裡原本欣欣向榮的猶太族群,如今幾乎一個不剩。自古世居伊拉克、埃及的基督徒,如今人數只及於鄂圖曼帝國時期的極小比例,且這比例逐年降低。黎巴嫩的內戰迫使將近一百萬居民離開家園。沒人知道令人髮指的敘利亞內戰會如何結束,但根據此地區的往例,不管哪個主要的交戰派系(遜尼派或什葉派/阿拉維派)輸,似乎可以篤定該地居少數的德魯茲派教徒和基督徒不會有好日子過。而這些可能都只是即將到來之劇變的序曲,就在一場更大範圍的什葉派─遜尼派戰爭從敘利亞、伊拉克往外擴散之際,凱達和特別是伊斯蘭國之類泛伊斯蘭團體摧毀了僅存的舊國界,而這場伊斯蘭兩派的戰爭很可能不只會把伊斯蘭國,還會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這兩個境外的主要贊助者,捲進一場爭奪伊斯蘭正統的殊死戰。

 

不過,鄂圖曼帝國垮台後的中東史再怎麼混亂、暴力,我們都不該美化鄂圖曼的過去。不能因為西方世界對阿拉伯半島、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或巴勒斯坦的情況所知不多,就認為在遭第一次世界大戰粗暴打斷之前,中東是平和恬靜之地。一九一四年阿拉伯半島已陷入一場多重內戰裡,而境外的軍事勝負對該內戰的結果只有間接的影響。如果歐洲的影響真的具有決定性作用,那麼麥加的侯賽因肯定已成為公認的整個阿拉伯半島之王(或者,相反地,如果鄂圖曼帝國打贏一次大戰,大概會使恩維爾的人,伊本.拉希德,取得那一頭銜)。結果是伊本.紹德的瓦哈比派伊赫旺戰士,雖然和哈希姆家族一樣樂於把英國的補助金放進自己口袋,卻基本上在阿拉伯半島上闖出自己的一片天,而若沒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這一結果大概也差異不大。

 

敘利亞被直接捲入一次大戰的程度,的確遠比阿拉伯半島來得深。但使敘利亞在後鄂圖曼時代陷入動蕩的因子,一九一四年之前許久就已埋下,阿拉伯人的秘密會社與法國駐大馬士革的外交官密謀起事,猶太復國主義者得到從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到德皇威廉二世的每個重要人物求見。一次大戰使這些陰謀公開化,曝露了黎凡特地區深刻的族群──宗教裂痕,給了境外強權利用它們來圖利自己的誘因。協約國的勝利使法國得以宣告敘利亞為其所有,使英國得以支持彼此水火不容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和猶太復國運動。當初若是土─德陣營打贏一次大戰,這三個帝國(或準帝國)計畫大概都要戞然而止,從這個角度來看,若說一次大戰為以色列、阿拉伯人間的纏鬥不休埋下禍根也不為過。但這些緊張關係在巴勒斯坦鬱積已久,只是還未升高到白熱化。一九一七年夏,德國大使詢問鄂圖曼大維齊爾塔拉特帕夏,德國是否可以搶先英國人一步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塔拉特在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人被驅逐、屠殺期間擔任內政部長,因而對鄂圖曼少數族群問題的處理頗有經驗。他答道,「我樂見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但在他看來,這事沒什麼意義,因為「阿拉伯人會不由分說殺掉猶太人」。

 

把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境內無休無止的衝突怪在英法兩國頭上者,認為英法把行之有年的「分而治之」政策用在已然派系對立的地區,進一步惡化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基督徒與穆斯林、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等對立族群之間既有的緊張。這說法看來言之成理,但他們也應記得這些占領國於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就把駐軍完全撤出該地區,而那時第一次以阿戰爭還未爆發。

 

經過兩場波斯灣戰爭和現今由美國和其盟邦對抗伊斯蘭國的第三次戰爭,伊拉克可說已成為比以色列/巴勒斯坦更嚴重的地緣政治痛處。英國外交官於一次大戰後劃定的邊界,例如珀西.考克斯爵士所劃定,將伊拉克與一九九○年被薩達姆.海珊揮兵入侵的科威特隔開的那條「沙中線」,顯然並不牢固。鄂圖曼人始終未打算讓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和其他庫德人(與土耳其人)區,與南部阿拉伯人占多數的鄂圖曼省份巴格達、巴斯拉結合為一。

 

伊拉克境內的遜尼派─什葉派分界線,極接近巴格達附近的遜尼派三角區(Sunni triangle)和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卡巴拉,因此比伊斯蘭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此類分界線還不穩固,導致兩群體出現危險的離心傾向,什葉派穆斯林把目光望向東邊的伊朗,遜尼派穆斯林則望向南邊的阿拉伯半島,都冀求外部勢力的解救與贊助。這些群體打派系戰爭時,一如伊拉克的庫德人、阿拉伯人、土庫曼人從事族群鬥爭時,伊拉克境內人數較少的族群(基督徒和猶太人),大部分盡量壓低頭,避免遭波及。海珊的復興黨政權於二○○三年遭推翻後,伊拉克境內爆發駭人的暴力衝突,世人從中學到數個慘痛的教訓,其中之一是這個由英國帝國主義者草草拼湊起來的脆弱國家,其境內到處存在的部族間緊張、族群間緊張、教派間緊張,原來完全是靠史上最殘暴獨裁者之一的統治者牢牢鎮住。後鄂圖曼時代的伊拉克國內暴力,早在一九二○年就開始,且持續至今。

 

上面說的都是事實,但同樣真真切切的,在一九一四年之前,鄂圖曼美索不達米亞就是個暴力橫行之地,只是那暴力不是很特別(且不為大部分西方人所見到)。當時來此的歐洲人注意到建築上的一個怪現象,即當地的房子,明明位於極炎熱的地方,卻往往沒有窗子,只為防止有人隔著窗子開槍射屋裡人。當時,貝都因人襲擾村鎮乃至鄂圖曼駐軍司空見慣,只有傻子才會沒帶防身傢伙行走於美索不達米亞。英國駐巴格達領事不是傻子,才會搭乘有特製裝甲防護的快艇行走於底格里斯河上。

 

卡爾.費格多爾(KarlFigdor)一九一四年五月為《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報導,為了保護其工人,德國的巴格達鐵路公司不得不蓋起具有防禦工事的工寮。「一道連續不斷的帶刺鐵絲網圍住大院,」費格多爾寫道。「只有面朝受到保護之內院的窗戶和門可以打開……位在最危險區域的火車站完全沒有窗戶,牆上只開了與牆面成斜角的狹長口子,以保護車站,抵禦貝都因人的子彈。」就連受雇的穆斯林都得「每天由武裝衛兵護送到工地」。戰時,英國、鄂圖曼、德國的軍人都被貝都因戰士對待傷兵、垂死士兵的方式嚇到,他們像禿鷹般在每個戰場上打轉,看到倒下的士兵和掉隊的士兵即動手洗劫。德國老戰士漢斯.呂爾斯(Hans Lührs)寫道,「阿拉伯人把那些戰死者剝個精光,把屍體光溜溜丟在那裡,未予埋葬,往往也刻意損傷屍體。」不管伊拉克的國界如何劃定、由誰劃定,伊拉克永遠不會是個容易治理的國家。

 

如果說在過渡到戰後哈希姆家族(應該說英國)統治的過程中,有哪個鄂圖曼的治理優點喪失掉,那就是治理手段較溫和這一點。與其說鄂圖曼人對美索不達米亞治理不當,不如說他們幾乎未試圖統治該地。一九二○年夏,伊拉克暴亂最嚴重時,勞倫斯在《週日泰晤士報》語帶懊悔寫道,「我們的政府比舊土耳其體制還差。他們養了一萬四千名強徵入伍的本地兵,一年平均殺掉兩百名阿拉伯人以維持社會秩序。我們養了九萬的兵,還有飛機、裝甲車、炮艇、裝甲火車,在今夏這場暴亂中已殺了約一萬阿拉伯人。我們別指望能維持這一平均數。」不管勞倫斯的數據有多可靠,他觸及英國人──和後來美國人──在伊拉克所面臨的一個大難題。部族與部族、遜尼派與什葉派、庫德人與阿拉伯人爭鬥不休,但眾多交戰派系(除開土庫曼人這個少數族群),幾乎沒有哪個喜歡土耳其人,但至少土耳其人是穆斯林,透過鄂圖曼哈里發之位得以宣稱自己具有統治的正當性。除開人數不多的猶太人、基督徒少數族群,沒有多少伊拉克人希望由歐洲人(或美國人)統治。事後來看,就可以理解為何穆斯塔法.凱末爾決定不從英國人手裡奪回摩蘇爾,儘管摩蘇爾有豐富且眾所皆知的石油蘊藏。一九一八年後,伊拉克不再是土耳其的夢魘。

 

戰前的鄂圖曼─阿拉伯世界,整體來講可能不像戰後英法托管下的世界那麼暴力,但未必較穩定。在美索不達米亞之類的地方,鄂圖曼主權在一九一四年前大抵上是虛構的東西,儘管那可能是有用有益的東西。歐洲外交官、工程師、商人老早就開始侵入這個地區,即使沒有一場大國戰爭,他們很可能還是會在俄國漸漸接管東土耳其和北波斯之際,把巴勒斯坦、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納入西方的勢力範圍。在義大利戰爭中,鄂圖曼帝國丟掉了非洲,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丟掉歐洲盧梅利地區的大半,以及愛海琴、佐澤卡尼索斯群島的大部分島嶼。對於土耳其政治家一九一四年的參戰決定,最佳的解讀應是為免於衰落、瓜分作出的臨死前最後一擊,其盤算是利用德國軍力對抗覬覦鄂圖曼領土的更危險強權──俄、英、法(覬覦程度由強而弱)。即使同盟國打贏一次大戰(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開會時他們就自認已贏了)戰勝的德國最終很可能還是會扮演某種托管角色,監督土耳其的行政和經濟。即使走到這個情勢,半戰勝的英國可能還是會拿走鄂圖曼的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作為同意德國入主俄國、烏克蘭的交換條件。考慮到一九一四年時鄂圖曼帝國所面臨的安全問題,此帝國根本不可能無限期維持某種過去的狀況,只會有糟和更糟的路子可走。最後,凱末爾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放棄了治理不了的帝國和其令人頭疼的少數族群,贊成建立一個他們能以強有力手腕治理的單一民族國家,而且在這方面取得超乎預期的成就。在土耳其國界之外,鄂圖曼王位繼承戰爭還在打,而且看不出何時會結束。

 

※本文摘自《終局之戰(下):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和現代中東的形成》蘇丹重啟國會以應付革命,選後面臨外交與內政危機/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紐約巴德學院歷史系教授,獲獎無數。專長領域為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史,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俄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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